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内作品最多的建筑师之一，做建筑是生活亦是生命

文章来源：央视科教（ID ：cctv10_kejiao）

“本土思想”，是一个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主的这样一个土，所以我觉得要扎根在这个土地上的建筑，自然应该反映它的自然属性和它的文化属性。   

                             ——崔愷

崔愷，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尝试着，在发展与留存中取得平衡，让建筑扎根于文化。

作为国内作品最多的建筑师之一，随着时代浪潮的跳动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崔愷的建筑风格也经历了几次改变。

1、“大红楼”让崔愷一举成名

时光倒回二十年，北京可以说是一座没有颜色的城市。除了皇家建筑、宗教建筑，灰色瓦顶的平房才是这里绝对的主角。

1998年，崔愷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盖起了一栋硕大的“红楼”，这栋颜色鲜艳、造型新奇的建筑让灰色的北京瞬间变得不太一样。

二十年后，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再次审视这座建筑时，也并不觉得落伍，可以想象当年它带来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从外形上看，外研社大楼联系了书和书架的意向，体现了出版行业的特征；内部中空的设计，营造了良好的通风采光条件；而连接南北楼的悬空过道，则表达了外语书刊出版所包含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桥梁的内涵。

敢于突破传统的风格，进行全新的尝试，与众不同的设计显示着崔愷性格中的那份锐气。

作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崔愷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引领时代的潮流，给这座灰色的城市带来不一样的色彩。

此外，崔愷还在外研社大楼的设计中引入了屋顶花园的概念。

在那个积极求变的年代，崔愷用他创新性的设计，打破了建筑界陈旧的传统，也让外研社大楼在1998年完工的时候，引来主流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记住了这座耀眼的“大红楼”，同时也记住了崔愷这个名字。

崔愷："后来这个砖叫外研红，在很多学校里都在用，但是我相信不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外研社，而是因为大家发现这个建筑材料带有的文化性，跟百年校园这样一种追求是有关系的。"

从那以后，北京进入到“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飞速发展时期，而崔愷也像按下了快进键一般，迎来了自己建筑生涯中第一个井喷时期。

他用自己一个又一个作品改变着这座城市，为北京贴上了“现代”的标签。

2003年，盖惯了高楼大厦的崔愷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挑战。

2、建筑生涯的关键转折——孕育“本土思想”

距离德胜门箭楼几百米外的德胜尚城， 对于崔愷来说，是一栋有着特殊意义的建筑，甚至可以说是他建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崔愷："当时瞿总跟我说，你看我们在德胜门这儿买了一块地，你觉得值不值得做，但是可不是盖大房子，限高18米。"

如何在规模的限制内完成设计，并且能够满足使用需求？这是崔愷面临的最大问题。

并且在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现代写字楼的封闭式结构在当时并不合适，但是做成开放式的结构又无法营造出安静的办公环境，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崔愷。

而在现场实地考察时的一番情景深深地触动到了他。

崔愷："我记得当时我们到那个四五层小楼顶上往南一看，找到感觉了，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旧城，看到德胜门，看到德胜门后边的后海那一片树，当然还有看到白塔，看到景山，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当时想，虽然限高18米，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实际上很有机会来建一个城市新的发展区，跟历史之间一个对话。"

这一地带在拆迁之前，拥有非常典型的北京旧城特征：由四合院、胡同和小街构成的高密度、小尺度、重视邻里关系的共享城市空间。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打小生活在故宫边的崔愷意识到，按照四合院的格局来结构现代的办公楼，从城市记忆中寻找答案，或许这就是问题的解决方案。

崔愷借鉴了传统胡同与四合院的特征，将现代办公楼打散、重组为七栋独立的建筑，每栋楼都拥有自己的庭院。

用一条斜街将七栋楼串起，楼与楼之间形成了新的胡同。

站在这里向南望去，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架桥横跨在德胜门与德胜尚城之间，但崔愷用他的作品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对话，也诠释了那一份只属于北京的城市记忆。

德胜尚城也是崔愷建筑生涯的关键转折，当时已经获得中国建筑大师称号的崔愷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在设计中更深入地表达文化信息和历史内涵。

2006年，崔愷获得了我国建筑领域的最高荣誉——梁思成建筑奖。

三年后，崔愷出版了第一本《本土设计》，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本土思想”这个概念。

崔愷："这是一个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主的这样一个土，所以我觉得要扎根在这个土地上的建筑，自然应该反映它的自然属性和它的文化属性。"

3、大师建筑，浑然天成

坐落在距北京市区90公里郊外的中信金陵酒店，是崔愷近些年的得意作品之一，中信金陵酒店将“本土思想”的设计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山环水抱的自然环境中，崔愷将酒店融入山体，营造出了“建筑融于山，人居于山”的意境氛围。

然而在设计之初，崔愷就必须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

崔愷："开始的时候我们摆了一些块，怎么摆也不行，因为体量太大，5万多平米，200、300间客房，你怎么放也是个大酒店。"

在风景优美的郊外盖一座大型建筑，无疑是对环境的极大破坏。

为了让硕大的酒店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崔愷与团队进行了多种尝试，但都无法满足要求，寻找了国外的案例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此时，崔愷联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崔愷：这个项目所在位置，刚好是我40多年前在农村插队干农活的山区，那个时候我们在山区干农活，主要工作就是修梯田。我觉得在山上看着最顺眼的，如果有人的痕迹的话，那就是梯田，一层一层梯田，它就把人造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贴合在一起。

受到梯田形态的启发，崔愷成功地将酒店的体量消隐在山坳之中，同时也使用了颜色和质地都与山石接近的材料，不仅没有破坏周围的环境，甚至让酒店成为了景观。

然而崔愷的尝试没有局限在外形，当我们跟着崔愷进入酒店之后，发现里面其实别有洞天。

从外形上看，整个建筑与周围的山融为一体，内部粗犷不规则的线条和透过天窗照射进来的阳光，给人仿佛置身于山洞中的联想。

崔愷希望传达出人、自然与建筑和谐共存的理念，以土为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

崔愷的最新作品，是2019年世园会中国馆。

效仿先人“巢居”、“穴居”的古老智慧，崔愷和团队将中国馆打造成一座会“呼吸”、有“生命”的绿色建筑，以欢迎之态、包容之势，向世界徐徐展开一幅恢弘的锦绣画卷。

年轮增长，时代变迁，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也注定会有很多老建筑离我们远去。

而崔愷用他的方式，为我们留住了那些不可替代的珍贵回忆，他的建筑也作为城市历史变迁中的独特印记，继续见证着未来不可预知的纷繁变化。

编导说

崔愷院士的同事和学生们都习惯叫他崔总，于是我们也很自然地把对崔愷院士的称呼从“崔院士”变成了“崔总”。

崔总的最大特点就是忙碌，除了每周固定的两到三天出差，剩下的时间也不停地奔波在各个方案组和会议之中。听他的学生说，最近崔总似乎“变本加厉”了。

对他来说，做建筑是工作，也是爱好和生活，那种常人无法忍受的快节奏工作状态，也变成了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