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在“目标的视阈”上确是以西方的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标准。“中国论者依凭各自的认识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知识的支援，用以反思和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价中国的现状，建构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化总体历程即表现为西方现代性的移植与转化。

邓正来认为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架构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传统与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西方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被用以解释非西方的发展问题并为非西方学者接受，成为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框架”，亦即“现代化框架”。

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化已直接作为衡量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准，城市化也已被提升到圈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确切地说，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城市的发展水平上。

西方城市发展所蕴含的现代化理论自然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帮助中国社会实现对“现代化”的集体想象。在“现代化思想框架”指导下，当下中国社会的超常规城市发展模式普遍地深受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本书所指的“现代化范式”特指西方发达家现代化的知识（理论）、经验所形成的一系列西方主流“论述”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世界发展观，这种范式对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示范作用。这种“现代化范式”或“西方现代性”的移植，是一个对本土从冲击一示范一断裂一内化一依附的转化过程。

当代（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加速城市化进程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想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迫切地希望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从政府到社会成员，对经济效率、工业化、城市化形成强烈的诉求，使当前的开发主义、城市主义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自上而下的经济运动。城市化在中国甚至被认为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来实现，高速的城市建设与城市空间形态的急速扩张即是此种城市现代化的结果，但也是西方的城市化历程所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