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普遍有一种“走向世界”的雄心与“实现现代化”的热望，但“走向世界”与“实现现代化”这些修辞本身就显示了我们处于弱势文化的边缘地位；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还来不及思考是否已走向世界时，另一个核心话语——全球化就迅速在中国登陆。无论我们怎样惊讶与不解，全球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各个层面的语境在中国弥漫并扩张开来。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报告厅里，我们可以听到弗兰克·盖里、斯蒂文·霍尔、矶崎新等建筑大师的演讲，在私底下的交流中，也会随时听到中国的“双语精英”分子的“欧洲口音”或“美国口音”等等。但全球化并不能掩盖中国仍在延续的历史，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敏锐的理论家及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全球化表象之下的东西，即文化的侵略关系——强势文化逐渐侵蚀弱势文化，并最终将其同化。在这样一种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传媒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社会价值标准逐渐多元化；电视普及，互联网的传播学地位急遽上升；原来以语言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转变为由视觉形象为主导；媒体业进一部细分观众（读者）……。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进入后媒体时代。

一、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环境

1．社会与文化环境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3．边缘与中心

此处所说的边缘不是指前文所指的中国文化的边缘地位，而是指在建筑理论与建筑批评中围绕建筑学价值为内核的部分为中心，外围的远离建筑学价值内核的部分为边缘。察看中国目前的建筑批评与建筑理论，会发现中心冷寂、边缘热闹的场景。关乎建筑学价值的讨论与评判很少见，而建筑理论与批评的大众化倾向却十分明显。大众对建筑批评的关注与热忱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大众的评论不能作为建筑学核心意义上的评价基础，大众与媒体的参与充其量只是丰富了建筑学的外延，形成建筑学科对大众与其他领域的开放，但这并不能在根本上影响建筑学的基本评价体系。

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天才常常感到与大众的疏远（这一点可以在波德莱尔的诗歌里明显地看到），而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则明显有一种取悦大众的倾向。当代中国一批年青的建筑师以一些“很有思想”的建筑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知名度，媒体曝光率很高，各种学术会议与展览上也时常会有他们的身影/作品出现，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虽然促进了建筑师与公众之间的了解与互动，繁荣了媒体的建筑现象与评论栏目，但在这些喧闹的表象背后，究竟有多少属于建设中国当下建筑文化内核的部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要寻找的东西也许只在灯火阑珊处。

4．哲学

把当前建筑理论与批评（世界范围内，亦包括中国）的繁华的表象剥去，剩下的是什么呢？哲学，仅仅是哲学，哲学的理论，哲学的语言。建筑学界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哲学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现代主义、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20世纪所出现的哲学理论几乎都被建筑师与理论家引用或移植到建筑学体系中来，形成各种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系谱。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建筑师不过是把这些时髦的哲学作为抬高自己身份的藻饰⑥，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仍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师在实践着他们所理解或误解的哲学家的哲学。例如，埃森曼在威克斯勒视觉艺术中心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把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取消中心”和“文本的游戏”思想作出了建筑形象上的直观表达，建筑成为其哲学思想在现实世界中的载体。

除了那些认真实践着其所追奉的哲学思想的建筑师之外，也有相当多的建筑师拒绝承认建筑理论和批评家为其贴上的流派标签。他们认为属于哪一种建筑流派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如何解决建筑“此时此地”的问题，即解决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建筑形式与功能问题——这仍属于现代主义建筑的大范畴。

现代主义在20世纪后40年中得到不断的反思与修正，从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反叛与解构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开始，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与哲学就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寻求新的语言系统，以突破到处通用的呆板的“国际主义”。最初时的 “反叛”意味着对“异质标准”（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一）与“不稳定性”（解构主义的主张之一）的追求，亦即从内部破坏先前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常态科学”的基础构架，倡导冲突和论争，以异于现代主义建筑审美的标准来创造和实践新的建筑理论。

20世纪是建筑与哲学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世纪。

5．语言

20世纪后半叶，在反现代主义的理论中最有语言冲击力的当属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该书第一章“错综复杂的建筑：一篇温和的宣言”本身就是对英国18世纪的一篇著名讽刺散文《一篇温和的建议》的戏拟。虽名为“温和的宣言”，其实并不温和，相反却极为激进，它表达了对现代主义僵死的、教条的美学规范的深刻嘲讽和批判。

随着后媒体时代的来临，语言的张力逐渐让位于形象的狂欢，语言的批判能力逐渐疲软。从现代主义的大纛——《走向新建筑》（柯布西耶）到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再到当代西方的建筑理论文本，我们会发现语言力量的逐渐消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力度以后现代理论文本为最，而其后的理论都是对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某种程度上的“归顺”。而西方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后现代主义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后现代哲学著作中的非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较之早期的后现代有所收敛，但却是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试图借鉴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对现代理论的批判重建理性、批判、能动性与民主”⑦。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建筑理论与批评的语言立场与哲学的语言立场何其相像。

其实语言的立场反映批评的力度，它反映出一种建筑哲学是对另一种建筑哲学的全面否定还是部分改进。在中国，因为当前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现代建筑理论体系，只有整体移植西方的建筑理论，所以，我们难以看到有深度的建筑理论与批评。更兼后媒体时代形象审美渐成主导，建筑艺术在造型艺术中又是与大众关系较密切的一种形式，故而关于建筑的批评也以一种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本体的建筑+边缘化的语言。这也是当下中国建筑批评整体滑坡的一个标志。

三、作为与不作为

西方当代建筑理论语言中最近出现了一种“玄学”倾向，虽然远非主流，但却存在不
良的导向。在一次公开的采访中，弗兰克·盖里曾谈到他所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他说，博物馆的形象在他到达毕尔巴鄂的第一天晚上就出现在脑海中，并形诸于草图。画好那张草图后他就再也没翻出来看第二眼，直到建成后很久，他的助手从草图堆里找到了这张图，居然与建成的一模一样。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盖里将这一现象归于魔力的作用，是在魔力的召唤下，完成的这座建筑。盖里对建筑成因的解释显然有唯心的一面，它掩盖住了要真正建成一座出色的建筑所需要的对功能及形式进行反复推敲的实质，简化了建筑创作中艰难的美学探索过程，言虽简，意未尽。

类似盖里的关于建筑的言说预示着新“玄学”语言时期的到来，在西方，因为有跨越整个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完备的发生发展背景为参照系，所以构不成对建筑设计与理论正常发展的侵袭，而在中国，因本土体系的柔弱，这样的语言与批评只会引起新一轮的理论方向的盲目与无所适从。我们有目共睹的是，在中国本土，国外建筑师不断推出新作，无论怎样的大工程中标或实施，都普遍缺乏有力度的建筑学价值意义上的批评，建筑界整体表现出“失语”状态，显示出一种主观的不作为。

面对西方各式的建筑理论以及充满“玄学”色彩的建筑话语，不作为显然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中国的建筑媒体可以做一些有预期结果的事情：一、推进建筑学价值内核的确立，在对现代主义的不断完善中化解西方后现代所提出的种种矛盾，不如此，无以有正确的方向；二、继续推进建筑学与公众的互动，激活建筑学的边界，不如此，建筑理论与批评无以有大众的土壤。

注释：
1．朱剑飞，“现代化：在历史大关系中寻找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建筑师》108期，2004年4月号。
2．所谓后现代主义，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我把后现代主义简单地规定为一种对超验话语的不信任。”它要求科学不再充当真理的化身与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是承认自己只不过是诸多语言游戏的一种形式，从而建立局部决定论；并且也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是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
概而言之，后现代是一个反体系的时代。反体系即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推论，否定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的认识。因为个人经验和人的生活总是有限的和杂乱的，它无法超越自身去把握宇宙规律和世界整体。这种反体系的结果使得人们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而重视现实图景的表象和枝节。扬弃了指向中心性的交流和共识，而走向差异和谬误，使语言的意义陷入莫衷一是的泥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