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长溪流域畲族聚落与住宅为例，基于文献和实地调查，考察聚落的分布、形成及其构成，梳理畲族住宅的类型以及平面、空间和构架特征；揭示传统畲族聚落及住宅的生成原因及其从简单到复杂的建筑结构和空间构成演变规律；进而从山地环境、社会生活和营造技艺等方面归纳长溪流 域畲族聚落与住宅的文化特征；同时引入耗散结构理论对畲族及其建筑文化的形成机制作出阐释。希望从流域的视角为民族建筑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本文以长溪流域畲族聚落与住宅为例，基于文献和实地调查，考察聚落的分布、形成及其构成，梳理畲族住宅的类型以及平面、空间和构架特征；揭示传统畲族聚落及住宅的生成原因及其从简单到复杂的建筑结构和空间构成演变规律；进而从山地环境、社会生活和营造技艺等方面归纳长溪流 域畲族聚落与住宅的文化特征；同时引入耗散结构理论对畲族及其建筑文化的形成机制作出阐释。希望从流域的视角为民族建筑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0 引言
1 畲族聚落与建筑研究文献综述
2 长溪流域畲族聚落的分布、形成及其构成
3 长溪流域畲族住宅类型与特征
4 长溪流域畲族营造技艺与文化特征
5 流域视角下的畲族及其建筑文化
6 余论
东南小流域畲族聚落与住宅
建筑 研究 ——以福建长溪流域为例
An Analysis of Settlement and Residen
ti
al Building Patterns of the She
Minority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Changxi River Basin in Fujian Province
畲族是我国东南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其起源并不明晰，学界持有多种族源假说。畲人多认为本族是忠勇王和上古高辛帝（“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喾）三公主的后裔；有学者将畲族作为瑶族的一支，纳入“华南山地民族”的视域下考察；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畲族与汉族客家民系关系密切，推测都是西晋永嘉之乱以来的五次较大规模移民在闽粤赣地区与当地土著合流而成为畲客的源流，或是在中唐时期因“安史之乱”南迁至闽粤赣山区的北方汉族的一支与当地土著融合后形成畲客人。明中叶以来，畲客逐步分离，原属畲民聚居区的闽粤赣交界地逐渐成为客家人主导的住区，而畲人的大部分迁徙至闽浙沿海及闽浙赣山区；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畲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由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需要而逐渐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族群。
“畲”在现代汉语中是专用于畲族相关的称谓，如“畲语”“畲歌”等。而在古代，“畲（shē）”多作“畬（yú）”或“輋（shē）”，其中“畬”一指连续三年耕种的田地，另指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而“輋”则指山林里结庐而居的人。
可见，“畲”字本身就具有多重含义，古代文献所记“畬民”“輋客”等亦各有所指；且畲族在形成过程中又与瑶族、客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些问题增加了畲族族源问题的复杂性。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历史信息是，早期畲族聚居于东南地区的高山丘陵地带，过着刀耕火种、结庐而居的游耕生活。
一般认为，畲族早期的聚居地在闽粤赣交界地一带，尤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中心，宋元时期畲民逐次向北迁徙；明清之际，畲民再次北迁至闽浙沿海及闽浙赣交界地。闽浙赣地区遂成为畲族的主要聚居地，并由此发散至浙北、皖南等地。
明清畲族迁徙奠定了如今畲族“大分散、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
明清两季，伴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从沿海平原转向内陆丘陵山地，深居山野的畲族也迎来了发展的转机，在土地贫瘠、耕作灌溉条件不足的山区，种植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成为畲民的主要生产活动，其产出也参与到当地的商品交换之中，促进了地方商品经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畲民也逐步从游居转为定居，尤其在清朝畲汉一体的“齐民”政策下，各地畲民纷纷编户入籍取得身份，原本力分势弱的畲民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积累壮大，在政治上也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地位，如可以参与科举取士等。在此过程中，畲族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关系从冲突对抗走向和谐融合，其不断学习借鉴与融入汉族文化，除了建房起厝外，修编家谱、营建祠堂等传统汉族社会中用以加强族群认同的家族行为也被畲族引入，各地畲姓家族的族谱与祠堂也因此兴修，不少延续至今；甚至在清末还出现“福宁山民会馆”这样跨地区的多姓畲民联宗式祠堂。
长溪是福建省东部独流入海的一条河流，也是闽东第一大河。长溪发源于鹫峰山脉和洞宫山脉，其上源东溪和西溪自浙江省泰顺、庆元二县流经福建省寿宁县、柘荣县等地，汇合于福安后称“交溪”，水流向南经福安市区，并接纳茜洋溪、穆阳溪后流入东海。长溪水系的主要部分在福安市境内（
图1
），浙江庆元人因此称之为“福安江”。毋庸置疑的是，长溪不仅塑造了闽东的基本地理格局，也深刻影响了闽东地区流域文化。
长溪流域文化是东南沿海地区富有特色的小流域文化代表，整个流域呈树根状扇形分布，汇聚百川后形成的干流自北向南注入东海，流域腹地高山环绕，形成既相对封闭又开放的地理格局与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流域内的早期生产技术和文化基本上都是从外部经由港口输入，而当地出产的矿产、林木、布匹以及茶叶等物品又通过港口输出至各地。港口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地方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长溪两岸由此形成了众多墟市与市镇，繁荣的商贸活动也带动了地方文化的兴盛，儒释道文化至迟于唐代就在此落地生根，西方的天主教在明末就已传入，基督教也于清末在此落脚，多元文化的融合造就了长溪流域独特的文化特征。
闽东地区地处闽浙交界山区，是畲民较早迁入的地区之一。据相关研究，唐末王审知率众入闽时，就有盘、蓝、雷、钟姓畲民随之泛海从连江登陆并在罗源定居，之后罗源畲民北迁成为闽东畲族的始迁祖。明中叶始，闽粤赣地区的畲民大规模北迁，地处“闽头浙尾”的闽东地区成为畲族的主要迁入地，如今众多的畲族族谱也大多记载着本族自明代迁入的历史。近来有学者揭露，有着“流动”文化基因的畲客族群的分野大致就在明中叶，由于对采矿与冶炼业的执着和追逐，畲客族群的一支——也就是后来的“畲民”北迁至闽浙赣的群山之中，继续着对矿冶产业的坚持。这或许是闽浙赣畲民从闽粤赣交界地迁徙而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历经明嘉靖倭患、正统景泰年间矿民暴乱、万历洪水以及清顺治战乱等灾祸之后，闽东地区的原住汉民人口减少，畲民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伴随着长溪流域的进一步开发，畲民在清代得到了长足发展，畲族人口迅速扩大，大量聚落村居逐渐形成。
早期的畲族研究多集中于民族学领域，专门论及聚落与建筑的文献很少，一般散见于民族学范畴的调查记录。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浙江云和人魏兰以笔名“浮云”所著的《畲客风俗》是近代最早的畲族研究著述，记录了浙江处州府（今丽水）景宁、云和、遂昌等地的畲民祠堂、住居和生活风俗。1929年，同济大学教授、德国学者史图博（Hans Stübel）和学生李化民在浙江景宁畲乡调查并撰写了《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其中记录了景宁畲族的聚落、建筑、生活场景、祭祀仪式、宗教信仰、畲汉关系等内容，这是西方学者首次以人类学视角对浙江畲民进行的考察。此外，民国时期胡先骕、钟敬文、沈作乾、管长墉等人也以浙、粤、闽等不同地区的畲族聚落为对象，记录了当时各地畲族的生活形态、住居样式、祠堂祭祀、宗教信仰等信息。
1950年以后，国家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历史社会情况调查得到开展，为各地畲民的生活状况留下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这批资料与1982年国家民委为“抢救畲族文化遗产”所做的调查报告一起，成为后来编写《畲族简史简志合编》《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等文献的重要基础。其中，对浙、闽、粤、赣、皖五省畲民的住居与生活形式、祠堂祭祀仪式、工匠生产信息等内容做了详实记录。
1980年以后，区域性畲族史志的编写工作大量开展并延续至今，这些文献成为认识各地畲族聚落与住宅概貌的重要资料，内容涉及村落概况、住宅形制、营造活动、居住习俗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有专门关于畲族聚落与建筑的研究成果问世，研究者主要来自建筑学、艺术学、人类学等领域。1996年福州市文物考古队骆明勇等《连江小沧畲族古建筑》是畲族建筑研究的发轫之作。1998年，同济大学王绍周教授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民族建筑》大系在“民族概况篇”中将畲族住宅特点概括为“
大分散、小聚居，民居以泥墙瓦房或茅草房为主，多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住宅，建筑式样与汉族农村住房相似
”。郑工通过对闽东地区三个畲族聚居区域的住宅建筑进行研究，考察住宅形制与空间功能之间的变化，提出其与盘瓠崇拜方式相关联的二级递变结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工的研究中，将闽东畲族分为“霍口溪上游地区”“穆阳溪中段流域”和“霞浦、福鼎等沿海山区”三大聚居区，这与本文探讨的东南小流域视角有一定共通之处。
此外，戴志坚论述了福建畲族民居生成的历史原因，并对三种类型的畲族建筑作了个案分析。丁占勇以区域文化视角对浙南畲族传统住宅的生成、发展和空间演进作出讨论，分析了不同阶段下空间形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石奕龙和张实通过对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的调查，详细记录了村中住宅的平面形制、构架类型、居住与营造习俗等内容。
2010年以来，有关畲族聚落与建筑的研究逐渐增多，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类：一、针对特定地域的聚落或建筑个案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闽浙两省，对相应畲族聚居区的历史文化、聚落空间形态、建筑形制、营造技艺等方面进行研究；二、聚落或建筑空间的类型与特征研究，此类研究从空间构成要素、材料、形制、技术等不同方面入手；三、建筑与习俗文化的关联性研究，此类研究多从畲族住宅的结构功能、空间布局、陈设器具、装饰艺术、营造活动等方面探析其与畲族文化习俗的关联性；四、聚落与建筑的保护更新研究，聚焦于对相应案例的保护更新方法和策略作出探讨。
总之，上述关于畲族聚落和建筑的研究关注点各有侧重，但大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形成整体视野的研究。尤其针对东南小流域这一畲族聚居地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鲜有学者从这一在地性视角切入探讨。
长溪流域内畲族聚落主要分布于福安市和周宁、寿宁、柘荣等县。其中，福安市作为长溪流域的核心地带，是当今畲族人口与聚落分布最多的县市（
图2
）。据清光绪《福安县志》载，当时的福安县“凡三十二都四十八图”，几乎所有“都”均有“畲民村居”。现今福安市穆云、坂中、康厝三个畲族乡位于长溪流域中游，三个乡下辖的畲族村约占福安市总量的1/3，是当地畲族聚落分布的核心腹地。
早期的畲民长期游耕于东南山地，往往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临时的住居选址只要满足生产生活与安全防卫即可，因此往往择居于荒山野岭、山高林密之处，如清光绪《临汀汇考》记载“
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多在山水严恶之处，天日阴晦，草树溟濛，其中鬼魅混迹，与人肩摩往来，恬不避忌
”。
徙居初期，由于畲族本身势单力薄且作为外来移民，并不能享有河谷与山麓平原这样的优良地块，只能在山腰或山脊处寻找适宜的居所，或买或租。但此时畲族肇基祖在选址相地时，除考虑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源外，受到汉族堪舆术的影响，也会遵循一些风水原则，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畲族自身特点的风水观念。如福安市下和安村《和庵雷氏宗谱》载：“
士旺公清初之际始迁邑之溪塔，不数载择居于五都和庵，意其时荒虚旷野，人迹颇稀，而公于焉，相其山林，观其流泉，觉此地山环水秀，土泉润甘，于是结庐构厦，凿井耕田。
”《颍川钟氏族谱》载：“
禾庵虽僻壤而清泉、白石亦自有幽奇之境，为高人之所登逰。传之异日，人往风存，即谓山川附之，以光辉可也。
”由此可见，和安畲族先祖在择基时充分考虑了当地良好的山水条件。
当然，山地条件有限，理想完美的自然风水环境很难得到，因而畲族也借助人工力量来弥补自然的不足，比如在村落周边种植风水林，既能够防护山野之风，又能够培育村落之气，即所谓“
以树木培荫风水
”。上和安村《颍川钟氏族谱》载《肇迁祖静三公家训·培居土》云：“
人有栖身之地，方可安生乐业。大凡村落皆有树木环卫互荫，望之郁郁葱葱，称为胜地，即生聚绵长之道也。吾族后山奇险，更宜培植树木，以御风水。现在前人培植成材，可为百年之计。亟须协力保护，毋得妄为剪伐。
”下和安村《和庵雷氏宗谱·家范》载：“
重培植。山内老树，祖宗手泽所存，原以护卫风水。任意砍伐，根株殆尽，知克肖子孙。嗣后务必惜，留箓成林，庶郁郁葱葱然一族巨观。
”
长溪流域畲族聚落与闽浙赣交界地的总体情况大致相差无几，大多数都分布于山湾山岗之间，极少数才在河谷小平原上。无论何种情形，畲族聚落中的建筑基本都会选择在向阳避风与水源充沛处建房立舍。由于长溪流域的畲族大多是明清以降的移民，他们的聚落基本都在海拔相对较高的荒野山地。聚落依山就势，顺着等高线布置住宅，垂直于等高线安排村落中的主要街巷，形成纵横交错的格局。
当家族繁衍到一定规模，经济实力增强后，有条件的畲族聚落会开始建造宗祠、神庙等公共建筑。宗祠、神庙的位置通常并不在聚落中心，而是位于聚落的边缘，其前面的广场是畲民聚会、休闲的场所，在畲族聚落中属于较高层次的公共空间，因而在绝大多数畲族聚落中并不常见，少数典型的案例如福安金斗洋村、霞浦半月里村等。
一般而言，畲民深居山野、随遇而安，其早期的聚落形态比较简单，往往是由零星的屋宇构成，如清道光《建阳县志》载，畲民“
所居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
”。畲民在历经数代繁衍后才逐步形成家族，因而需要不断迁拓居住空间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
长溪流域畲族聚落受自然与社会条件限制，一般位于山腰或山坳，规模不大，聚落构成要素比较简单。归纳起来，这些构成要素可分为两类：建筑类要素和非建筑类要素。除少数池塘、树木等非建筑类要素经人工改造纳入聚落体系，其他构成要素均属人工建造。建筑类要素按照其在聚落构成中的地位，又可分为主导型要素和非主导型要素（
图3
）。其中，住宅在数量、形态上均占主体地位，成为构成聚落人工景观的基本肌理。此外，祠堂、神庙、桥梁等公共设施对聚落的整体构成方式也有重要影响。上述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长溪流域畲族聚落的整体环境，成为理解聚落价值的重要部分。以下对两个长溪流域典型畲族聚落构成要素进行分析。
坂中畲族乡廉岭村坐落在仙岫山脉南麓的廉岭古道边，村因廉岭得名，相传在明代廉岭上曾设有烽燧，用于防御抗击倭寇。山上的廉岭古道可通往福安县城，路边现存一座路亭。廉岭村是典型的畲族村，分上、下两村，上村主姓雷，下村主姓钟。雷姓于清顺治二年（1645）迁入，尊雷氏祥公为一世开基祖，至今已至二十余世。钟姓于清乾隆年间迁入，尊钟进生为肇基始祖。上、下廉岭村现各存十余座土木结构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下廉岭村带有炮楼的钟发金宅和供奉平水大王、五显大帝的西山保障宫（
图4
）。此外，村内还留存有“韩阳十景”之一的“廉岭孤树”景观（
图5
）。
康厝畲族乡金斗洋村，位于穆阳溪畔，背倚岭坪山，是雷氏畲族聚落（
图6
）。据《金斗洋雷氏宗谱》载，雷氏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移居金斗洋，三年后雷姓先祖忠禄公于薛姓人手中买下金斗洋山场。村内留存的数十栋土木结构住宅顺应山势而建，东南山坡上存有建于清嘉庆年间的雷氏祖屋雷朝宝宅。此外，村口还建有“永镇堂前”雷氏宗祠，供奉金斗洋村“雷大三十二公”。
长溪流域的汉族传统住宅常被称作“厝”，畲族的则称作“寮”。畲族住宅主要有草棚、草寮、泥寮、瓦寮、砖寮等形式，由于草棚、草寮和泥寮构造简易、材料不耐久，难以长期保存，因而遗存较多的是以土木、砖木结构为主的瓦寮和砖寮，大多建成于清中晚期。
据当地人回忆，福安早期还存有畲族居住的草棚或草寮，但如今很少有这种类似“茅茨”形制的住宅遗存。清光绪《长汀县志》记载畲族“
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狄为户牖
”，由此可知其做法“
通常以数根竹木为支柱和支架，用小竹或竹片缚成框格屋架，其上覆盖茅草、稻草等编扎成的草帘片，以葛藤或竹篾扭扎固定。墙体多以小竹片或芦苇杆编成篱笆围成，俗称‘千枝落地’墙体。屋内的隔墙以竹篾编成，有的涂上泥巴，但大多数没有隔间
”。
据相关学者的调查，浙西南山区的畲族传统住宅经历了草棚、草寮、泥寮、瓦寮、砖寮的演变过程。浙西南地区畲族“草棚”和“草寮”的建造方法大致如下。
草棚结构简单，两端用两根有桠杈的树干作柱，中间架横条作栋梁，两边架上若干小木料，上端用山藤捆扎于栋梁，下端着地，以结成的草片作盖瓦。草棚的一侧开一户门，门用竹片或木片与狄草编成。草棚内设火塘，白天用来烧饭，晚上则用于取暖（
图7
）。
草寮一般占地约20平方米，高约3米，呈“介”字形或“人”字形，其发展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草寮采用竹、木构架，寮的中央竖一排2～5根有枝桠的木柱作支撑，其上叉架着横梁，两边斜靠若干木条，扎上横条（竹片），四周有用竹木捆绑成格子状、外面覆盖有茅草编织的草匾；内部大多不做隔间划分，地面则用泥土夯实。第二阶段的草寮开始使用泥土墙，墙高2米左右，正面用竹、木、山藤编织成匾并抹上用草和泥搅拌而成的混合土泥；寮内有间的划分，中间为厅堂，用于吃饭、会客、祭祖，两次间分别作卧室和灶间（
图8，图9
）。
泥寮是在草寮的基础上改进后出现的，采用土墙替代原始的草墙或木（竹）骨泥墙，墙体更为厚实，可作为承重结构，其上架设木构架与茅草的“人”字形屋顶；泥寮室内空间得到大大扩展，有些还可做成上下两层，二层用于放置生产用具和杂物。
原始的畲族泥寮在现今的长溪流域虽已不存，但在当地仍存数座“孩儿撑伞”形制的泥寮住宅。如位于穆云乡溪塔畲族村的“孩儿撑伞”住宅，其上下共两层，一层作为入户空间和厨房、牲畜用房，二层为卧室。住宅的外围护结构为夯土墙，夯筑于毛石基础之上以防潮。屋面不再用茅草或稻草，而是代之以青瓦。室内格局沿袭的是“草棚”阶段的独（都）柱空间形制，其面阔和进深都为两开间。住宅中央设一根独（都）柱，独柱之上架梁结栋，形成独特的建筑构架形式，当地因此称之为“孩儿撑伞”（
图10
），上述这些形制特点或都保留了畲族早期住宅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自这一时期开始，畲族住宅也形成了土构与木构相配合的建造方式，相较于前一阶段有了较大演进，可纳入闽东北地区的传统建造体系“土木厝”之中。
图10 穆云乡溪塔村“孩儿撑伞”住宅平面图及剖面图
瓦寮（或称“土木寮”）是在泥寮基础上，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空间与土木结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级建筑形式，砖寮则基本实现了畲族对汉式住宅的照搬，当然这也建立在作为砖寮户主的畲民能够达到与汉族同等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长溪流域现存的畲族住宅建筑来看，瓦寮占据了绝大多数。
瓦寮大多数建成于清中前期左右，其平面一般呈横长方形，当地将这种形式称为“一字寮”。最基本的“一字寮”为三开间平面形式，畲民称之为“四?三间”（
图11，图12
）。“一字寮”的形式可在面阔方向水平扩展增建，通常会在原先“四?三间”基础上加建或改建为“六?五间”“八?七间”甚至更多间数。中国艺术研究院郑工在1995年考察福安市康厝乡凤洋村时，曾对钟氏三代的“一”字形瓦寮作了演进推演（
图13
）。金斗洋雷氏祖屋雷朝宝宅在清嘉庆年间初建时是“四?三间”的“一”字形寮，后来在一侧增添了一间单坡屋顶的抱厦，这类情况在长溪流域颇为常见。
当然，有的住宅也会在原先“一字寮”旁新建，这样两组或多组“一字寮”就形成了大宅院，能够供数代人共同居住，逐步实阿现从家庭到家族的发展。除了上述依附于原始住宅的扩展方式外，更为常见的则是家庭成员分爨后，脱离或远离祖屋，另辟新地、自立门户地建设新宅，从而形成新聚落。
“砖寮”则是砖木混合结构，用砖取代夯土作为外墙，既坚固又防潮，是畲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长溪流域一带畲民砖寮的出现，是畲族传统住宅向先进的汉式住宅学习的结果，也是畲族营造技艺进步的表现。
长溪流域内，畲族聚落中瓦寮和砖寮形式的住宅在外观上与汉族住宅无异，体现了当地畲汉族群在建筑文化上的深度融合。最为普遍的瓦寮和砖寮为“四?三间”的“一字寮”形式，其正屋明间为厅堂，次间为卧室，其他厨房、储藏等功能空间则因陋就简搭建于正屋之外。
厅堂是畲族住宅中最重要的空间，常会在明间中央进宫柱两旁的“进宫门”上设有“神堂”（又称“神龛”），左右两部分分别供奉神灵和祖灵：左神龛供奉当地各路神灵的香位，包括佛道、民间信仰以及畲族神灵；右神龛供奉远近宗亲牌位及祖灵，通常列有溯至中原的祖宗堂号以及开基祖先与历代宗亲等。神龛的制作简繁不一，考究的精雕细刻、描金涂红；简单的则是木制框架，仅仅是两片红纸上书写先祖与神灵神名贴在两边“进宫门”上端。
以瓦寮为例，长溪流域畲族住宅的典型构架，多由土构与木构相配合的方式建造而成，其墙身多为夯土墙，木构架则由穿斗式榀架穿串而成，与当地汉族住宅存在诸多相似（
图14
）。此外，“孩儿撑伞”式和四坡顶住宅的构架也极具特色，可视为当地住宅演进过程中的珍贵孑遗。
典型木构架的形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构架多采用不对称的落地柱设置方式。按规模不同，构架一般有五、七、九柱不等。其中，脊柱前后的各落地柱间距多不对称，通常是按空间划分需要，在两根落地柱之间再增添瓜柱以支撑檩条，灵活地控制进深尺度。由此，椽架数也会出现前后不对称的奇数架情况。二是构架与空间具有十分紧密的配置关系。当地住宅多以楼房作厅堂，实现空间的集约化利用。其中，前厅作为祭祀空间通常十分高敞，占五根落地柱的空间，构架形成整肃严明的对称关系，且十分注重小木装饰。后厅相较前厅，进深和高度都更小。通过架设搁栅铺设楼板，水平划分出二至三层的住宅空间，上部阁楼多作储藏和居住使用。由于上层阁楼空间的日常属性和次要地位，相应地，构架比一层厅堂的规整做法显得更加灵活、随意，构件通常不严格对位，简单穿串榫结。值得注意的是，畲族住宅除明间厅堂的“神堂”外，二层有时也会设置神堂，但其朝向通常背对着前厅，用以储存畲族祖图或家族珍藏，反映出较强的私密性，与当地汉族存在较大差异（
图15
）。
长溪流域不同形式的畲族住宅中，“孩儿撑伞”式住宅的构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畲族游耕时期的居住形制。“孩儿撑伞”通常为悬山顶土木厝，宅中央设一根落地柱（俗称“顶梁柱”），柱顶下方由两根斜梁（俗称“老鼠桁”）榫结，梁头插入前后横樯内，梁上支撑桁条以传递上部荷载。“老鼠桁”与脊桁在平面上形成“十”字，将住宅空间划分为四部分（
图16
）。顶梁柱则是整个屋架的中心受力点，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根中央位置的独柱在汉族早期住宅中称为“都柱”，对应的中央空间称为“中霤”，对这部分构架和空间的重视，反映出畲汉土木结构住宅存在相似性。
此外，长溪流域畲族住宅中还有不少四坡顶住宅，此类住宅的构架通常可见两种，一是在纵轴中央设两根落地柱，柱间设纵向联系的大梁支撑瓜柱（
图17
）；二是在两根落地柱外各设一纵向大梁挑檐，类似宋代的丁栿，再在梁背用瓜柱承托四坡顶顶面交接的构件（
图18
）。瓜柱顶部脊桁、角梁的榫结方式都相同，也与“孩儿撑伞”构架的做法一致。这种加强纵架构件联系，而弱化榀穿关系的非典型构架，形制简洁明了，或反映出早期纵架技术的遗存。
从文献和实地调研来看，长溪流域畲族传统营造文化的特征可归纳为山地环境的适应性、社会生活的融入性，以及营造技艺的互动性三点。
尽管长溪作为闽东最重要的内陆出海口，其枕山面海的地理格局致使绝大多数人口滨海而居，但由于历史上汉人在当地开发较早，相当数量的畲族聚落都只能地处山区，位于海拔一二百米至六七百米甚至更高的山地上，这与当地汉族聚落多处于河谷平原和小盆地的情况大相径庭（
表1
）。
注：数据引自马骍、陈建樾《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宁德畲族聚居区卷》。
因此，山地环境是对长溪流域畲族聚落与住宅选址布局、住宅空间、材料与结构等方面产生制约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长溪流域畲族聚落与住宅对山地环境的适应性表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反映在聚落与住宅的选址和布局上，山形、山势、山坡等因素都会对选址朝向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对长溪流域畲族的人居环境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人力很难改变这些因素，只能采取顺应策略，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中观层面反映为聚落与住宅的空间形态对山地环境的适应性，包括聚落的街巷空间组织、住宅院落空间体系等方面，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妥善处理，从而取得舒适的人居环境。微观层面反映为建筑结构、材料等对山地环境的适应性，包括结构体系、建材资源等，畲民通过采用适宜的营造方式使住宅适应于长溪流域的山地环境。
长溪流域的开发在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里，以北方汉人的不断迁入奠定了当地后续发展的基础。到南宋时，当地已形成“插稻到山顶，栽松侵日边”的开发状况，足见土地资源的紧张和稻作文化的繁荣。相较之下，当地畲族的发展显得较晚。以长溪流域畲族核心聚居地福安为例，当地最具影响力的三支畲族“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的大量入迁均在15世纪以后。在这一背景下，汉族先进强势的文化对畲族具有毋庸置疑的吸引力，也使畲族完成了从游耕生活向定居农耕生活的转变。在长期的族群互动中，畲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一方面，长溪流域畲族对当地汉族的民间信仰广泛接纳，建立宫庙以供奉地方神祇如陈靖姑、马仙、林默（又称妈祖或天妃）等。如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的霞浦半月里畲族村龙溪宫便合祀了多位土主神灵（
图19
）。另一方面，修谱、建祠、祭祖等宗族文化进入畲族社会生活，不少长溪流域的畲族聚落中都建有祠堂。如霞浦半月里雷氏先祖雷志茂曾任福宁州知州幕僚，并建有雷氏大宅和雷氏祠堂（
图20
）。
长溪流域畲族将营造房屋称为“起寮”，与之相关的，房基称“寮坪”“寮基”，房屋主体框架称“寮壳”。通常新建一座完整的瓦寮，其主体框架的建造需要完成隔寮坪、做丈高、做寮料、扶?等工序（
图21
），其中有的环节交叉进行，即便如此，也需要耗费一到五年之久。
住宅的营造技艺充分蕴含着长溪流域畲族的文化观念和族群信仰，反映在如下方面：首先，房屋营造中贯穿了风水观念，在地基选择，房屋朝向、方式、出入口等的决定上，都力求尽量符合族群的心理需求；其次，动工、立柱等关键步骤尽量选择吉日开工；第三，住宅厅堂中央安进宫壁，进宫柱两边门上方安放供奉神灵和祖灵的“神堂”，这些是厅堂中少数极受重视的小木作，寄托了族群对未来生活和子嗣繁衍的美好期望。
从营造技艺本身的复杂工序及其蕴含的文化属性来看，相较于前一时期的茅（草）棚和草寮，长溪流域畲族的营造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是由畲族从迁徙游耕转向定耕生产，且与当地汉族营造技艺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从长溪流域畲族传统建筑与福州建筑、官式建筑之间的构件比较可见，在营造逻辑上畲族建筑与同属闽东的福州穿斗式构架体系非常接近（
表2
），同时又保留了部分构件的畲语名称。这反映出畲族传统营造技艺的不断提高，是族群由弱到强、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见证。
表2 长溪流域畲族建筑与福州建筑、官式传统建筑名词对照表
注：关于福州建筑、官式建筑中的部分名称参考自阮章魁《福州民居营建技术》。
畲族作为东南山区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的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自然也决定了畲族文化的边缘地位。即便如此，文化的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的。在长溪流域，畲汉文化的互动不仅表现为汉族主流文化对畲族边缘文化的强大吸引，同时也表现为畲族文化的反哺。这种交流或主动或被动，双向互动塑造了长溪流域畲族传统营造文化的特质，也使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以立足于东南地区，并保留至今。这种互动性反映在建筑文化的交流上，以营造技艺最为鲜明。从20世纪的情况来看，50年代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记载“
（福安畲族）手工业和商业不甚发达……技术多自汉族学来的
”。这一情况表明畲族营造技艺受汉族影响十分深刻，应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已形成这种汉化，对此可以样式雷家族为例佐证说明。样式雷家族七代主持清代皇家建筑设计，第一代雷发达祖籍为江西永修县，其族源上或属畲族。既有研究表明雷家虽汉化甚早，但其两座祖屋的朝向和布局仍有畲族所属的苗瑶语族住宅传统。此外，清初官式做法中与穿斗式构架类似的构件特点和“过白”考虑，也似与雷氏的地方匠作基因有关联。
畲族是从外部逐步迁入长溪流域的移民，其移入给流域带来了新的物质与文化（能量）。相对比较稳定而又对外开放的长溪流域及其社会结构，恰似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I. Prigogine）所提出的系统远离热力学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理论中的开放系统。一方面，这一系统——长溪流域及其族群社会，不断与周围环境自由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与孤立系统有所不同，它的内部状态随着时间的持续，无序性总是自发地减少，有序性总是自发地增加。这种系统在进化中表现出较强的自组织性，完全不遵从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是更趋向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具有开放系统特征的流域社会在耗散结构理论中被称为“自组织系统”。在长溪流域——这一自组织系统下，畲民族群的移入，正如更早时期北方汉族通过陆地或海域进入该地区一样，恰好给此系统带来了新的物质与能量；明嘉靖时期自海路而来的倭患、正统景泰年间自陆路而来的浙闽矿工暴动，同样也给该流域带来了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只不过它们带来的能量并非都是正向。畲民在明中叶——大约嘉靖时期的大量移入，一方面为长溪流域的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延续了宋元时期的矿冶产业并带来了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诸如明清时期种菁制作靛蓝等行业的兴起与涨落即是佐证。
畲民族群进入长溪流域后在其社会经济结构中并非处于上层，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中下层的面貌呈现在历史之中。他们从事社会生产的环境，无论是采矿冶炼，还是种菁制蓝大都处在海拔较高的山地。因此，他们的聚落与建筑首先须与山地相适应，通常情况下，会顺着朝阳的山坡沿等高线呈线性分布；聚落规模扩大之后，则会平行于早期的线性屋舍建立在其上或其下一层标高处。从田野考察的情况看，更多的村落是向下进行第二批或第三批的屋舍复制。最早期的祖屋（畲民称之为“祖寮”）往往设在聚落的最高处。早期的住居比较简陋，为茅棚和草寮，随着经济能力和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后逐渐向泥寮和瓦寮（土木寮）、砖寮发展演变；早期住居的建筑风格因陋就简，着重突出使用功能，处于发展高级阶段的畲居是畲民“家族化”的产物，并大都处于施行族内婚的集村，这些建筑的形成过程中处处显示出家族的作用，它们的营造往往与本地汉式民居看齐，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畲民们虚心地向本地汉族学习风水堪舆与营造技术，他们成为著名的地理先生和能工巧匠之后又反哺汉族，为其提供营造服务并招收汉人为徒，流传于闽东地区霞浦县白露坑半月里畲族村的雷志茂（约生活于18世纪初期）和福安市坂中畲族乡桦坪村吴氏营造世家的事迹恰好可以佐证。雷志茂先是向福州汉人学习风水堪舆之术，功成名就之后旋被时任福宁州知州的汉人张良弼聘为幕僚，替知州出谋划策兼营风水。之后雷志茂返回家乡，规划建设了半月里畲族村中最为显赫的雷氏住宅和最为重要的公共建筑——雷氏宗祠和龙溪宫。
总之，畲族移入长溪流域带来了新的物质与文化，且在流域这一“开放系统”中逐渐形成的自组织结构里得到有序的发展，他们不仅填补了当地人口缺失的空白，还弥补了相关产业与生产的不足，在与当地族群的互动与交流中相互学习、竞争而取得共同进步，文化也互相影响而互惠互利，共同促进了长溪流域聚落与建筑文化的协调融合发展。
聚落和住宅作为显性的物质文化，其与所处地域的文化特征有着密切联系。长溪流域作为东南沿海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地域，其境内畲族聚落与住宅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出边缘文化的生存特征。在做田野调查时，需将聚落和住宅纳入流域特定的时空背景中，综合审视形成这一流域畲族聚落与住宅建筑体系的诸多因素，进而将其投射到作为文化载体的物质空间层面并做出解释。
这里需着重指出的是，对畲族住宅而言，流域内不同类型的遗存样本反映出住宅自草创阶段到畲汉深度融合的完整历程，对其开展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全各阶段畲族住宅的类型学样本。更重要的是，从族群发展变迁的视角来看，将有助于揭示东南地区独特文化地理单元下族群互动的历程，从中探索在环境变迁下，作为“畲”的文化因子在物质层面如何存续与消亡。在族源众说纷纭的疑云下，或能提供一份从建筑角度记录族群动态发展变迁的珍贵民族学材料。
总之，稳定又适当开放的流域作为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因素，对置身于该独特地理单元中的聚落与建筑的发生、发展与变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将这类流域及其承载的社会结构看作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以流域视角考察历史聚落与住宅，能够去除物质空间的族属问题以及形态与风格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达到更深刻理解地域营造文化本质的目的，进而探索以往尚未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因素影响之下的人居环境生成机制，这或将成为深挖民族建筑学及建筑史学研究潜力的一种可能思路。
这里须指出的是，耗散结构理论对于自组织系统——尤其是针对社会组织及其系统的探索还仅仅处于初步阶段，系统的有序性、自组织性理论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完善，正如基于流域的视角对特定区域做整体的建筑学或建筑史学研究一样，将之运用于长溪流域的畲族问题研究还需要继续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