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律己，廉洁自律的精神

　　大禹个人生活上淡泊廉洁，严于律己。这固然是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同时更多的是大禹本人的自觉行为。对这一点，《墨子》书中有较充分的阐述：“《夏书》曰：‘禹七年水’……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另外，大禹的节俭自律也表现在他的薄葬举动上：“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陷，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墨子认为，大禹“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其节葬并非“忧财用之不足”，而是为了贯彻其节俭自律的生活原则。

　　大禹原有饮酒的嗜好，一次他饮了仪狄进献的美酒之后，觉得特别甘美，陶醉之余，忽然惊觉，“遂疏仪狄，绝旨酒”，从此毅然把酒戒去。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出大禹近乎苛求的严以律己的精神。大禹是一个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号令天下，历来有两样东西可以凭借，一是手中掌握的权力、权势、权术；一是个人自身的道德品格。大禹所凭借的当然是后者。这种借以感召大众，凝聚人心的道德品格，归结到一点，就是“严以律己，以身作则”这八个字。一切要求别人做的，都从自己开始。据《史记》记载，大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从而使他的形象具有领袖和榜样的双重影响力。当时的皋陶就下过一道特别的命令，要人民都以禹为榜样，以禹的言行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

　　周恩来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周恩来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对国家和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犹如滔滔江河，可他从不居功自傲。他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而著称于世，连西方人也公认他是个善于严格要求自己，并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他也从不介意自己的个人得失。对己严，对人宽，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强调“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同命运。”为此，要坚持“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周恩来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解剖，正确地认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总要进行反思，自我总结，自我考察和评价，其目的是为了完善自己，并对不正确的东西加以约束，以便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掌握主动。他从不文过饰非，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不仅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而且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他总是这样严格地对待自己，直到他要与之创造的一切永别时，他还觉得工作做得不够，内疚不已。他那种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解剖的主体自我意识与实践，不仅在他生前成为促使人们进行自我改造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在他身后，这一崇高风格仍然保持着不可熄灭的余烈。
　　在廉政建设方面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廉洁奉公、朴素谦逊的美德。革命胜利前是这样，革命胜利后仍然是这样。

　　一方面，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却从不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从不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像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为中国人民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身心和生命。这种高风亮节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使周恩来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赢得普遍仰慕。另一方面，朴素谦逊，平易可亲，不摆架子，不愿表现自己，不想惹人注目，从各方面来约束自己，“不使人感到是领导人。”这两方面的统一，就是周恩来独特的风格之一。这种独具魅力的崇高风格，同马克思、列宁的伟大风格一样，是以往人类历史上一切“英雄伟人”和“圣贤豪杰”所不可比拟的。

　　周恩来身居高位，可他绝不允许自己的亲属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他还专门给亲属规定了１０条家规。

　　周恩来出差，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带一只旧行李箱。里面放着一床薄薄的被子，一条旧毯子，一个枕头，两件睡衣，外加洗漱用具，而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新的，也没有一件是高档的。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功绩是这样伟大，但他老人家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本色。

　　实事求是，因势利导的精神

　　大禹治水成功的重要之点是实事求是，因势利导。他不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实际；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注重实效；不因循守旧，而是富有开创精神。他总结前人的经验，尤其是失败者的经验，采用一套符合实际的疏导之法，引洪水入大海，终于获得成功。《孟子》中多处记载并赞扬了这种疏导方法，如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谙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就是说，按照水势就下的规律加以疏通，使之注入江海。这种疏导方法，不仅利于治水，而且对于治国治民也具有借鉴作用的。

　　周恩来“冷静”、“合理”、“实际”、“决不行险侥幸”，斯诺这些词用得十分贴切。的确，周恩来从来不是那种只凭主观想象或一时冲动就采取行动的人。他总是苦苦地追求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所严格地合乎实际，而且以此为准则，时时审慎地检查自己的工作。可以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理解周恩来的思维方法的一把重要钥匙。

　　周恩来强调，管理中国这样一个仍不发达的农业大国，并争取在几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他告诫全党同志和自己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种“戒慎恐惧”、“临事而惧”的管理心态，使他以真诚的“务实”精神去努力解决“几亿人民的温饱”，“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这个最大、最重要、最实际的问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周恩来的“务实主义”是“奉行一种经济逐步现代化的政策”。这正是周恩来管理国家的意识中心，它支配着周恩来在操持政务２６年中始终保持审慎务实精神，始终保持对“民生温厚，衣食丰足”的切实关注。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多次反复强调的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科学态度。他说：“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在“冒进”中，周恩来“敢于抗大流”，敢于对那些头脑发热的领导泼冷水。他让秘书范若愚查找马克思的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他认为，大抓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做是太过分，否则就会重蹈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覆辙，忽视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

　　周恩来有清醒的头脑，敏捷的思维，聪颖的才智，过人的胆略和果敢决断能力。在一生的奋斗中，他既同党外的敌人斗，又同党内的错误斗，并领导过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多方面、多形式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坚持革命原则，毫不让步和动摇；又灵活地运用策略，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在与民主人士和派别的交往中，他把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得恰到好处，使别人无懈可击、无计可施。其中最出色的要数外交谈判了。新中国建立后，为改变我国孤立的地位，周恩来多方寻求与尽可能多的国家改善和建立关系，最后终于逐步打开了关闭的国门，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知人善任，尚贤使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