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 -------------贝聿铭 今年83岁的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一样令人心动且难以捉摸。就像他童年时代苏州四面高墙的祖上老房子，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即使是他以前合作的合伙人也不曾真正地跟他亲近过。他擅长表达抽象的力量，在才华变成建筑品质的神秘工作里，精致、抒情和美丽使他的建筑充满人性的光芒。贝聿铭向来对现代主义充满信心。 贝聿铭：不赶时髦，我是不赶时髦的，你问美国的建筑师、法国的建筑师就知道，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贝聿铭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他说名分来了肯定要走，而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贝聿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在建筑方面现在太流行了，譬如服装，这个时髦一年就没有了，过了一年就不时髦了，建筑不能如此，建筑是做了以后，就是了，你不能说明年拆了，你不能拆它，所以要靠时髦是不应该的。 1998年，北京国家大剧院正式批准立项，这座中国人梦想了40年的国家大剧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大剧院坐落北京的心脏地区，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离天安门500米，四周环绕着一系列代表国家政治、文化的建筑物，它应该很“传统“、很“中国”。然而保罗·安德鲁的中标方案，却打破了人们心目中既定的想法：建筑采用椭圆的构造，四周以人工湖环绕，椭圆表面用钛金属板与玻璃做成透明的效果。方案一出，各方人士褒贬不一，赞赏者说它是“一颗浮于水面的明珠”，而反对者则被戏称为“蛋”甚至“坟墓”。 保罗·安德鲁：我不介意人们认为它像蛋或者坟墓，就随他们去想像好了。当你设计、建造出一个建筑，让人们去参观、去欣赏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这个建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不是建筑师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设计是创作，而自由是最重要的，如果表达的不是设计师的愿意，就不会是好设计。 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一出台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核心正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传统问题。对待传统，保罗·安德鲁的态度是“干脆把它逼到一个危机的边缘”。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时代，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重复旧有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行为只会阻碍发展。 保罗·安德鲁：中国的建筑界一直存在“传统”与“现代”之争，问题是如果对传统很了解，那建筑师就应该知道要什么，反过来说对传统不了解，建筑师也可以放开想象的空间。最麻烦的是对传统一知半解，既体现不了传统，又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创新。其实，建筑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这种共性，才是最重要的。 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是法国人。他是在29岁的时候因设计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一炮而红的建筑大师。而真正让这位法国建筑师与中国结缘的，是他在中国三大城市的四件作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体育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北京国家大剧院。在国人眼里上海浦东机场是一个包容五洲四海的梦幻世界，广州体育馆则是深色山峰背景下的海市蜃楼，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又被说成是一朵悬浮在空中的白玉兰花。然而国家大剧院保罗·安德鲁的设计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好在历史是在一直向前演进的，也许，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至少让中国人窥见了一个没有想象限制的未来，并有可能成为这个未来的代表性符号。 也或许，一个天才的想法在最初总是不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正如当初艾菲尔铁塔落成时，“钢铁怪物”的形象压在几代法国人的心中，而卢浮宫入口的透明金字塔，也让法国人认为自己为之骄傲的艺术尊严扫地。巧和的是16年前，也就是在1983年，在法国，设计这个金字塔的建筑师就是一个叫贝聿铭的华人 贝聿铭到现在他最得意的就是在他六十四岁的时候被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卢浮宫重建计划。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贝聿铭行么？能承担得起这项重任吗？这个时候，贝聿铭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毕竟卢浮宫是令全球人向往的地方,也正是卢浮宫成为贝聿铭巩固巅峰地位的公开舞台。当法国总统密特朗选中贝聿铭，整个巴黎大吃一惊，尽管贝聿铭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 贝执中(贝聿铭的儿子)：“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 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他们的不满。指责这项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法国的政客、建筑界也轮流起身攻击。 贝聿铭：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舆论方面总是批评居多，我在巴黎做罗浮宫14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差不过费了两年。免不了。因为这个罗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所以罗浮宫是国宝，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去的中国人，所以他们这方面不大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
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 -------------贝聿铭 今年83岁的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一样令人心动且难以捉摸。就像他童年时代苏州四面高墙的祖上老房子，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即使是他以前合作的合伙人也不曾真正地跟他亲近过。他擅长表达抽象的力量，在才华变成建筑品质的神秘工作里，精致、抒情和美丽使他的建筑充满人性的光芒。贝聿铭向来对现代主义充满信心。 贝聿铭：不赶时髦，我是不赶时髦的，你问美国的建筑师、法国的建筑师就知道，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贝聿铭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他说名分来了肯定要走，而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贝聿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在建筑方面现在太流行了，譬如服装，这个时髦一年就没有了，过了一年就不时髦了，建筑不能如此，建筑是做了以后，就是了，你不能说明年拆了，你不能拆它，所以要靠时髦是不应该的。 1998年，北京国家大剧院正式批准立项，这座中国人梦想了40年的国家大剧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大剧院坐落北京的心脏地区，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离天安门500米，四周环绕着一系列代表国家政治、文化的建筑物，它应该很“传统“、很“中国”。然而保罗·安德鲁的中标方案，却打破了人们心目中既定的想法：建筑采用椭圆的构造，四周以人工湖环绕，椭圆表面用钛金属板与玻璃做成透明的效果。方案一出，各方人士褒贬不一，赞赏者说它是“一颗浮于水面的明珠”，而反对者则被戏称为“蛋”甚至“坟墓”。 保罗·安德鲁：我不介意人们认为它像蛋或者坟墓，就随他们去想像好了。当你设计、建造出一个建筑，让人们去参观、去欣赏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这个建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不是建筑师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设计是创作，而自由是最重要的，如果表达的不是设计师的愿意，就不会是好设计。 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一出台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核心正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传统问题。对待传统，保罗·安德鲁的态度是“干脆把它逼到一个危机的边缘”。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时代，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重复旧有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行为只会阻碍发展。 保罗·安德鲁：中国的建筑界一直存在“传统”与“现代”之争，问题是如果对传统很了解，那建筑师就应该知道要什么，反过来说对传统不了解，建筑师也可以放开想象的空间。最麻烦的是对传统一知半解，既体现不了传统，又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创新。其实，建筑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这种共性，才是最重要的。 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是法国人。他是在29岁的时候因设计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一炮而红的建筑大师。而真正让这位法国建筑师与中国结缘的，是他在中国三大城市的四件作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体育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北京国家大剧院。在国人眼里上海浦东机场是一个包容五洲四海的梦幻世界，广州体育馆则是深色山峰背景下的海市蜃楼，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又被说成是一朵悬浮在空中的白玉兰花。然而国家大剧院保罗·安德鲁的设计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好在历史是在一直向前演进的，也许，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至少让中国人窥见了一个没有想象限制的未来，并有可能成为这个未来的代表性符号。 也或许，一个天才的想法在最初总是不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正如当初艾菲尔铁塔落成时，“钢铁怪物”的形象压在几代法国人的心中，而卢浮宫入口的透明金字塔，也让法国人认为自己为之骄傲的艺术尊严扫地。巧和的是16年前，也就是在1983年，在法国，设计这个金字塔的建筑师就是一个叫贝聿铭的华人 贝聿铭到现在他最得意的就是在他六十四岁的时候被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卢浮宫重建计划。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贝聿铭行么？能承担得起这项重任吗？这个时候，贝聿铭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毕竟卢浮宫是令全球人向往的地方,也正是卢浮宫成为贝聿铭巩固巅峰地位的公开舞台。当法国总统密特朗选中贝聿铭，整个巴黎大吃一惊，尽管贝聿铭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 贝执中(贝聿铭的儿子)：“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 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他们的不满。指责这项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法国的政客、建筑界也轮流起身攻击。 贝聿铭：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舆论方面总是批评居多，我在巴黎做罗浮宫14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差不过费了两年。免不了。因为这个罗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所以罗浮宫是国宝，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去的中国人，所以他们这方面不大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
12楼
贝聿铭说建筑师这个职业教你学会观察，你的眼睛会教给你建筑的内涵。因此要学会去看去观察各个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学习和前辈和杰出人士的优点之后要用亲身经历来丰富自己，然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充实，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历史和其它。 贝聿铭：我5、6年前回去到北京我看到好多建筑上都戴帽子，我觉得很特别。我的老朋友建筑师张开济，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他说你觉得可笑，我们觉得更可笑，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寄给我看，我说我完全同意，不过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想我们的建筑应该有点中国的风格，他不知道风格是怎么找，你不能在高楼上面，你造高楼20、30层高楼，以前没有这种建筑物，从高踏，中国是踏高楼，其余都是平的。你看我们故宫，这个中国很重要的建筑物，它没有高楼的嘛。所以你忽然间要造20、30层楼，你要放弃，中国建筑的风格要沿着另外一条路走，新的一条路走找中国的风格，不能戴一顶帽子，这是很可笑。让一个现在建筑戴一个绿帽子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这是我的原则。 在美国呆了65年的贝聿铭对国内的事情一直都很关注，他在北京、西安、苏州的城市保护、城市规划上都参与了意见。 贝：梁思城我原来跟他很熟，他来美国，我跟他见过很多次。北京这个城墙很可惜，我跟梁思城谈过，那时候拆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不在中国我不知道。很可惜，苏州的墙拆了也很可惜。你看意大利、法国，城墙都保留，它有历史的观念，你不能把历史全部毁坏。所以你要造高楼，按照中国的风格，这不是办法。好的办法保留古代的建筑，这是最重要的，要保留。你说新的建筑，像古代的建筑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没有办法走的，可是要保留以前中国古代好的建筑物，这是先决条件非常重要。我觉得城墙拆了以后，面貌全改了。1974年，我头次回国，我在清华演讲时讲了，我觉得我说在故宫附近不应该造高楼，这是我的意见，当时的副总理谷牧在人民大会堂跟我谈这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你觉得不应该造高楼，我觉得因为故宫是一个文物，是国家的国宝。四面现在看出去绿化，天、树很刺眼的，高楼起来就破坏故宫文物，我说不要造高楼，那他说你说的话跟周总理的话相同，我觉得很荣幸，我不敢再说了，我说算了，他的话比我的话重得多了，我说不说了。后来他们就慢慢在城市规划，在北京方面发表这个意见，说高度，这个是故宫高度应该是这样，不应该这样，明白吗，越来越高，你到了二环、三环你可以造高楼，因为不影响故宫。你在故宫旁边，比如北京大饭店造高楼，那就破坏文物，故宫的文物，这是有其事，这是值得研究的。北京这个地呀价钱非常高，所以地价那么高，和香港一样，你一定要增加面积，否则你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下的电都是很花钱的东西，你怎么拿回来呢，国家怎么拿回来，城市怎么拿回来，唯一就是拿地价提高，抽税，回收的办法。所以这个增加面积是免不了的，所以高楼也是免不了的，可是在故宫附近不能造高楼，这是我的意见。在三环以外可以造高楼，这是没有问题的。北京的城中心不能造高楼。在香港到处都高楼，这个不成问题，因为它没有历史。现在北京走这条路，我觉得是对的。四合院应该保留，应该保留一片。你单单保留几个王宫，不是，王府不叫王宫，不够，这不是好的办法。要保留就保留一片。当然四合院不适应现在的条件，这个我很明白，最近我跟贾庆林书记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贾书记请你一定要保留四合院，保留一片，不要再拆了。“我也想做，可是一个四合院十几家人住在里面，所以怎么分配，怎么处理”，所以他有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可是也同意，他同意，应该在附近再造一点房子，可以让在四合院居民搬到那个地方，然后再弄，新的卫生条件做好了以后，可以卖大钱。很多人在香港，在美国，中国人想回到北京住的很多，他很可能出钱买下来。这个是将来应该做的，因为这种四合院将来没有了，越来越少了。 在美国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当往事成为贝聿铭在美国的绊脚石时，他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经常光顾中国城，喜欢吃毛蟹、凤爪和鸭舌头。了解他了以后就会发现他和他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有人说贝聿铭的耐心、他的体态、他的精力、他的习性与魅力以及他眼睛里闪耀着的光芒都还在。他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贝聿铭说,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那就是有震惊效果的你无法选择的美感。 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五十七街，赶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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