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因为这种人世上难见。就像中国人喜欢看清官戏一样，同样，反映了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普遍的渴望。相反的是，世上贪官污吏多，世上倚强凌弱、欺善怕恶的多。只有现实中的匮乏才会引起人们心灵中的渴望。书中清官、武侠的除暴安良与世上贪官、恶徒的仗势欺人恰成尖锐鲜明的对照。遗憾的是，书中为虚，世上为实。有良心、有思想的作家不写虚的，他们不愿为可悲可鄙的人生大量制造暂时安慰人们痛苦的缓解药。在这点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超过鲁迅。他创造的阿Q形象地把中国人写活了。本身就无处不受人欺侮的阿Q，偏偏也同样以欺侮小尼姑为乐趣。可见鲁迅看中国人人格的深刻，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内心激愤之情。

　　远在历史上的、小说故事中所描写的欺善怕恶的事例实在多得无法枚举，也不必枚举，因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记忆犹新的人生遭遇录。中国近半个世纪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多少叫人难以忘怀的场面可以令人深刻地感到中国人人格中阿Q的阴魂。人们为什么要对被批判者那样凶狠呢？人们为什么要动手鞭打无辜者呢？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欺凌那些实际上早已失去了还手之力的弱者呢？最近，为什么会发生当众公开勒索钱财、当众公开凌辱甚至奸污妇女，而有大量围观群众却无任何人敢上前制止的事情呢？中国人的欺善怕恶实在是多么司空见惯的现象！包括过去人们一直咒骂的“假洋鬼子”、“西崽”们对自己同胞的刻薄，对洋人的奴颜婢膝，以及衙门里的当差对当官的唯唯诺诺的卑贱相和对普通百姓的穷凶极恶的瘟神相。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地问一声为什么吗？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只要一旦强权倒塌，中国人的恶就会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中的魔鬼，喷涌而出，横行于世。这既是中国长期离不开极权，也是中国人长期具有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的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中国2000多年的极权统治与中国人的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是同一实体的阴阳两面，或者说是一对一母所生的孪生怪胎，极权与卑鄙同在。问题在于这“母”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根挖出来。不挖出来，中国人不会有未来的希望。直到今天，一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现象不知本质的“学者”们还在一味鼓吹权威主义，还在一味盲目地鼓吹新儒家。实际上他们是在主张饮鸩止渴，要让中国人永远走不出自己传统的阴影，永远在缺乏思想的混沌状态中混历史，而不是创造历史。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并挖这个根。根就在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听从儒家圣人的教导，而且还有道家圣人同样的鼓吹，他们共同把人类追求的“善”定格为克己、忍让、柔顺、守雌……我们在前面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

　　西方古希伯来先知把“善”定格为对上帝的信仰，定格为遵守与上帝的签约，遵守摩西十诫和圣经中种种对信徒的告诫。信徒心中的善是具体的，是人们可以主动地进行体验的，而且善的最高的象征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上帝。西方古希腊哲人把“善”定义为知识，人们的不断求知即是不断地求善，善同样是具体的，是人们可以主动地进行体验的，而且知识的善是无止境的，是任何人不能垄断的。善的终极永远超越任何个人的能力，这个终极在柏拉图那里体现为理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为隐得来希。希腊人的理念、隐得来希等同于人们心中的上帝。

　　中国圣人所提倡的善，是不具体的，因为这种善是虚假的，是与人类的原恶和原欲，尤其与原欲是完全相对抗的。什么是原欲，原欲具体为食欲、性欲、知欲。原欲是人类生命力的基础。中国圣人把善定格为克己、忍让、柔顺、守雌，甚至无为、无知，实质上是把消灭人类的生命力定格为善。这种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要做也是表面上做，实质上不可能做，因此只能是伪善。如果有人轻信圣人所言真的这样做，这种对别人的善，恰是对自己的恶，而且会引来别人对自己更肆意的凌辱，引来更大的恶。孔夫子把“克己复礼”看作是最高的善，也即“仁”，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什么叫“礼”，礼是分辨人的尊卑贵贱的制度。

　　孔子主张人们都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等级的尊卑贵贱的制度，这等同于主张以大多数人的压抑自己的原欲来满足少数人的纵欲。尽管孔子似乎主张当权者也同样要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礼的存在，但显然这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空想，反倒成了当权者的一件难得的骗人的外衣。这里的逻辑再明白不过了，而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明白。历史的真实情况表明，中国广大老百姓的“善”实际上是极权高压的产物，是中国人完全违背自己的人性，扭曲自己的人性，在恐惧的高压的极权和儒教的欺骗双重作用下的产物，然而高压是更主要、更实质性的东西。西方人的善，无论信仰还是求知都是无止境的，都是可以不断升华、不断进步的。因为至高无上而且永恒的上帝和知识终极的理孔子主张人们都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等级的尊卑贵贱的制度，这等同于主张以大多数人的压抑自己的原欲来满足少数人的纵欲。

　　中国人的善，如果真按照宋儒的“兴天理，灭人欲”，只能止于生命力的寂灭，而实际上由于人们决不会自愿伤害自己的生命力，从而只能是永远停留于伪善。孔夫子的“礼”，更具体讲“周礼”，是固死的，不变的，而且永远在极权者的权力的淫威之下。所以，中国人的善永远得不到升华，永远不可能会有进步。中国人永远都只能戴着伪善的假面具生活，一般的中国人戴着假面具做良民顺民，极权者戴着假面具做圣君、贤相、清官。所谓假面具的假，主要表现在说假话、写违心的假文章、做假汇报、表假忠心等等。西方人的善，无论古希伯来人的信仰上帝，还是古希腊人的追求知识，都实质上体现了人性本恶的倾向。他们的主张与人性的原恶与原欲是相互吻合，方向一致的。

　　中国圣人的善为克己，忍让以及人性本善的观点显然与人性的原恶和原欲相矛盾，相对抗，因而是反人性的主张。这种反人性的主张与反人道的礼教相结合，为极权统治在中国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最深远的精神之根。正是这条根生长出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漫长的中世纪。如果没有19世纪西方人的强行打入，这个中世纪无疑还会继续延伸到不知哪个世纪。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回答。回到本章的话题。中国人是在极权压迫下不得不“克己”，不得不“忍让”，然而儒家却骗人说这是人性本善的结果，是人们自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产物，从而为掩盖赤裸裸的强权的残酷性罩上了一层极能惑弄人的心理烟幕，造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此外，人性本善也是美化极权者实际恶行为的直接有利的工具。

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坏的永远都只是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而皇帝却始终是神圣的，品格高尚的。小说《水浒传》中的好汉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与中世纪的社会现实是基本相符的。告密者从来可以升官，人间普遍高颂赞歌。极权者深居皇宫，宫中一切卑污的勾当都被一层高高的天幕遮挡着。给百姓造成的印象自然是只有地方上的贪官是恶人，而皇帝是好人。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坏的永远都只是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而皇帝却始终是神圣的，品格高尚的。

　　前面曾说到中国的老百姓有怕官的传统。因为官来无好事，是强行要粮、要捐、要人来了，老百姓明明对他们恨之入骨，表面上还不能不尽量装出驯顺。不光老百姓见官如此，官场中小官见了中官，中官见了高官，高官见了宰相，宰相见了皇帝全都如此。在中国的权力，实际上已变成特定个人的附属物，而且向来只有上面对下面的威慑，而根本不存在下面对上面的制约。这就是前面曾讲过的中国人只讲礼，只讲尊卑贵贱的等级，而根本不讲理，不讲真假是非、因果曲直的必然结果。面对根本不讲理的强权，中国人怎么能够不怕？怕不讲理的强权即是怕恶，中国人的怕恶是长期中世纪历史的必然产物，不能不怕。在这方面中国人无法与有犹太教信仰的希伯来人比，也无法与有基督教信仰的西方人比，他们的抗恶精神全都比中国人强。

　　心中没有对神的执著信念的中国人不可能具有强大的抗恶精神。同样，中国人也无法与心中有真理信念的古希腊人、现代西方人比。总之，由于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人屈服于不讲理的极权的淫威便是不可避免的。可悲的中国人的这种屈服过程长达2000多年。实在是太长了，甚至都令人怀疑，如此漫长的屈辱过程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身上的怕恶的基因就是比西方人多。然而，欺善是怕恶的另一种表现。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肯定。“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怕恶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格的自尊，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世界的一员，以为理所当然。所以他把自己对强权者的恐惧同样用一种恶的方式发泄在比他更软弱的人们的身上。中国人的欺善多半属于这种。丈夫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对老婆孩子发火。一位官员在上司面前挨了训，回到自己的官邸把下属骂一通。

　　这是经常见到的欺善怕恶现象。另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延伸。实为在恶者的威逼示意下对更软弱的无辜者施恶。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们不惜昧着良心顺应运动组织者的意图，写假材料做假旁证，甚至有的人还更表现出一种反常的激进，把无辜者拼命往死里整。历次运动的所谓“轰轰烈烈”与这种人的表现实在大有关系。这些人往往是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有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错位的反抗，或者索性借机报复，有的实际上是借机泄愤、泄妒火，又可以称打死老虎，所谓“墙倒众人推”。中国人打死老虎的狂热是相当可怕的，经常表现得极其残忍。“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斗的干部所受到的种种酷刑，很大的成分是来自平常心怀怨恨的下级和群众。

　　总的来说，中国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便大伤一次元气，便糟踏一些人才，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说是很不上算的。之所以如此，作为原因之一，中国人欺善怕恶的劣根性不能不加以考虑。中国人要想祛除自己身上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自己的人格的自尊，培养的途径有二：坚定对永恒、至高无上的真理的信仰；不断追求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来说，要想根除欺善怕恶的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清楚，极权的高压与人格的卑鄙的共生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斗的干部所受到的种种酷刑，很大的成分是来自平常心怀怨恨的下级和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