1998年5月25日，长篇通讯《庄浪人的骄傲》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了，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今，一转眼20年过去了。回想起这篇稿子面世的前前后后，回想起它带来的反响和效应，还真的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往事呢！ 一 1998年4月初，记者站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庄浪人，有当时的庄浪县县长王浩林、水保局局长田银厚。此外，还有一位，就是甘肃省水利厅的机关党委书记曹长久。他们来到记者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给我介绍庄浪县的梯田。
1998年5月25日，长篇通讯《庄浪人的骄傲》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了，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今，一转眼20年过去了。回想起这篇稿子面世的前前后后，回想起它带来的反响和效应，还真的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往事呢！
1998年4月初，记者站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庄浪人，有当时的庄浪县县长王浩林、水保局局长田银厚。此外，还有一位，就是甘肃省水利厅的机关党委书记曹长久。他们来到记者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给我介绍庄浪县的梯田。
1997年2月19日，我被人民日报社任命为驻甘肃记者站站长；2009年，“站改社”，改任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从赴任到退休，我在甘肃工作生活了13年。我刚到任的时候，甘肃省的新闻生态比较差。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人还不善于运用新闻媒体去推动工作、监督工作，不善于和记者打交道。记者到一些地区、厅局去采访，人家爱搭不理还算是好的，有时候干脆就给你来个闭门羹。这几位是第一批主动登门拜访的地方同志，见到他们，我心里自然很高兴。
他们几个人你说我插话，我说你补充，说得绘声绘色、滔滔不绝。我却不免有些疑惑——庄浪县修梯田会有些什么突出特点呢？会有些什么现实意义呢？会有些什么时代价值呢？我是北京知青，在陕北插过队，对修梯田、种庄稼并不陌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寨就修梯田了；人家修出了一个“农业学大寨”，修出了一个农民英雄陈永贵。庄浪梯田修得再好，还能和大寨相比吗？
那时，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是市场经济，是“砸三铁”，就是要“砸烂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修梯田已经是过去时的事物了。我们记者到一个地方去采访，就要写新闻；新闻的最大特点就是“新”，没有“新”，怎么写稿，又怎么能让稿件见报呢？当时报社还有一个会，让我回北京去参加。我跟他们商量，能不能等我开会回来再去庄浪。
见到我犹豫的样子，他们说，就是想请你去看一看，实地感受一下；稿子能写就写，不写也没啥！田银厚爽直地说：“百闻不如一见，去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再一拖，说不定又有什么别的事，还是现在就去吧！”
他们告诉我，庄浪梯田的最大特色，就是全县已经“梯田化”了。一个“化”字，引起了我的兴趣。同时我也想到，他们是第一批前来邀请我去采访的干部，不能拒绝，不能冷了他们的心，不能让他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于是我就跟他们说：“好吧！报社的会，我请假；我就跟你们到庄浪，去看看你们的‘梯田化’。”接着，他们又兴冲冲地向我说起“梯田化”的艰苦历程，介绍起庄浪县的巨大变化。正是在他们的热情鼓动下，我与庄浪结下了不解之缘。
4月10日，我到了庄浪，同行的还有新华社甘肃分社的总编辑申尊敬和记者谭飞、梁强。一走进庄浪大地，我不由得一阵惊喜。在河西走廊，看到的到处是戈壁黄沙；在兰州，看到的到处是荒山秃岭；这里到处是平展展的梯田，山岭上的草木已经泛绿。猛地看到这一片青山绿水，怎能不让人心旷神怡，欣喜异常！
放下行装，王浩林、田银厚立刻送来一大堆材料，书啊，报纸啊，打印材料啊，摞起来足有二尺高。他们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提供了很多线索，也确定了几个采访点。我对他们说：“我还得跟你们要一样东西——一张庄浪县地图。”
我铺开地图，在东南西北选了几个偏远的乡村，说：“你们定的采访点，我们肯定会一个一个去看；我圈的这几个点，也希望去看看。”我心里想，不能只听介绍，还必须亲自走一走，亲眼看一看，必须实地调查一下这些边边角角的乡村，了解一下那里是不是也修了梯田，全县的梯田是不是已经“化”了。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怕像有些记者采访一样，被采访对象糊弄了。
我们几个人在庄浪采访了十几天，行程400多公里，转了200多个梁峁、400多条沟壑，越转越惊奇，越转越踏实。
庄浪县一共有1553平方公里的土地，114万亩耕地，散落在402个梁峁、2553条沟壑中。以前，这片土地真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这些耕地真可以说是破烂不堪。那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十山九坡头，耕地滚了牛。”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土地，饱受风吹雨刷，每年还要被剥去6毫米的土层，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种下的麦子长得像细毛，有时候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即使是好年景，亩产也就一百多斤。
庄浪县委、县政府九届领导班子，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届干给一届看。他们率领全县40万人民，连续34年挖山不止、造田不止。庄浪人硬是在那些零零碎碎的耕地上，修出了94万亩水平梯田，梯田已经占了坡耕地总面积的91.74%（当时的统计数字）。他们移动的土方量，如果排成宽和高各1米的长堤，可以绕地球赤道6.5圈。我受到了震撼！我深深地感到，庄浪人修出了一个可以和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修出了一个可以永驻人间的世界奇迹！
庄浪的梯田真的“化”了，庄浪的面貌真的变了。我决心要用庄浪精神来采写庄浪人的不朽业绩，我要创作出像庄浪梯田一样的新闻精品；我要通过自己的报道，让中央知道庄浪人的伟大业绩，让全国知道庄浪人的伟大精神，让世界知道庄浪人的伟大创举！
我开始走向庄浪人——走进庄浪人的门，走进庄浪人的心。我要弄清楚，庄浪人是怎样修出了这些平展展的水平梯田；我要弄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们一步一步地改善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我们深入13个乡、24个村，采访了几十位农民，倾听他们的故事和希望；召开了十几次县、村、社干部座谈会，了解当地的过去和现在。我们每天和乡亲们促膝谈心，一起在炕头吃饭；白天走访，晚上开会，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那时，庄浪县宾馆的条件还比较差，楼上热水、冷水都没有，还得拿桶往上拎。每天回到宾馆，打水洗漱之后，我们就认真地梳理材料。几天过去了，看来看去，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一天晚上，我问县里的同志：“修梯田的那几十年里，有没有牺牲的人呢？”田银厚他们说：“有！”数了数、查了查，一共28位（当时的数字，据刘世文《咏庄浪梯田》记载共32位）。其中最大的是67岁的老汉杨彦芳，最小的是16岁的花季少女杨圈香。他们讲到了阎凤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说要去了解一下阎凤英的事迹。
他们说，阎凤英的老伴也去世了，两个大些的儿子在新疆打工，一个女儿嫁到了外地，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小儿子，阎凤英牺牲的时候，那孩子太小，恐怕采访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那个地方比较远，路也不好走，汽车进不了村，还是换个好去的地方吧。
我就跟他们说：“路远、路差都不算个事儿！乡亲们祖祖辈辈都劳动、生活在那儿，他们能在那儿走一辈子，我走一趟怕什么？再说跟阎凤英一起遇险的，还有两个活着的人，从她们那儿还能了解到一些情况呢！”
第二天，我们把车开到了沟口，步行到了村里。一个活下来的妇女叫程玉花，她不在村里。我们就去采访另一位妇女，她叫程梅花。她给我们讲起了当年修梯田的情景。
想当年，从秋收之后就上了山，一直干到开春，整整一个冬天，只是过春节的时候才会歇几天。大家起早贪黑，顶着风，冒着雪；镐头刨，铁锹铲；小车推，肩膀挑，年复一年地挖地造田。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冷，寒冬腊月北风寒，山坡冻得邦邦硬，一镐下去，只能刨出一道土印子。他们就先刨掉坡上的一片冻土，再挖土掏洞，砸下冻土盖子，边挖边运边平整，一层一层地修出水平梯田。
出事的那天，她们一大早就上了山。几个人弓在洞里，挖着挖着，突然，“轰隆”一声，头顶上一大片冻土塌下来，压在了她们身上。她被砸伤了胯骨，丧失了劳动力，至今瘫痪在炕上；程玉花被砸得昏了过去，七天七夜以后才能开口说话；阎凤英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历历在目的往事说完了，程梅花噙着泪水、撑着身子挪下炕，送我们出了门。
我随着大家径直去了阎凤英的儿子张新学家，开始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采访。
张新学家是土院子、土房子，破旧但还整洁。看我们一大帮人进了院子，张新学有点儿发愣。我们说明了来意，他才缓过神来，领着我们边走边聊，四处看了看。转了一圈儿，大家便进了屋。我们先是跟他拉家常，问了一些眼下的情况——种了多少地，打了多少粮，收入多少钱……这些他倒是说得明明白白；但是当问到修梯田、问到他妈妈的时候，张新学可真的就是一问三不知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问来问去，越问他越挠头。一个来小时过去了，还是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
带路的人有些不耐烦了，说：“算了吧，咱们还是赶紧去下一家吧！”我也有点儿着急，张新学更是一脸茫然。眼看着采访进入了僵局，大家七嘴八舌地催我走。我还是不死心，跟他们说：“要不你们先到外面转一会儿，我再跟新学聊聊。”他们陆陆续续去了院子，最后，同行的记者看看没什么进展，也出了门。我拉过张新学，俩人一块儿就着炕边蹲下来。我递给他一支烟说：“别着急，咱们先歇会儿！”
我慢慢地调整情绪，调整思路。气氛有些和缓了，张新学也不那么紧张了。我试着问他：“你们家里有你妈妈的照片吗？”他说：“没有。那时候家里穷，没有钱去照相。”
“只知道那年冬天，她天天修梯田，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才回家……”
聊到最后，我又问他：“到现在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儿呢？”他说：“只记得她天天忙，都顾不上做饭。”
“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事呢？比方说，你们吃什么、穿什么？”
“吃，穿……她穿着一双旧棉鞋，兜不住脚后跟。噢，对了，妈妈的脚后跟冻得裂开了大口子，疼得睡不着。有天晚上，她叫姐姐拿针线给她缝起来；姐姐一边缝，妈妈一边哼哼。第二天一大早，妈妈一瘸一拐又上了山，再也没回来……”
原来那天晚上，妈妈的叫唤声把沉睡的张新学吵醒了，他就看到了这个沉睡在心底的场景。
听到这些，我不由得一阵惊叹，多么好的人民，多么伟大的精神啊！我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高兴——我终于挖掘到了感人的故事和细节，文章有了生动的素材；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又感到难过——为了修好梯田，为了梯田“化”，庄浪人民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忍受了多少痛苦和牺牲啊！我暗下决心——用自己的笔抒写出庄浪人创造的英雄篇章！
采访结束了，开始构思稿子。写什么呢？我们写庄浪，不是写修梯田的教科书、编年史、老故事，不能只见数字不见事，只见事不见人，只见人不见精神；而是要塑造出庄浪人的英雄群像，要挖掘出庄浪人的伟大精神，要揭示出这种精神的时代内涵。
怎么写呢？首先要找出庄浪人业绩的闪光点。我认为，庄浪人有两个闪光点——一个是梯田，一个是精神。梯田的闪光点就在一个“化”字上，这是物质的、有形的，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着手。那么，精神的闪光点又在哪里呢？精神虽然是无形的，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只能依据客观事实去进行挖掘、提炼、概括和升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庄浪梯田和庄浪人为出发点，找出庄浪人的业绩与庄浪人的精神的对应点。
我反复地研究庄浪的梯田和庄浪人，力图以精炼、准确的文字来概括“庄浪精神”。这个工作必须在动笔写作之前就做好，因为它是这篇新闻报道的主题和灵魂。我一遍又一遍地钻进材料，还原那些已经远去的历史场景；一遍又一遍地跳出材料，开掘那些蕴含其中的精神元素。渐渐地，思路明确了，条理清晰了。
梯田保丰收
庄浪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在这样一片破碎、贫瘠的土地上，要想生存，怎么办呢？庄浪人没有想入非非，而是立足于面前的现实，找出了修梯田这条改变家园的根本出路。他们没有投机取巧，而是因地制宜，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从实际出发认识事物，在个别事物中运用普遍规律，这不就是实事求是吗？
早在修梯田的时候，庄浪人就总结了兴修水平梯田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很实用也很规范的操作标准和模式——“等高线，绕山转，宽适当，长不限”，后来还开展了人机结合修梯田。他们并不是逢山必修田，修田必种地，而是“沙棘戴梁峁，梯田围山腰，林草铺陡坡，水坝立沟壕”。运用先进的方式兴修水平梯田，运用合理的结构发展农业经济，这不就是崇尚科学吗？
庄浪人民没有等、靠、要，而是知难而进。他们流血流汗，不怕牺牲，连续大干几十年，修成了百万亩梯田，把“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现在又继续谋划二次创业，这不就是自强不息吗？
庄浪县干部群众用好、用足、用活梯田资源，兴起科学种田，发展林果业、养殖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不就是艰苦创业吗？
慢慢地，在不断的思索中，这种精神层面的理论概括就逐渐成形了。这就是以后广为流传的16个字——“实事求是，崇尚科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我给它定名为“庄浪精神”。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开始组织文章。为了能够写出像梯田一样的精品，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当时，田银厚等同志看到我们在采访中下了功夫，知道我动了心，也就直率地提出了他们的想法和要求——长篇通讯一定要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也给了我不小的压力。
《人民日报》发文章，不要说头版头条，就是上头版，也需要提前报选题。头版头条基本上是规定动作，就是上级布置的报道任务。我这次采访完全是自选动作，如果按照程序报选题，不要说发头版头条，就连让不让采写都很难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没到过现场，体会不到其中的时代精神，而放弃了这一典型报道呢？我索性不管那些，一门心思先写好了再说。
我跟田银厚他们说，一定要写出一篇能见报的稿子，力争写出一篇能上“报眼”（报纸的右上角）的稿子。嘴里这么说，那只是为了宽慰大家；自己还是暗下决心，瞄准头版头条写。
报纸的文章，尤其是头版，特别是自选动作，不会给大篇幅。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负载更多的内容、传递更多的信息、蕴藏更多的内涵，还真是让人费了心思。
我们把文章分成了三大部分，要回答三个问题——庄浪人怎样实现了“梯田化”，庄浪人凭什么实现了“梯田化”，庄浪人在“梯田化”之后干了些什么。我大学学的是中文，研究生攻读的是文艺理论和美学，比较注重文字的推敲。为了增强概括力和表现力，我下功夫制作了三大部分的标题。这就是：“高原上啃出青山绿水”“黄土中铸成庄浪精神”“梯田里崛起市场农业”。
初稿形成后，我先后做了十几次大的修改，小的修改不计其数。改了结构改段落，改了段落改句子，改了句子改标点，有时候干到凌晨两三点。基本成稿后，我又组织全站同志一起读稿、听稿、提意见。经过十几遍朗读修改，直到大家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才最后定稿。
为了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我还在遣词造句上做了努力，争取文章中能有几个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文眼”。最终锤炼出了一些比较生动的句子，例如，“曾经在沟沟坎坎间徘徊千年的饥饿与贫穷，终于被青山绿水挤走了”“高扬着‘庄浪精神’的庄浪人，正在用自己坚实的双脚踏出一条通向富裕文明的大路，正在用自己长满老茧的双手托起一个山川秀美的新庄浪”……
我还自己动手，配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庄浪精神》，对庄浪精神进行了概括、分析，提出全国都应该学习和弘扬庄浪精神。我还让县里同志挑选了几幅梯田照片，以便见报时配发。《人民日报》宣传典型的最高规格就是——头版头条通讯，配发压题图片，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
可以说，正是这些认真、细致、扎实的工作，为这篇通讯最终能够见报，能够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稿子敲定了，就等着送回报社筹划如何发表了。然而，做了这些，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再想想其他的办法，确保把庄浪这个典型更好地推向全国，让它产生更强的新闻效应，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这种方法必须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能够推动在更广的范围内、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程度上来宣传、推介庄浪这个典型。思来想去，还得依靠和借助组织的力量。
我是党员，又是党中央机关报记者，于是，就想到了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是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报告不可能直接写给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那样一来，不知道会送到哪儿，很可能会石沉大海，不了了之。最后决定，这封报告信写给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
因为深深地感受到了庄浪经验、庄浪精神的分量和价值，我在信中写道：“庄浪经验对于同类地区再造秀美山川是个很好的借鉴，庄浪精神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当前，无论是对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还是对困难企业和下岗职工找到新路，甚至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庄浪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庄浪精神都会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我在这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热切的希望——全国“各家新闻单位一起动手，有关部门采取其他有效的宣传方式，把这个典型介绍给全国人民”；也表达了真挚的愿望——恳请总书记“能在百忙之中亲临视察，或者委派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前来视察，这会给庄浪、甘肃、西北乃至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
为了强调庄浪经验的真实性，为了引起中央领导对庄浪这一典型的重视，我在信的最后特别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之所以极力推荐这样一个典型，不仅是出自对庄浪人民的崇敬和热爱，更是出自新闻记者、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以24年党龄和30年工龄保证，如果我们的文章和我的报告有虚假之处，甘愿受党纪、国法处分。”
1998年5月12日，我写完了给中央领导的信。随后，我想办法亲自把信送进了中南海西大门传达室。离开后，我的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这封报告信的命运和效果是什么，会不会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后来，还是其他的同志告诉我，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在报告信上做了批示。据他们讲，先是批给了主管农业的温家宝副总理，又批给了水利部部长钮茂生，于是就有了以后的水利部的验收和命名。
当时，我还分别给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许中田写了报告，恳请他们关注这一典型，宣传这一典型，推广这一典型。
这次采访，是我和新华社甘肃分社的同志一起进行的。按照县里同志的想法，是要上《人民日报》，还要上头版头条，当然，按照惯例，新华社也要发通稿。于是，我和新华社甘肃分社的同志商定，各自回总社，跟自己的总社沟通协调，必须保证两家同时发表，以免出现波折。
我带着稿子回到报社，直接向许总编汇报了庄浪的情况和我们采访的情况。他听了以后，也产生了共鸣，决定在头版头条见报。按照他的要求，晚上我拿着稿子去向值班副总编报告，请他帮助安排见报。
我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值班副总编问我是什么稿子，我就扼要地说了文章的内容。他一听就说：“修梯田有什么新鲜的，怎么能上头版头条呢？”我一看要有坎儿，就连忙把稿子的内容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有些感人之处还做了强调。最后他松了口，说：“既然老总都同意了，你就把稿子留在这儿，等着总编室安排时间吧。”
等就等吧，只要能见报就行！那几天，我天天晚上往总编室跑，盼着好消息。谁知道那些日子领导人的活动特别多，都是头条消息，稿子根本挤不上去。
5月17日晚上，终于盼出了头。我一进总编室，值班副总编就对我说：“别跑了，稿子明天见报。”我立刻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新华社甘肃分社的同志，请他们去协调新华社总编室，安排同时发稿。
看着稿子上了版，出了大样，真是心花怒放。我没有走，想一直等到报纸付印。
过了一会儿，值班副总编告诉我，稿子撤下来了，因为中央还有重大活动必须上头条。我连忙打电话，把这一新情况告诉了新华社甘肃分社的同志，请他们立即协调新华社总编室，赶紧撤稿子。
回到家里，我睡不着觉，开始为这篇稿子的命运担忧。我想，千万可别弄来弄去上不了头条，只能在别的位置上凑和了。不料，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了。
5月18日晚上，我又早早地到了总编室，还没等我开口，值班副总编就绷着脸说：“别等了，你那个稿子被毙了！”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去问问新华社吧！”我马上和新华社甘肃分社的同志联系。原来他们没跟总社协调好，新华社没有撤稿子，不仅发了通稿，还登在了《新华每日电讯》上。
一下子，我懵了，心里七上八下的。这可怎么办才好？值班副总编对我说：“真是爱莫能助，我们《人民日报》从来不发别人已经登过的稿子，内容相同的稿子只发本报记者的。”我左说右说，请他网开一面，他就是不松口。看到他那副不容商量的神情，我像霜打的庄稼——蔫儿了。
我跑到报社院子里，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这下子可如何是好？别说上头版头条了，就连见报都泡汤了。我给中央写了信，中央部门的领导也来电话问过稿子的事……这一来可怎么交代呢？
走来走去，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稿子见不了报，人家就会认为我说了假话，按照信中所说的，那就给个处分吧！处分就处分，这个站长不当就不当了！可是这么一折腾，庄浪人的业绩就要被埋没了，“庄浪精神”就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展现光彩了……个人事小，庄浪事大；个人受处分事小，庄浪人被埋没事大！为了庄浪业绩傲立天下，为了庄浪人挺直腰杆，为了“庄浪精神”传遍神州，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还要再试一把！第二天，我又去找了许总编，把遇到的岔子做了汇报，把庄浪人对《人民日报》的高度信任、对上《人民日报》的热切期盼，向他进行了倾诉，说到动情处，不由得热泪盈眶。许总编答应再帮助协调一下，让我晚上再去找一下值班副总编。
晚上，我一进总编室，值班副总编就半真半假地说：“你行啊，状都告到老总那儿去了。”我急忙解释。他挥挥手说：“好了，老总又发话了，咱们就照办吧。不过这稿子得改一改。第一，大标题得改；第二，评论员文章不配发了。”
我知道，他是想让《人民日报》上发的稿子和《新华每日电讯》上的有所不同，表示我们不是转载别人的文章。题目改就改吧。但是，我还是不甘心，请他无论如何配发一下那篇评论员文章，因为文章里总结和肯定了“庄浪精神”，如果不发，就会失去理论的概括，削弱文章的作用。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最后把长篇通讯的题目改成了《庄浪人的骄傲》，把评论员文章改成了“编者按”。
文章的题目原来是《重塑黄土高原》，这样一改，把泛指的黄土高原变成了特指的庄浪，反倒更醒目、更贴切了。评论员文章改成“编者按”，尽管不像原来那样连贯、完整了，但是其中还是保留了那16个字的“庄浪精神”，毕竟是比没有“编者按”还要强得多了。
修改完了，我并没有踏实，还是天天晚上往总编室跑，等着插空上版。这期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又一次催问稿子的情况，我告诉他正在等头条，可是心里没了底。我真的怕等来等去，又等黄了。那时候，真是度日如年啊！
5月24日晚上，我又来到总编室，值班副总编告诉我，明天见报。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千万可别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晚上回到家里，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
5月25日一大早，我赶到办公室，拿到了当天的报纸，捧起头版就看：压题梯田照片、醒目的标题——《庄浪人的骄傲》、“编者按”、正文，3400多字，占了上半版的一大半。终于开花结果了，我迷迷糊糊地回到家，倒头便睡，从早晨一直睡到了晚上。
5月25日的《人民日报》还没送到庄浪县，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庄浪人看到报道后，就纷纷给家乡的亲友打电话，传播这一喜讯。在中石化总公司南京第二建设公司工作的王德君给弟弟打电话时激动得哭了。他说：“没想到咱庄浪的梯田也上了《人民日报》，还是头版头条。在南京能看到咱庄浪的消息，真是又亲切，又骄傲。”
5月27日上午，庄浪县委召开了常委会和中心组学习会。大家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长篇通讯，生动、翔实地介绍了庄浪人民打破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桎梏，矢志不渝修梯田，将千里赤地改造成秀美河山，创造“全国第一”“人间奇迹”的艰难历程和感人事迹，这是对“庄浪精神”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饱含着党报对贫困地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之情。随后，县委、县政府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县上下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开展《庄浪人的骄傲》和“庄浪精神”的大讨论，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念、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努力开创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在庄浪县“梯田化”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庄浪县水保局更是一片欢腾。27日下午，水保局把文章复印了2000多份，干部职工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悬挂横幅，设点赠送。四邻八乡的群众争相传阅，奔走相告。许多偏远山区的群众听到县广播电台的广播后，兴奋地说：“咱在穷山沟里苦干了几辈人，终于让党中央也知道了咱庄浪，知道了咱庄浪人的精神，咱一定不辜负党报的关怀和期望，继续艰苦创业，建设美好家园。”
5月28日上午，甘肃省水利厅召开了“学习庄浪精神建设秀美山川座谈会”。会上，首先朗读了《庄浪人的骄傲》，全场鸦雀无声，人人静听文章。大家都为庄浪人民的业绩和精神打动，异口同声地说：“这篇文章具体深刻，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鞭策和鼓舞；《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把‘庄浪精神’提升到了理论高度，让梯田化第一县站住了脚，让‘庄浪精神’站住了脚。这不仅是庄浪人的骄傲，更是甘肃省的骄傲。这也说明甘肃省按照‘庄浪精神’干下去，大有希望。”
《庄浪人的骄傲》和庄浪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长篇通讯被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的报刊转载。日本、以色列、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到庄浪考察，他们纷纷称赞庄浪梯田是世界奇迹。
关于《庄浪人的骄傲》的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我还要说，往事中最让我难忘的还不是稿子，不是从稿子的采访到撰写、到见报的这个曲折的过程，而是庄浪人民对我的一片深情厚谊。
《庄浪人的骄傲》见报后，庄浪县在县城立了一座颇为壮观的“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纪念碑。几百字的碑文中，记下了庄浪人的不朽业绩，还记载了《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1999年12月11日，庄浪县委县政府代表40万庄浪人民给记者站赠送了铜匾，铜匾上写着“梯田县铸造庄浪精神大手笔谱写辉煌篇章”。正是由于《人民日报》的大力宣传，庄浪精神才得以走向全国。
2017年11月7日，平凉电视台的同志到家里来采访我。我给他们讲了庄浪的故事，讲了我和庄浪的故事。我给他们说了两句话作为结尾，这就是我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