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是呀！
好久没有和我老爸见过面了！电话倒是通过！

每年６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 (Father’s Day) 。人们在庆祝母亲节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父亲的功绩。

世界上第一个父亲节于１９１０年诞生在美国，是由住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 (Spokane) 的布鲁斯·多德夫人 (Mrs. Dodd, Sonora Louise Smart Dodd) 倡导的。多德夫人的母亲在生育第六个孩子时，因难产而死；多德夫人的父亲威廉·斯马特先生 (Mr. William Smart) 曾参加过南北战争，他在妻子过世后，独自一人在华盛顿州东部的一个乡下农场，承担起抚养、教育六个孩子的重任。多德夫人排行老二，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女性的细心特质，让她更能体会父亲的辛劳：斯马特先生白天辛劳地工作，晚上回家还要照料家务与每一个孩子的生活。经过几十年的辛苦，儿女们终于长大成人。当子女们盼望能让斯马特先生好好安享晚年之际，斯马特先生却因多年的过度劳累于１９０９年辞世。

１９０９年斯马特先生辞世之年，当多德夫人参加完教会的母亲节感恩礼拜后，她特别想念父亲；多德夫人心中明白，她的父亲在养育儿女过程中所付出的爱和艰辛，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母亲。多德夫人将她的感受告诉给教会的瑞马士牧师 (Rev. Rasmus)，希望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父亲。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牧师的赞许，同时得到了各教会组织的支持；多德夫人随即写信向市长与州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以她父亲的生日——每年的６月５日作为父亲节。斯波坎市市长与华盛顿州州长公开表示赞成，州政府采纳这一建议的同时，把节期改在６月的第三个星期日。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９日，多德夫人所在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举行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庆祝活动。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美国各地其它城镇的人们也开始庆祝“父亲节”。

在父亲节这天，人们选择特定的鲜花来表达对父亲的敬意。人们采纳了多德夫人的建议，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则表达对亡父的悼念。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起初父亲节的日期各不相同。且有的地方用蒲公英作为父亲节的象征，有的地方则用衬有一片绿叶的白丁香向父亲表示敬意。

１９２４年，美国总统柯立芝表示支持设立全国性父亲节的建议；１９６６年，约翰逊总统签署总统公告，宣布当年６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为美国的父亲节；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正式文件，将每年６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全美国的父亲节，并成为美国永久性的纪念日。

父亲节并非“泊来”的节日，我国也有自己的父亲节。我国的父亲节起源，要追溯到国民政府时代。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上海发起了庆祝父亲节的活动，市民立即响应。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各界名流，联名请上海市政府转呈中央政府，定“爸爸 ”谐音的８月８日为全国性的父亲节。在父亲节这天，人们佩带鲜花，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和思念。父亲节这天，虽没有像母亲节那样隆重，但对父母的敬爱之心，都是无可比拟的。

重温一篇课文

《背 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