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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时龄：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建筑2007-04-11 来源：焦点房地产 网友评论：2 条 进入论坛 　　一、 建筑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中国的城市正处于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建设中，多而快，但是有些时候不见得好而且也不见得省。有些时候往往只注重过程的速度和求新求变，缺乏理想的城市目标，忽视终极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城市化的速度几乎是难以想像的，据美国时代周刊的统计，1999至2002年间，全国兴建了将近61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与以往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一、 建筑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中国的城市正处于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建设中，多而快，但是有些时候不见得好而且也不见得省。有些时候往往只注重过程的速度和求新求变，缺乏理想的城市目标，忽视终极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城市化的速度几乎是难以想像的，据美国时代周刊的统计，1999至2002年间，全国兴建了将近61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与以往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自1949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建造了大约4亿7千万平方米的住宅，另外还有大约2亿平方米的其他各类建筑。从统计数字上看，总的建设量相当于10或15个解放前的上海。尤其是从1985年至2001年期间，上海一共建造了4.68亿平方米的各类建筑，其中大约59.8%是住宅。然而，为什么如此大量的建筑理应出现的优秀建筑却相对较少，中国建筑师在当代世界建筑史上依然处于边缘状态，而建造量与中国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建筑师却令世人刮目相看呢？其核心是文化问题，而不是“创新”问题。
　　一位在上海仅仅住了两年的年轻美国建筑师惊叹中国的建设“有如野草萌发。我来这里的短短期间之内，就已经盖了四栋摩天大楼、设计了数百万平方英尺的都市景观。在纽约的话，我整个职业生涯能做到这么多就心满意足了”。尽管这位建筑师以张扬和夸张著称，花在攻关方面的时间可能与趴在绘图桌旁的时间大约差不多，然而即便撇除水分后，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
　　2004年5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巴黎机场候机楼2E的坍塌立即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除了关心他在中国的作品之外，甚至引申到中国是否应当成为国际建筑师的试验场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相信决不会在如此广泛而又深入的程度上牵动我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和我们的城市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座一万多公里以外的建筑倒塌才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今天被认为是创新的许多建筑追求新颖，追求超乎现实的“完美”，有着激动人心的奇特，注重纪念性和标志性，崇扬宏大，愉悦等等。这股思潮已经由境外建筑师投一些人之所好而引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他们设计思想的试验场,甚至奇特思想的试验场。
　　试验场往往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创新”这个口号几乎已经成为全国各行各业的一面旗帜，其实科学与技术本身就是不断地创新，而且理性的建筑从来就应当是一种创新，只不过在变为口号以后，反而会很容易追求标新立异，将“新”作为目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参与建设的外国建筑师认为他们本土很可能无法兴建的东西，在中国似乎都能实现。2003年在介绍临港新城规划的标志塔时，有人问德国建筑师冯·格尔康这种设想有没有在德国实现。德国只在汉诺威2000年世博会建了一个小型的塔作为试验。当更进一步问起为什么在德国没有建造呢，回答是没有钱……言下之意，这里会有人买单。正如2004年普里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查哈·哈迪德所评价的那样，中国是“一张可供创新的神奇空白画布”。美国SOM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建筑师安东尼·费尔德曼认为，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别的国家脑筋清楚的人不可能会盖的东西”。
　　库尔哈斯承诺他所设计的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正是中国人所追求、所需要的建筑。我们真需要这样的违背建筑的基本原理挑战重力，挑战地震力的建筑吗？我们需要的是适宜于我们这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建筑。荷兰德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楚尼斯指出：“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所有这些倾向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师的试验场。就一般而言，试验场并非坏事，可以说建筑史上的每一次创造都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都是一种试验。但是这些都是理性的实验，不是幻想，更不是空中楼阁。而且永远都有一个技术经济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或艺术问题。近来展开的关于北京奥运会工程的讨论，涉及的也主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