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当前中国城市建成环境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方面，这种快速、高强度的城市建设正在迅速改变着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面貌和内在结构；另一方面，这种以速度和数量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方式很难避免超常规发展带来的副作用。从一个城市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在一个个“奇迹”背后隐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危机。其中就城市建成环境而言，其同文化传承、城市功能、市民生活和生态安全诸多关系的不协调可能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1.1城市建成环境与文化传承脱节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Lewis Mumford)①。一个城市的气息、面貌、景观，直接反映着它所处的地域的文化背景。而现在急功近利、贪大求全、喜新厌旧的风气阻碍了很多城市的发展建设。一个个渴望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城市，都统一地以城市广场、商业中心、行政中心、绿地、城市道路的体量或数量作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准，在确立“样板”城市后，再进行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并将这种结果不断扩大。



　　在这种速生型城市的设计中，“文脉”是个可笑的名词，城市建成环境与历史文脉、现有环境之间也并不需要什么必然联系。西方的现代建筑与城市设计理论和实践主导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境外设计公司纷纷在中国的城市打上它们的烙印。这就使得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城市环境就是以丢失千百年历史文化为代价，而这种损失往往是无法弥补的。正如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余秋雨所感叹的那样：“在糟糕建筑、糟糕街道的基础上塑造了糟糕的一代，那么我们审美的基础就会一味地走下坡路。”②



1.2城市建成环境与城市功能脱节



　　在中国的城市文化中，象征性标志物一向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与历史上许多象征性标志物所产生的多样性和多义性相比，现代中国城市建设中广泛而又机械地运用象征性标志物的结果却往往导致了本土历史文化的缺失。



　　在中国，“高”“大”“全”“新”由于被赋予了积极的象征意义而为拥有权力的强势阶层所喜好。经济上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城市需要通过气派、排场的城市建成环境来装点门面。这种大量运用象征性标志物的城市建设方式使得城市空间在形态上严重地雷同，且缺失内涵。



　　各城市纷纷借助物质规划脱去旧衣换新裳。“大手笔”“有创意”、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城市地标、城市广场、大型市政工程等规划比比皆是。境外设计公司借助于它们的国际声望在中国“圈钱”的同时，更将中国作为实现它们乌托邦梦想的一个基地。所以库哈斯、安德鲁、赫尔佐格·德梅隆的“魔棍”“蛋”“鸟巢”“水立方”等奇特构思在中国才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国人对具有“震撼力”“宏伟的构图”“突破性”的城市建成环境的追求可能正是出于对这些本该存在于乌托邦世界里、如今却大摇大摆地盘踞在了像北京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城市里的元素而感到新鲜、好奇的缘故③。



　　对象征性标志物的过度偏好，使国人忽视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功能。但总有一天，当国人平静下来后，会发现当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宏伟建筑、激动人心的大广场，以及突破性的伟大构思所营造的空间既不安全又无趣味，既不活跃也不便宜，最重要的是与自己的生活原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同层面直接将矛头指向城市问题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但事实上，在不触动社会根本的前提下实现对诸多城市问题的根治是困难的)；第二种是通过对建成环境的改良来改善城市形象、提高生活质量、缓和社会矛盾(其实改良就是一种修复，也就是说将一些原先断裂了的

的联系重新衔接。这种修复，为城市向多样性和多义性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改良较变革而言要温和得多，也更为现实。



　　城市将把各种各样的建筑容纳在一起，为人们丰富的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并形成蕴含多种元素的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因此，不应该用一种片面的价值观去框定这种内涵的丰富、多样性，尤其要避免将对城市的解读限制到规定的意义脉络中去。只有当建成环境与城市文脉、城市功能、市民生活、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得以重续时，城市空间才有可能趋向于多样性和多义性。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设计师应该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推动城市进步贡献才智。



(1)城市设计师应朝“下”看而不是朝“上”看。



　　这里所说的“朝下看”是指城市设计师不应该以文化精英自居，而应将大众的利益而不是领导的意志放在首位，甚至要以公众代言人的角色通过种种形式与城市设计中滥用权力的现象相抗衡。除此之外，城市设计师还应该致力于提供简单易行、积极有效的公众参与方式等工作。



(2)城市设计师应是介入者而不是旁观者。



　　城市设计师必须融入到城市中去，必须依据城市地域文化和城市生活进行城市环境的设计，而不是以超然的姿态对待他的设计对象。这应是判断规划是否“本土化”最为本质的标准，否则，即便是当地人做的设计也未必能达到“本土化”这一要求，因此笔者对跨地域文化的规划行为背后的价值观表示怀疑，因为这种价值观体现的是专家超越普通民众的权威性，而非“以人为本”。

3)城市设计师应放下“斧子”拿起“雕刻刀”。



　　高质量的城市建成环境是一个社会昌盛、经济繁荣和环境优化的城市不可或缺的物质特征。世界各地兴起的各种保护传统和历史街区的城市实践无不印证了这个论断。中国的城市建设应该更多地关注城市的社会文化和市民的生活需求，从追求发展速度和庞大规模转移到提高生活质量上来。



　　由于亲切宜人、精致细腻的城市公共空间与高质量的城市生活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城市环境设计应该致力于用细腻的手法，强调对历史的保护及对现有环境的“反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城市设计，应是强调整体和谐的城市设计，而非大刀阔斧、伤筋动骨的城市设计。这就要求城市设计师必须从对“大手笔”的钟爱和陶醉中清醒过来，放下“斧子”，拿起“雕刻刀”，通过对城市空间的精雕细琢来实现区域振兴，从而让城市的活力充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4)城市设计师进行城市设计，应是一个“品”而不是“饮”的过程。



　　理解一个城市的社会文化背景需要时间，高质量地改善一个城市环境也同样需要时间，毕竟高品位和高质量的城市建成环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中国现在城市建设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与之恰恰相反。

类与自然环境的冲突和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进行了深刻地描写。

　　戈登·卡伦在《城市景观》(1971年再版)的序言中提到：“要在现代城市中找到像历史上那样的完美的城市空间设计及手法的例子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原因之一就是现代城市的变化太快。“慢一点、精一点”正是目前中国城市建设对城市设计师提出的要求。



３、结论



　　人生活在历史—现实—未来这个时间序列中，并从明确自身在这个序列中的位置中得到安慰。历史遗存可以将人的思绪一下子上溯几十年，甚至是数百年、上千年，从而实现时间和空间的交融。中国城市设计应该尊重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并从中寻找中国城市发展的契机和方向。



　　人们的自发性行为总在细腻的、亲切的、宜人的、有活力的场所发生。一个历史的、尺度宜人的、精致的城市空间往往是人们愿意驻留的地方，而不同人的集聚又促成了行为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正是为城市带来活力，使城市得以振兴的源泉。城市设计师必须要能体会这种多元化的价值，从而进一步通过设计加以实现，必须从偏重数量和速度的大跃进模式回到对城市质量的追求上来。



[注　释]



①芒福德将城市比作“文化的容器”，意喻其积淀着人类的历史，将人们的记忆、意象及信息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可参见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New York: Harcourt，Brace & World， Inc.，1961).



②引自著名人文学者余秋雨和景观设计师俞孔坚于2002年8月在珠海进行的有关珠海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对话。



③这里作者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大牌建筑师们的设计作品，而是意在提醒国人应该关注这些设计作品在中国受到追捧的原因。毋庸置疑，这些方案所体现出来的“震撼力”“突破性”迎合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在树立城市形象方面的需求，这也许正是上述设计作品获得青睐的主要原因。但是，设计与建筑所在地的经济、文化背景的关系却在不经意中被忽略了。



④汪敏华．请留住鸣虫．解放日报，2000-7-18．



⑤在《寂静的春天》中，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对那种“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