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涨的太快，工资却不怎么涨，怎么办，有些人还在叫嚣，房子就应该涨！

房地产市场报复性上涨意味着什么？

2006-01-21　08:54:23


今天早上一上网，就看到一文章十分醒目，其标题是《要警惕200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报复性上涨》。文章之醒目，因为这个标题又让人回到1999年中国股市的“519”年代。想想那么个时候国内股市火热的画面，想想那个年代民众对股市之热情，想想那个年代股市指数的快速飚升，那时候提出来的口号就是中国股市的报复性上涨。想想那个年代，只要有点记忆的股民，再回头来看看现在的股市，其结果民众早就了然于心。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报复性的上涨，那么这个市场离它全面崩溃也就不远了。

从这文章来看，2006年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出现报复性的上涨，就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个政策市，市场完全由政府政策来操纵。而从最近一些地方政府的情况来看，正在计划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如何让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来上个报复性上涨。

但是，从中央总理对房地产市场的精神及建设部领导的讲话来看，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严厉打击房地产投机与炒作仍然是2006年最为基本的任务。我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开过不久，难道中央就这样言而无信吗？难道中央的政策就会这样没有效力吗？我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2006年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其最基本的任务。特别是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有一条讲得十分清楚，就是着力解决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中国当前民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它应该不是仅书面上的口号，而是会切实落实在民众的生活中。如目前民众反映最大的三座大山，高教育费用、高医疗费用、高房价，特别是高房价民众对此意见已经到十分强烈之地步，我想这点中央政府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而且是正在想办法，出台政策来调整。无论是总理的讲话还是部长的讲话对此都有一个明确的表示。我想，即使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如何如何，但他们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对抗中央政府的。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来推高当地的房价，来对抗中央政府，那么这些官员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伤害了当地经济，也会把自己砸得粉身碎骨。

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地方政府不怕自己砸的粉身碎骨，让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高并出现报复性的上涨，那么这也是把该地房地产市场推出无底的深渊。大家都会知道，甚至于不也人也经历过中国股市1999年报复性上涨的事情。结果是什么？开始一两年股市的指数是上去了。那么“先知先觉者”（即靠近政策与权力者）也赚得流油，但最近市场则重新又回到了起点。我记得，那几年我一直在告诉民众，一定要注意国内股市的风险，一定不可仅听某些吹嘘，因为如果民众对此考虑不清楚，亏损买单者只能是自己。事实，几年来国内股市连续下跌，甚至跌到跌无可跌了。而5年来的股市大跌，广大股市亏损就近一万亿，要知道这仅是流通总量仅不到两万亿的结果。如果近30-40万亿的国内房地产市场，如果价格报复性上涨而下跌，那么对民众的打击是可想而了。因此，对于这种国内房地产市场报复性上涨之言论，广大民众一定要密切关注，否则市场出现任何大波动，这些说国内房地产市场报复性上涨的人是不会为你们买单的。

我在早几年写过一本叫《股市牛虻》之书，其主题就是希望用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当时的股市现象，而且这本书的分析完全得到历史的检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这本书是如何来分析股市的报复性上涨。历史不可能重复，但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从中能够看到市场及自己未来之路。

看这几天网民对我的评价,其实许多网友由于没有见过面,不了解我.这里转一文章在此,或许会多一个角度.还有,有网友问去加拿大干什么,我太太在加拿大做研究,去探亲.

"性情中人"易宪容"牛虻"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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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生


在北京,如果你是一位早起的人,也许你会在京郊的马路上看到一位中年男人,正迎着刚刚露出的晨曦在慢跑。他不时地会停下脚步,拿起他的手机,把路边的花花草草,甚至偶尔飞过的小飞虫拍摄下来。

如果你在北京工作,一定对北京交通的拥堵有着切肤的感受。但说不定你会在某一个早上或晚上的高峰时段,看到这位中年男人从车上跳下,自告奋勇地疏导交通。

如果你经常到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买书。说不定你又会在那里看到这位中年男人像那些好学的中学生一样,静静地坐在书店一隅,翻阅着他选定的一大摞图书。

他是谁?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易宪容。

"牛虻"易宪容

最近一年来,易宪容频频出镜,成了"明星"人物。而最让人对他侧目的,是由于他在去年7月就我国商品房价格走势发表的一番说法所引起的轰动。他认为,上海的房价应该跌50％,北京应该跌30％。此言一出,舆论大哗,普通老百姓为之喝彩,但房地产老板却视其为另类,视其为PK对手。

易宪容认为,研判房价的高与低应该有三条标准,一是房价跟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应该保持在3到6倍才是正常的；二是个人的按揭贷款与每月收入之比,不能超过35%；三是家庭为购房而体现的总负债率不能超过50%。我国的房价已远远超过这三条标准,如此下去,大量资金拥进市场,只会增加炒作,带来大量泡沫,更带来金融危机。

易宪容提出这个观点已过去半年,但我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仍然高居不下。对此,易宪容坚定地表示:"我的观点不会改变,因为我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作支撑。市场价格永远是波动的,哪里有大涨,哪里就会有大跌。至于目前的房价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跌,这主要是由于利益集团过多地渗入,但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一些利益集团对他的攻击他并不在乎。熟悉易宪容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以"牛虻"自居的人,世纪之交时,当我国的股票市场出现过度投机的时候,对国内A股市场从不染指的易宪容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当时股市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结集为《股市牛虻》一书。他说:"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公众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在于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关注,在于对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事情进行批评。他们就像一只牛虻,不时叮叮社会这只大牛,让它清醒地朝着有利于社会大利益的方向走。"

一些利益集团对他的攻击他并不在乎。熟悉易宪容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以"牛虻"自居的人,世纪之交时,当我国的股票市场出现过度投机的时候,对国内A股市场从不染指的易宪容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当时股市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结集为《股市牛虻》一书。他说:"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公众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在于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关注,在于对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事情进行批评。他们就像一只牛虻,不时叮叮社会这只大牛,让它清醒地朝着有利于社会大利益的方向走。"

以"牛虻"自居的易宪容,对整个经济领域的关注都是敏锐的。新年伊始,他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央行正在考虑出招,把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活期存款利率下降为零,将居民的钱从银行驱赶到债券、基金等领域。易宪容看到这个消息,坐不住了,赶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他直言不讳地说:"若这损招一出,就如利率税一样,伤害的肯定是最广大的一般储户,而对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经济学家何帆这样评价易宪容的"牛虻"性格:"易宪容思维敏捷、走笔如飞,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独行侠。他偏要去惹是生非,去做‘牛虻’。写下激烈文字的易宪容其实是个达观开朗的家伙,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心安,所以理得。"

学者易宪容

易宪容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一方面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社会现实,从学理上对它们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他像上足了发条的一部机器,出版了系列学术著作,其中重要的就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分析》、《科斯经济思想研究》、《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经济学与经济的迷思》、《金融市场的震荡与发展》、《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行为金融学》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易宪容还在湖南师大教书时,他就与后来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建立了联系,并确立了制度经济学的治学方向。1997年,他在北京应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之邀,从1998年开始到香港工作了三年。在港期间,他不仅静坐于书斋,而且深入地接触了香港社会,对香港的人文环境、法律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正是在香港的这段经历,使这位经济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把目光投射于现实社会。他关注的目光几乎涉及了中国经济的所有方面:宏观调控、商业银行改革、股权分置改革、金融生态、人民币升值、利率市场化、三农问题、德隆案、科龙案,对这些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热门事件,他都发表了自己毫不隐讳的看法。

早在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前,易宪容就在一次有高层人士参与的会议上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全部,重要的是如何改进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加强这方面的建设。他认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交易平台,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三是建立一个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补偿机制。

易宪容说,股改总的方向是对的,但在改革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偏差,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信息优势操纵改革的趋势十分明显。他进而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有人分享不到改革发展的成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制度与规则徘徊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相关利益者借助于这种徘徊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缺陷糅合在一起,并将此推向极端。

易宪容年轻时是在上海读的大学,也许是沾染了上海男人的"毛病"吧,他尽管工作很忙,却也热衷于到菜场去买菜,使他成了住家附近菜场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不过易宪容不是为买菜而买菜,他把菜场作为自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窗口,使自己的研究更能切合社会的实际,更能符合民众的需要。

快乐易宪容

在与易宪容交谈的过程中,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这与我们通常理解中的专家学者的形象似乎有点距离。想像中,一个惯于思考的经济学家,他的脸色应该是严峻的,甚至是忧愁的。但他说:"我的内心充满了快乐。"

易宪容喜欢看书,也喜欢买书,他常常会到西单的图书大厦去买书,没事的时候一呆就是一整天,一边看书,一边总是会露出灿烂的笑容。有一次,他的笑引起了一位书店销售员的好奇,问他:"你看到了什么好书呀,会笑得这样开心?难道你没有不开心的事吗?我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工作啊,生活啊,爱情啊,我笑不起来。"

易宪容回答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挂在心上呢?"接着,易宪容跟她讲了许多人生哲理,最终让她的脸上也漾起了笑容。

易宪容还是一个很愿意管闲事的人。看到交通堵塞了,会下车去疏通车辆。看到小区里有污水溢出,他会去查出源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这种行为: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出来批评制止某种不良现象,这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我愿意给人带来快乐。财富的创造也许需要机遇,但快乐却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有的人经历了很多磨难,总觉得生活是一种没有止境的累,但有的人却能从容淡泊应对自如。其实,一切都很简单,只要你换一种眼光看世界。"

采访一个经济学家,话题扯到了人生的哲理。易宪容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

[对话] "把我的所学回报给社会"

记者:经济学家在社会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易宪容:经济学家并非先知先觉的圣者,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更不是民众行为的向导或导师。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多做一点解释,多做一点分析,多做一点说明,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这些事情可能会出现的趋势。除此以外,我们会做的事情不会太多。

记者:去年曾有人认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会超过5个,你对此怎么看?

易宪容:我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他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观点是不是一个标准。经济学家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不需要由谁来作评判。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应该以能力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以身份来判断一个人。

记者:经济学家是应该活跃于社会还是静坐于书斋?

易宪容:我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在乎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所学回报给社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养育了我,导师培育了我,还有许多人帮助了我,现在他们并不需要我的回报,那么我就应该把我的所学回报给社会。将来我的学生,我也不需要他们回报我什么,但我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所学回报给社会,这就是所谓的"薪火相传"吧。

　　岑科 文

　　2006年3月，张维迎的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发表后，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表示质疑：“什么叫‘理性’思考？难道就你一个人理性？别人都不理性？”

　　如今，在百度网站上搜索“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结果网页约10200篇，其中有大量


对张维迎的批评。他的观点“正确观点不能靠投票”、“改革要对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补偿”成为受攻击最多的靶子。很多人因此认为，张维迎是一个脱离大众、缺乏良知的“利益集团代言人”；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张维迎是“真正的学者，中国人的骄傲”。

　　对张维迎来说，2006年是参与公共话题讨论较多的一年，而“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无疑是他在2006年思想动态中最明显的标记。

　　“我并没有想去说服所有人。”张维迎回忆，他当初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觉得在过去两三年中，网络和媒体中某些非理性的声音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种势头可能对中国改革的走向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有责任对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前途的重要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张维迎首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着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必须考虑改革的可行性，“不能光想我们想要什么，还要考虑我们能做到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张维迎提出了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他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在避免大的社会冲突的前提下把蛋糕做大，改善所有人的处境，因此要考虑对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阶层进行补偿，否则，改革就变成了革命——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张维迎至少在2001年就发表过。但那时候公共政策讨论的“网络大众化”程度远远不如今天，以至于今天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因此感到惊讶，难以接受。

　　2006年4月，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发表后不久，张维迎又发表了一篇《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在这篇被称为“舆论轰炸下逼出的大实话”的文章中，张维迎指出腐败严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反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削减政府权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原先批评张维迎的人在内的很多人的赞赏，他们认为这是张维迎在舆论轰炸下的醒悟，说他“终于回到了民众的立场”。殊不知，这些观点张维迎至少在2002年就公开表述过。而且，《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本来是《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的一节内容，为了避免文章在传播上遭遇麻烦，张维迎才决定将这一小节内容推迟发表。

　　张维迎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他在分析改革问题和提出改革建议时遵循的重要原则，即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利益的兼容性和观点的可传播性。他说：“我自己更现实主义一些。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在发表《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前后，张维迎又发表了《医疗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垄断》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医疗领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能归咎于“市场化”，而应归咎于政府对医疗供给的垄断，“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导致了严重的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再加上价格管制，又导致了药品回扣、收红包等医疗不正之风。他说，医务人员有权利要求“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合理的报酬”。

　　正如反对将医务人员“收红包”现象归结为道德问题，张维迎对经济中的种种不良现象也往往是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和对策。例如，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他曾明确指出，那是一种“全员寻租”——即寻租的人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体制问题，“谁去做都一样，不应该把板子打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身上。”这就是他常说的换位思考和公共理性——他借以喻之的白话是“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维迎会义无反顾为企业家“代言”。2006年10月，在接受《权衡》杂志采访时，张维迎指出，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从社会人力资源配置变化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成就取决于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老百姓的生活就过得比较好，并且收入差距也相对小。”——这是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的观点，也是他强调要在中国保护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环境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对“收买张维迎”一说感到不解，“现在你可以说有人收买我，但20多年前谁收买我？”

　　对公众颇为敏感的企业家“原罪”和官商勾结问题，张维迎依然强调体制的弊端，“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由于许多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属于公民应有的商业活动的权利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进行投资都需要政府批准，使得很多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特殊手段去“赎买”这些权利，由此产生了权钱交易。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想减少腐败，必须削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果把腐败简单归结为人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对体制原因的重视，使张维迎把很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过度控制。2006年9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让商业活动更自由》一文，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在分析国有企业垄断问题时，他再次谈到，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财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国有资产最大化，而应该是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

　　类似这样的观点，使一些人为张维迎担心。他们忠告他：“你是有行政职务的人，说话要慎重一些，否则可能对工作造成影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的人，对张维迎心怀敬意；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的人，很多称他为“利益集团代言人”。所以茅于轼先生在一篇评价张维迎的文章中感慨地说，“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200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这似乎意味着，新一轮的改革大争论终于划上了句号，中国的经济改革又重新走上了原来的轨道。但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张维迎对改革前景的判断是：“不会出现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碍在于有的政府部门始终想维护自己的权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张维迎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因为体制转轨是所有利益主体(包括政治家)追求自我利益的博弈过程，改革的推进不仅要求政治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各部门的合作。而政府各部门官员的利益与真正改革的取向往往不一致，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落实”改革，使改革的过程充满各种变形或名不副实的政策措施，从而导致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伴随着挫折与停滞反复交织的局面。

　　2006年的改革进程印证了这种逻辑。一方面，张维迎对某些改革措施——例如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表示肯定。他认为这些举措在短期内不一定能看到很显著的效果，“但从长期看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另一方面，他对经济中的高度管制和投资审批的回潮感到担忧。在他看来，“一些本来已经废除的审批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的借口”。与此同时，他所担心的“政府部门利用民意扩权牟利”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而他一直主张的“国退民进”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2006年末降至了最低点——国资委表示，将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的中央企业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以实现国有经济对这些行业的“绝对控制力”……

　　这些现实使张维迎感到无力与无奈。“像我这样的人，尽管在学术上有一些影响，但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是没有发言权的。”他说，“好在政府现在出台政策比以前透明，它的决策多少会受到外界、包括媒体和舆论的影响。”——这大概就是2006年张维迎参与了很多公共话题讨论的原因。

　　“我关心的不是我的某一项政策建议能否被政府采纳，而是我的观点能影响多少人。”张维迎说，“即使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我直接建议的，但只要那些制订政策、建议政策或评论政策的人受到我的影响，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张维迎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见本报2006年3月13日第41版，本文作者系《新青年·权衡》高级编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很有道理,我帮你往上顶,分析较好,不过都不是咱们能解决的事,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