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白夜行人 于 2015-6-19 15:54 编辑 每次有某城市遭遇暴雨积水严重的新闻出来，“德国良心下水道”的段子也会在网上四处流传。目前中国水利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洪涝灾害，而是水资源紧缺。在这个新形势下，中国水利最主要的工作应是涵养和获取水资源，防洪抗涝工作应在涵养水资源的战略目标下规划，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不是单纯多修建下水道就能解决的。本刊2011年第四期刊登过一篇对水利规划专家何冰先生的采访文章，他指出，“现在城市治水既有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今天我们放上这篇采访录，希望何冰先生的“生态设计”理念能够为更多人所了解，在城市规划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每次有某城市遭遇暴雨积水严重的新闻出来，“德国良心下水道”的段子也会在网上四处流传。目前中国水利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洪涝灾害，而是水资源紧缺。在这个新形势下，中国水利最主要的工作应是涵养和获取水资源，防洪抗涝工作应在涵养水资源的战略目标下规划，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不是单纯多修建下水道就能解决的。本刊2011年第四期刊登过一篇对水利规划专家何冰先生的采访文章，他指出，“现在城市治水既有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今天我们放上这篇采访录，希望何冰先生的“生态设计”理念能够为更多人所了解，在城市规划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的旱涝灾害比较多，先是武汉旱情严重，媒体就开始说这个地方缺水如何如何，于是三峡水库就开始加大下泄流量，但没起根本作用，接着，下雨了，一天就下了将近六个东湖的水量，旱涝急转，马上就出现了“到武汉去看海”的情况。请问，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一次降雨到底能产生多少雨水？这些雨水能产生多少地面径流？报道说武汉一天就下了约六个东湖的水量，有这个可能吗？（编者注：当时的报道是在武汉市849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不到一天就降下7亿立方米的雨水，而东湖最大水容量为1.2亿立方米，相当于5.85个东湖从天而降。）
何冰（以下简称何）：我个人觉得这些现象是气候变化引起的，而造成的结果则应该归结到涉水设施不完善和城市化脆弱性上面。北京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陶然逐波，机场观澜”的现象。
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简单地说一次降雨在地面上能产生多少雨水量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的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是不一样的。能否形成地表径流，形成多少，一要看它降在什么地面上，二要看降雨强度及其量的多少。一般降雨强度及其量比较小的话就会直接下渗，并不形成地表径流，在流域自然坡面上，有50%左右的降水会渗掉，只有一部分会形成地面径流；城市化后由于地面硬化及城市管网化，减少了下渗量，入渗的比较慢，形成的径流相对就比较大，且汇集速度快。另外，城市化后，河道功能发生了改变，减少了调蓄作用，径流在某些特定的低洼地区大量汇积，从而造成局部区域水量剧烈增加。一般来说，城市一年降雨量约60%左右都能够形成地表径流，一天的降雨量达到约六个东湖的水量是有可能的。因为，在“热岛效应”、季风气候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下，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东湖作为城中湖的水量本身也不是特别大，而且武汉地区亚粘土较广，渗透系数小，暴雨强度比以前大了很多，水也就容易在地表积蓄，从而，出现武汉一天就下了约六个东湖水量的情况。
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中涉水设施不完善，对于水文特征变化的应对能力不足，造成了类似城市水害的频繁发生。
记：水利史专家 周魁一教授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段子，说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人建议把梁山泊的水排干变成良田，王安石觉得有道理，但是又顾虑失去蓄水之地，旁边就有个官员说在梁山泊旁边再挖一个湖。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现在就在做着类似的事情。现在建的各种水库大坝，无非就是挖一个更深的湖，把一些浅湖的水汇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长江中下游大旱的时候上游的三峡水库加大了下泄流量，达到121.2亿立方米，但对武汉及周围地区来讲，两周还不如一天的降雨有效果。从水利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
何：从大流域上不好说，毕竟我自己的关注点是在一个城域的范围内。现在一个地方的水资源大概有降雨、过境水、地下水、外调水等，但最主要还是靠当地降雨所产生的地表水。从降雨来说，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一片天对一片地”，一个地区的水资源量大概就那么多。现在的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把太多本该属于水的土地给占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水有那么大的量就需要有那么大的地来盛着。过去有个提法叫“退耕还林”，现在叫“退耕还湖”，还湖干什么？就是调配水资源。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不可能每天都下雨，它就是有时候不下，有时候下暴雨，这就必须有相应的“调节”措施，而自然的调节措施就是河湖。现在我们把太多的河道、湖泊给开发了，自然就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
现在习惯说“九龙治水”，实际上是把水利的某个单一功能给放大了，做成了主要目标。我认为水利是一个“道”（编者注：是指哲学意义上的“道”的概念），是一个综合的，不是说某一个最好，而是综合最好。我们现在总结的水利有六个主要功能，即：水安全，主要是指防洪排涝，解决水多的问题；水资源，解决水少的问题；水环境，解决水质的问题；在前三者的基础上构建水生态；然后是水景观以及水经济。在过去防洪排涝，城市内的多归市政部门，城市外的归水利部门；水生态的水质部分归环保部门，动植物归林业部门；城市内的水系规划也多属于城建和园林。城建是下不到水里的，他不了解水下的环境，自然做不了水生态；而水利又只管城市外防洪排涝，不管岸上的事，不进城，所以造成了“九龙治水”这样的一个弊端。俗话说“有一利就有一弊”，从哲学角度来说，换个角度未必还是最好的，一个东西越亮，它的背面可能越暗，当我们强调某一方面功能时，是否也去考虑考虑可能受影响的另一方面。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缺少的是在一个区域内涉水事务的综合考虑；第二，缺少的是流域内以城乡行政区划为界定范围的中观层次规划；第三，缺少一套对公共资源的“哈定悲剧” 的应对平衡。（编者注：“哈定悲剧”即公共资源悲剧，最初由哈定提出。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入大于其供养成本，明显这是有利可图的。虽然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也叫作公共资源悲剧。）城市化意味着现在的自然资源已经不能承载传统的水土资源利用模式，考虑到类似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这种思维模式是不是能够持续？我们看到的河湖水体污染，其实都是表象，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以一种什么思维方式来协调水土资源”。比如，北京花了数百亿建设北京奥运水系，按理来说应该已经治理的差不多了，为什么一下雨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当然有气候变化等不可控制因素，但是不是存在涉水体系和规划理念不尽合理等更深层的问题？
记：撇开其他体系原因不谈，对于奥运水系治水理念中的“雨污分流”，您是怎么看的？
何：我认为雨污分流是必须的。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奥运水系在采用“雨污分流”的同时，借助奥运湖充分利用雨洪实现了水资源的良性循环，解决了自身的水资源需求。雨洪利用是一个集收集、储存、过滤、再利用的循环过程，而雨洪利用的前提就是雨污分流。由于生活污水相对比较均衡，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污水，所以污水处理厂可以做生活污水处理；雨水不是均衡的，要么没有，要么很多，是不可控的，它需要有一个调蓄工程，先调蓄起来再净化处理，循环利用。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排水系统只有传统市政的排污系统，缺少雨洪调蓄和雨洪利用的体系，奥运水系中的治水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记：但是现实中我们并没有用奥运水系中的治水理念来治水，我们该如何看待现实中的做法，如何去改变它？
何：人类对自然界的期许到底是什么？把自然界变得完全风调雨顺那是不可能的，自然界有它自身的规律。可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遵循自然的规律去做事了，我们实际上是在改造后的自然，问题是改造后的自然它是不是可持续？所以，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关键是我们的这套体系在制定的时候它是不是相互适宜的、综合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不是综合治理，就像我们大家都喜欢水，于是挖了个湖，挖了个湖以后没水，就上别的有水的地方调过来，这是一个很简洁的方案，但却不是最优的、可持续的方案。如果我们没有可调的水怎么办？或者说我这样做对别人是不是有害？漓江就是特别明显的例子，“桂林山水甲天下”，为了深度开发旅游资源，桂林建了一个“两江四湖”，但是没好水，于是从漓江的上游建了一个渠道把水引过来，大概十几到二十几天换一次水。旅游是有污染的，中国传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我们现在是有了污染就把它排到别人家，“己所不欲”却给了别人。我们现在是“我”想好，“我”这儿没水就把别家的水引过来，引过来后别人那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然而有多大变化不知道。水调过来后“我”就把自己这儿该处理的污水通过水循环排到下面，这样实际上是把“我”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下游。真正解决问题，我觉得需要调整的是治水模式。
做城市规划的习惯于“把吃水布置在城市河流的上游，把排水布置在城市的下游”，如果把城市放在流域上一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就好像猴爬树一样，向下看都是笑脸，向上看都是猴屁股。怎么讲？你向上看都是人家的排污口，因为你的上游是别人的下游，但同时你又把你的污水排给了别人。我觉得要破解这种问题，流域共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城市要把自己“家”里的事搞清楚，这就是水权的问题。
（未完待续，原文转载自《休闲读品·天下》官方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