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尖沙咀弥敦道鳞次栉比的繁忙商厦中，名声最响但风评最差的，大概要数重庆大厦。天黑以后，从北京道走到弥敦道路口时，如果猛一抬眼，多半会被对面那个细长的黑窟窿吓一跳，再看得仔细些，黑窟窿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窟窿(窗户)和更小的黑窟窿(空调外机)。它并不是漆黑一片，但是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和周围闪烁的霓虹灯形成的反差太过强烈，以至于造成了巨大的吞噬感。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观看重庆大厦的最震撼视角。不过，从大厦门前走过，反而很容易错过它，因为入口不大，视线范围内也没有明显的招牌。离它最近的出口是尖沙咀地铁站 N5 出口，这个出口没有电梯，楼梯尽头是一条有些脏乱的小巷，小巷里有一家7-11便利店，夜晚光顾的大都是非洲人和南亚人。有一天凌晨，我因为好奇而走进紧邻大厦的阴暗巷道，但又因为紧张而走得太快，只隐约瞥到两个倚墙吐烟圈的黑人和在巷口流连的性工作者。

　　不过，现在重庆大厦变得没那么突兀了。今年早些时候，大厦业主立法团主席林惠龙女士找人翻新了外立面，使这座 1962 年建造的高楼在环境中显得低调了不少。

　　尽管重庆大厦在改变，对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说，它仍是个一辈子也不会进去的地方。尽管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能使人对它产生一点浪漫想象，他们还是害怕这个地方，甚至有点引以为耻。香港回归后大批到香港留学、定居的“新香港人”，同样对这里充满警惕。甚至连选择住在里面的背包客，也多少担心安全、火警和健康问题。

　　一座大厦里的人类学调查

　　2006年开始，有一个50多岁、中等身材的白人开始频繁出入这座“摇摇欲坠”的高楼，找各种人谈话。他不像旅行者，因为他不是每次来都住；也不像便衣，因为身体看起来太弱；人们觉得他有可能是CIA，可是他说：“CIA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调查。”每个周六，他会乘电梯到顶层17层，然后步行往下，看什么旅馆有空房便随机入住，3年多时间，他住遍了重庆大厦里所有的旅馆。

　　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有时候需要随身携带药物和针管以便注射胰岛素，有几次他不小心注射过量，在大厦里失去意识，抽搐不止。人们又以为他是此地常见的瘾君子。他告诉人们，自己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来这里做田野调查，将要写一本关于重庆大厦的书。半年多之后，大部分人相信了他的话。

　　麦高登在1983年作为背包客第一次进入重庆大厦，那时候他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靠3000美元，花一年时间环游世界。“香港是个很昂贵的城市，以便宜闻名的重庆大厦当然是我的选择。”旅行结束后，他在日本完成了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后，此后一直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很少有人类学家会把研究范围设定在一幢楼里，何况这幢楼是香港60年代最常见的本地设计，包含两层底座以及其上五座各自为政的大楼。麦高登之所以对重庆大厦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这里是“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中心。“大厦里布满大大小小的廉价旅店和商铺……来自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意人和临时工来此淘金，也有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来此寻求廉价住宿和探险……每天晚上，有4000个人留宿重庆大厦。”麦高登在不同的旅馆里邂逅了129个国籍的人。

　　所谓“低端全球化”，与人们想到“全球化”时脑子里蹦出的词汇很不一样，没有大型跨国企业，没有豪华办公大楼，也没有宏伟的财政预算……处于低端全球化链条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租用集装箱和火车来运送货品，并尽可能躲避税收和版权法律。“这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麦高登说，“重庆大厦作为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比如曼谷、迪拜、加尔各答、加德满都、拉各斯、内罗毕等。”跟随在重庆大厦里认识的商人，他也去了这些地方，以及他们的货源地——中国大陆。

　以上3张图片为麦高登在2006-2009年对重庆大厦进行田野调查时，拍摄的照片。收录在香港版《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中。

　　大厦的业主很多是早年来到香港的大陆人，店铺的经营者多为南亚人。如今在大厦里谋生的商人们，大部分都持有签证，做着合法的生意，但总体上，他们仍是这个社会中的他者，他们的“香港人”身份基于一座被这个城市里大多数人隔离的大厦。可若要说重庆大厦是个“贫民窟”，它倒是最不像贫民窟的贫民窟了，麦高登说，能够来到这里的人，在他们的祖国，怎么也算成功人士，至少是中产阶级了。

　　三年半之后，麦高登发现他采访的人们开始和他讲同样的话，有时候问题才问出口，他已经知道对方会怎样回答，于是他结束了调研。2011年，研究成果《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一书由青森文化出版。

　　现在的重庆大厦是好的

　　幅赛尼·穆罕默德 (Fusseini Mohamed)是加纳人，大家都叫他迪克森 (Dixon)。他8年前来到香港，在重庆大厦住了4年。4年前，他搬到了荔枝角的一间公寓里，不过他的工作仍然围绕着这座大厦。我通过麦高登的介绍联系上了他，起初以为他是个普通商人，没有预约便在一个周二下午来到重庆大厦，心想一定可以碰到他，没想到扑了个空。电话里他承诺4点会回来，结果一直忙到6点。于是我们重新约了时间。

　　第二天，当迪克森从离大厦入口最近的电梯走出来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个子很高、长得不错，和周围的生意人明显不同，穿着短袖衬衫、挎着公文包，看上去很职业。他说他是香港“非洲委员会”(African Committee)的职员，在国内接受完培训便被派到香港工作。这个组织的办公室就在重庆大厦对面，他们有自己的电视台、电台，有已走上正轨的各类活动，旨在为在港非洲人提供各项帮助，同时促进香港社会对非洲人的理解。迪克森解释前一天的不靠谱：“说实话，我真的很忙，如果你恰巧碰到我有空，那是你运气好。”

　　当时正值穆斯林斋月，重庆大厦里人非常少，很多店铺都关着门。起初我惊讶于这座大厦几年内萧条至此，后来才明白数量众多的穆斯林下午都在祈祷或睡觉。迪克森几乎认识所有人，走在路上忙于和每个人打招呼，而他的朋友们对于有记者来采访他也习以为常。跟在他身后，重庆大厦好像完全变了样，没有人再向你兜售货品，不用担心往店铺里多看了两眼就被缠住不放，拍照时也不太遇到警惕的目光了。最后我们停在了一家食铺门口，老板很快搬来了椅子，因为迪克森的缘故，我们得以不花一分钱在那里坐上一个小时。在重庆大厦里的一家食铺门口，迪克森讲述“非洲委员会”的工作和他的生活。

　　“我大概是6年前认识麦教授的，”迪克森说，“我们都叫他‘重庆大厦里的国王’。”在麦高登和大厦里的人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开始在每周六开设一个和全球化有关的课程，迪克森及其不少同伴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课程至今仍在继续。“我们知道麦教授在写一本关于重庆大厦的书，我们会在课上讨论书的内容，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了，而大陆的便宜商品是重庆大厦存在的重要基础，这多少影响了大厦近年来的人气，一些商人不得不寻找更廉价的货源地；另外，由于大陆对非洲的签证限制有所放宽，部分商人不必通过重庆大厦，可以直接去广东进货，这样既节省了费用，也省了时间；如果业主立法团继续提升大厦的环境和设施，其价格攀升也将导致非洲商人和南亚店主迁移。作为学者，麦高登看到了这些因素正在使重庆大厦这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变得脆弱，而他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低端全球化”在某些方面正是世界的未来。

　　和麦高登不同，迪克森几乎百分之百喜欢重庆大厦这几年的变化：管理更规范、卫生条件更好、更安全。他反复强调：“以前的重庆大厦不好，但是现在的重庆大厦是好的。”他还喜欢称现在的重庆大厦为“新的重庆大厦”，而且相信通过包括“非洲委员会”在内的各种组织的努力，他的非洲同胞们会在香港过上更好的生活。重庆大厦作为非洲人的聚集地之一，当然也最好能有更为正面的形象。

　　迪克森的生活显然也在变得越来越好，他现在不仅不住在重庆大厦，也不像刚来香港时那样在大厦里购买生活必需品了。这有点讽刺，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