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才华横溢，还是一位实至名归的治水专家，他在陕西修建利民湖、在徐州筑堤抗洪、在杭州疏浚西湖......其还撰写水利著述《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被水利部评为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才华横溢，还是一位实至名归的治水专家，他在陕西修建利民湖、在徐州筑堤抗洪、在杭州疏浚西湖......其还撰写水利著述《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被水利部评为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一生漂泊，晚年被贬谪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期间，更与珠江结下了不解情缘。他为广州设计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在惠州修筑“两桥一堤”，在儋州指凿双泉、“东坡井”，留下了为人称道的治水佳话。
1094年，苏轼被贬谪惠州，听说临近的广州城“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原来，受海潮影响，广州江水苦咸，严重危害老百姓身体健康，城中时常发生瘟疫。苏东坡根据治理杭州的经验，向广州太守王敏仲写信提出，将离广州20公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通过竹管引入城中，解决饮水问题。王太守听从了苏轼的建议，兴建了这一引水工程，使广州居民在900多年前就喝上“自来水”。
苏轼在信中写道：“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尔。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
蒲涧山，即现在的广州白云山，山中溪水清冽甘甜，被称为“甘溪”。虽然山上有优良水源，但如何避免污染，源源不断流入千家万户呢？苏轼的构思便是在山中的滴水岩下开凿石槽，承蓄飞流直下的泉水，并用多管凿空的竹筒相连，作为自来水管，顺着由高到低的地势把水直接导入城区。泉水引入城区后，储蓄在以石头修筑的大水槽中，再用其他竹管作为分水管道，分流到遍布城市的小水槽里，让民众在家门口就可享用淡水。
建议被采纳后，苏轼又考虑到该自来水工程的后续维护工作，提议道：“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他提议，在每根竹管上钻小孔并塞住，有了这些小孔，日后即使发现水管堵塞，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明堵住的竹管并进行更换，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
史料记载，苏东坡两次经广州曾游览白云山、南海神庙、六榕祠（前身为净慧寺）等胜迹，并留下题咏或手迹。苏轼在广州逗留时间很短，却解决了广州老百姓饮用苦咸水问题，使广州成为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目前，广州博物馆还有苏轼设计的自来水装置模型展出。
苏轼抵达惠州不久后，他便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行不便。城西丰湖虽有长桥，但年久失修，不能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城东是江溪合流处，原先有桥但已被废毁，民众只能以小舟往来，然而常因人多舟小导致覆溺。于是，苏轼毅然上书当时的广东提刑官，陈述修桥的必要性，谋划并资助兴建了“两桥一堤”，至今仍为惠州民众提供便利。
根据苏轼提出的方案，民众在惠州西湖的平湖与丰湖之中先用土石“筑进两岸”，形成一道宽阔的石堤，再用“坚若铁石”“白蚁不敢跻”的石盐木在堤间建桥，并取名为西新桥，桥下有六个大小不一的洞眼，便于船只自由穿梭。后世为纪念苏轼，将长堤命名为“苏堤”，堤上的西新桥又被称为“苏公桥”。
西新桥足足使用了一百年，至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惠州太守林复才将西新桥改为石桥。后来西新桥又经历多次重修，现桥是1983年修筑后的面貌。
1095年，在苏轼的规划与帮助下，惠州百姓在西枝江与东江的交汇处用40只小船相连为20舫，再用锁石碇固定在江中，随水涨落，行人都可以从船桥上通行，这便是宋代粤东江河上最早建起的浮桥——东新浮桥。九百多年内，两岸交通就靠这一座浮桥，历代修葺不废。
“两桥一堤”工程进行到一半时资金不足，苏轼不仅捐出了皇帝御赐的犀带，还向弟弟苏辙去信求助。苏辙和夫人闻讯，对兄长的义举激赏不已，也捐出了朝廷赏赐的黄金。见父母官如此慷慨，惠州民众也纷纷解囊，凑齐了工程款。
据《岭南科学技术史》记载，宋代广东建造的桥梁，一是用岩石砌成的石桥，二是以木为墩支撑的木桥，三是用舟船贯联的浮桥。而苏轼提议兴建的“两桥一堤”——东新浮桥、西新木桥与苏堤，“构思之新颖，用料之讲究，技术之成熟，堪称广东桥梁史上的代表作”。
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轼被放逐到海南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至1100年6月20日离琼，在海南他共生活了近三年。到达海南后，苏轼在琼郡城东驿站（今五公祠金粟庵）暂住了十多天。那时，因海南淡水稀缺，百姓喝的都是咸积水，导致致痢疾热病层出不穷。苏轼看在眼里，挂在心头，意欲为琼州百姓排忧解难。
“琼山郡东，众泉觱发，然皆冽而不食。丁丑岁六月，予南迁过琼，得双泉之甘于城东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满，泉相去咫尺而味异。庚辰岁六月十七日，迁于合浦，复过之。太守承议郎陆公求泉上之亭名与诗，名之曰泂酌。”
根据苏轼在《泂酌亭并叙》中的记载，下榻驿站的十余日内，他在城墙东北角发现了两个泉眼，这两个泉眼虽相距咫尺，味道却大不相同，其中一口泉眼泉水甘甜，适合饮用。他马上叫来村民并亲自指导开凿双泉，从此当地人民便有了甘甜可口的泉水饮用。该泉因水面经常浮现粟米状小泡而被命名为“浮粟泉”，是五公祠内留存遗迹之一。
在海南期间，苏轼除了指凿双泉，还耐心地教化儋州人民讲究卫生。他发现儋州百井皆咸，便带着学生四处勘察，并在天庆观（今儋州中和镇桄榔庵的西南角）耗时数日挖出了一口淡水井。百姓终于喝上不带咸味的井水，传染病的发生也减少了，水井因此得名“东坡井”。
苏轼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指出：“治河之要，宜通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他认识到，如果人类活动过度地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那么水就会“激而作之”，这也体现了“人水和谐”的理念和智慧。
水患虽不可避免，但苏轼认为，通过努力是可以将其战胜的。在《钱塘六井记》中，他批评道：“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认为，治水应该未雨绸缪，立足全局，规划周全，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易经》中关于水的特性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发挥，他的治水理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水之特性的认知。如他对风水“涣”的解释是：“世之方治饿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滥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有了对水性的深刻认识，行之于治水实践，便形成了苏轼就水性而因势利导的治水方略。
基于对水性的认识，苏轼进一步提出，水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对其加以控制利用。其《滟滪堆赋并序》曰：“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必有必然之理。”水虽有千变万化的形态，但通过人的意识是可以加以认识归纳的，只要人们弄清水的规律，就可以利用水造福于民。而这种“利民为本”的思想，也为他在水利方面的成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苏轼一生，虽宦海浮沉，却始终心系百姓，不仅留下了滋养人们心灵的文学艺术创作，还留下了许多造福百姓的水利工程和著述，永远值得世人敬仰和怀念。
（苏轼）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汇于城下......筑东南长堤......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従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徐州太守苏长公，夜呼禁卒登城墉。一身未足捍大患，岂无木栅兼竹笼。戏马台旁二十里，有堤横亘长如虹......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有尽恩无穷。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