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不是“社会改革者”，更不是救世主，也许规划师这种功利转向无可厚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如果城市设计的技术工作完全被政治利益言说所左右，完全推行市场化的平面创作模式和思想方法，或推销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如所谓的“洋、新、大手笔、高科技”），城市设计的技术如何运用就很值得质疑。 “在政府与房地产资本这两种决定性的权力已经确定了他们的追求和意图以后，规划设计师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尽可能地把技术细节处理得合理一些而已。”这样一种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直观判断难免造成城市设计者的悲观情绪，但即使是“把技术细节处理得合理一些”，也有“尽可能考虑公共利益和照顾弱势群体利益”的技术伦理问题。
规划师不是“社会改革者”，更不是救世主，也许规划师这种功利转向无可厚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如果城市设计的技术工作完全被政治利益言说所左右，完全推行市场化的平面创作模式和思想方法，或推销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如所谓的“洋、新、大手笔、高科技”），城市设计的技术如何运用就很值得质疑。
“在政府与房地产资本这两种决定性的权力已经确定了他们的追求和意图以后，规划设计师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尽可能地把技术细节处理得合理一些而已。”这样一种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直观判断难免造成城市设计者的悲观情绪，但即使是“把技术细节处理得合理一些”，也有“尽可能考虑公共利益和照顾弱势群体利益”的技术伦理问题。
若“技术专家”甘于技术，只寄情于如何将空间关系如何处理得更具美感、方案更符合雇主的（利润或政绩）想象，而背离了专业者的人文精神品格、道德理想与审美追求，则失去了城市设计创作本应具有的对人的终极关怀。
在社会分工专业化，建设环境资本化、商品化，以及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成为社会主流的当下，这样一种“人文”的“技术伦理”是否太过于理想化？技术可以价值中立，与伦理道德无关吗？的确，技术本身价值无涉，但如何运用就必然涉及技术伦理。
城市设计者的编制和研究工作都不纯然是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技术应用，城市设计专业技术具有社会责任。城市设计者的技术伦理实践中，应摒弃技术专家的“技术至上”和“价值中立”观点，更应摒弃“商业意识”的“功利主义”成为商业化知识精英。
美国规划师山卡赛曾说：“即使规划师受雇于开发商，也必须充分考虑市民尤其是穷人的需要……如果规划师感到雇主要他做的事存在职业道德方面问题，至少应该积极改变这种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