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作为一项全球性体育赛事和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其影响波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这项活动本身，在一定层面上会对举办城市乃至所在国家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显性性状和社会意识、文化取向等隐性性状产生扰动力；而奥运会的影响也是一个时间函数，从奥运会筹备阶段直到闭幕后若干年内，影响力的强度及构型在时间序列中表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

土地利用对于奥运影响的反馈
土地是城市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城市交通等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城市每一寸土地上都凝聚着数量较大的人类劳动和土地资本，其利用方式构成了城市运行的空间基础，其利用效果表现出城市经济、社会及环境的表观状况。因此，在“奥运会总体影响”(OGGI)中，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
土地利用反映了在时间演进和空间结构中的土地利用者——人和利用对象——土地之间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关系。可以把城市土地看作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的特征。土地利用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当外界控制参量达到某种临界值后，则在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下，土地利用系统会产生突发性的非平衡相变，但这种改变依赖于一个时间函数，只有外界因素作用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或作用的时间到达某一时段时，城市土地系统才会产生相应的“形变”，土地属性才会发生变化，土地利用状态才能发生演替。而奥运会便是具有改变土地利用状态能力的外界能量，城市土地利用对于这种影响的反馈表现出了一定的特质，即外在表现在土地价格的波动，而内在表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深刻变化。

奥运影响与地价波动
由于土地的非劳动产品特性，在土地价格形成中，成本约束作用相对有限，土地价格具有很强历史继承性，所以价格变化受土地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较大。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决定价格平衡点，由于城市土地供求矛盾存在，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直接影响土地价格波动。
对于土地一级市场而言，土地的供给由政府垄断，供给的时间、规模、方向等都由政府按计划确定。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当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以及土地供应年度计划等的制约，在土地一级市场，作为垄断的供地者，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土地是有确定数量的，即供给是无弹性的。而对于土地需求者，在理论状态下，即不考虑寻租等扰动力量的影响，其只能在与其他土地需求者的竞争过程中获取土地。需求和供给决定了理论状态下的均衡的土地价格(排除了非市场经济的供地模式)。
城镇土地一级市场的需求数量是由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为取向决定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决策之前必然要进行投资评估，即预测投资是否满足自身的效用预算约束。因此，就存在一个企业心理盈亏点，其值由企业决策者或决策团队给定。该盈亏点主要由土地的价格与获取土地使用权后利用土地(房地产开发等)的效用的折现值(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决定。后者取决于该土地某种利用方式的土地收益流。土地收益流的重要决定因素是折现率，在实际中往往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所有者的心理折现率，其由多种因素决定，对未来土地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折现率，这种预期包括对政策的考量，当前的房地产投资回报率以及对市场规模的预期等，此外，个人偏好等内生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奥运对地价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奥运的影响是一个时间函数，在奥运会的不同时间范围内其对地价影响的程度与方式都不相同。首先对于奥运会之前的时间段内，对于土地供给来说，由于一级市场被政府所垄断，供地规模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政府可以通过土地供应调控宏观经济。由于奥运会场馆及其他基础设施用地大部分为非市场经济的供地模式(划拨等)，其对一级土地市场由市场给定的土地价格造不成影响，而政府也会在既定的计划安排下，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相应排定供地计划，因此，奥运对供给的影响不足以波及到地价层面。对于需求而言，奥运会无疑提高了很多潜在投资者的心理折现率，这无疑促成了土地需求的增长，由于同期土地供给是一定的，地价自然会上升，这就造成了北京目前所存在的“一地难求”的状况。大量的土地需求主体为获得土地的竞争将更为激烈，他们将会竭尽所能寻求新的途径去获得所需土地，于是，二级土地市场也繁荣起来，由于需求的旺盛，二级市场的地价也水涨船高。
而对于奥运后的地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潜在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为避免奥运会后出现地价大起大落的状况，政府除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制定供地计划之外，还应对奥运会后土地需求的状况作以研究，这种研究应在广泛搜集市场资料的前提下，对奥运会后市场有效需求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这种预测不仅要基于当前的市场动态，更要考虑到奥运会后一定时期内宏观经济的走势以及资本市场、居民消费的情况等。此外，土地供应计划应有一定的弹性，留有备案，以便对未来遇到的情况有所准备。若能够根据需求的变化适时改变供地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地价在奥运会后的平稳变化。

奥运对土地利用的深层次影响
在奥运影响下，作为外在表现的地价波动也带来了土地利用状态的深刻变化。由于城市土地本身就是城市经济制度产生出来的资本品，资本的本质是在于给所有者带来未来收益，其市场价值就是未来时期内的预期受益者限制的总和。城市土地的预期收益通过城市产业活动去实现。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或发达的要素市场上，地租地价是引导城市产业活动的基本信号，而城市产业活动外在表现为土地开发和土地使用方向。由于土地不同用途之间产出收益率不同，使得不同行业的竞租曲线斜率不同，从而导向土地在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随着对土地投入的加大，单位土地上资本的产出率提高，利润提高，地租也将提高；地租地价的提高，也会促进土地投入，并引导企业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与产出率。因此，奥运会不仅会对奥运场馆及相关基础设施周边的土地利用状态产生影响，也会通过地价的变化间接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土地利用状态，促使或抑制某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状态的改变(如开发建设等)与利用方式的更迭。
这点可以从北京市城市发展的空间特征看出。从奥运筹办开始，在行政引导之下，北京市城市内部的工业企业、仓储用地等逐渐搬出城市地价较高的地段，搬迁至地价相对便宜的郊区工业园区，而盈利水平较高的商业、服务业等由于支付能力较高，逐渐占据了高地租区域，使这些区域土地的经济潜能逐渐发挥出来，单位土地的经济密度得到了提升，这时，北京市城市发展也由快速的扩张状态转变为适度扩张、内部更新的自组织完善状态，城市土地逐渐呈现集约化利用的趋向。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2002年至2004年，北京市三环至五环城市扩展强度远低于2002年之前的状态，这一结果表明了北京市在这一时期，城市发展逐渐显现出了理性增长的态势，内部土地的挖潜得到重视并有相应的具体措施付诸实施，这样的状况使得地租曲线呈现出由中心区向外围倾斜的情况，而避免了前一阶段有些区域地租曲线呈平台状的情况发生。由此，显化了由区位等条件决定的土地价值，进而提升了土地的经济能级，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利用。因此，奥运影响也间接促使的北京市土地利用状态的优化。
为了更进一步发挥奥运影响通过价格机制优化北京市土地利用状态的作用，应改变土地价格形成的方式。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是城市政府工作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让市场机制说话，使土地价格真正由市场形成。这样才能保证竞租曲线在实际中作用的实现。还应努力建立有形、公开的市场体系，引入“公开竞价”机制，从而充分的显现土地资产的价值，做到“显化价值交易”，要达成这一目标，应规范土地市场中的政府功能，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建立完善的土地价格信息机制。通过地价信息机制使土地价格信息(包括土地交易状况、交易价格及主体等等)透明、公开，以便更好地为政府、企业和居民决策服务，从而使得土地价格真正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成为市场交易的正确指示标志。这样才能发挥地价对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力，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竞租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