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些“精英”们要按西方的样子搞社会转型，就要面临这种社会转型所不可避免的产生大批“剩余人口”问题。在当年西方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剩余人口”的最终命运实际是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淘汰”掉的。只不过当年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把这种肉体消灭的命运转嫁到了美洲印地安人身上，替本国的“剩余人口”找到了替死鬼。 如今的“精英”们找不到这种外国替死鬼，便当真策划在中国就地直接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剩余人口”。具体手法是先将其变成“弱势群体”，沦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等榨光最后一滴血汗后再一脚踢开，使之最终因生计无着而死亡。就是说，“精英”们“创造性地发挥”了当年西方种族灭绝印地安人的原则，要对中国“弱实群体”中的老弱病残这些“弱中之弱”实行“群体灭绝”，以此来解决他们按西方的样子搞中国社会转型时所带来的“剩余人口”问题。所以说，这种“精英”不仅仅脱离群众，而且跟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就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这些“精英”们的特征是老奸巨滑，心肠歹毒，脸皮如股，胆小如鼠。他们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所谓的“改革代价”是要对“弱势群体”实行有选择有步骤的“群体灭绝”，却不折不挠不声不响地一步一步把“弱势群体”们往这个方向逼，而且准备好了“理论基础”：“国民素质低”。既然“素质低”，那被“高素质”的“精英”们淘汰消灭岂不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一切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素质低”，不能怪“精英”心狠手辣。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把中国闹垮了，“精英”们照样振振有词：一切只能怪中国“国民素质低”，“烂泥巴扶不上墙”，“歪嘴和尚糟蹋了真经”，“精英”们可没半点责任。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精英”们有便宜可占了，便大喊大叫“政府不应该干预”；股票房地产不景气了，便大声疾呼“政府救市”，用老百姓的血汗钱补自己的窟窿。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梁效”（两校）批判组到“物归原主”、“产权改革”、“冰棍效应”，同一的地方的“精英”们闹完了文革闹改革，哪次都是他领头，翻来覆去怎么着都是就他有理。如此“精英”，离流氓有多远？
　　“精英”们最能蛊或人心的理论是“竞争出效益”。他们最喜欢的逻辑是：因为“大锅饭，养懒汉”——所以要引进竞争机制——所以有“优胜劣汰”——所以有贫富分化——所以会产生腐败——所以“国有资产流失”、“强势群体”暴富、“弱势群体”走投无路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如果谁敢质疑，那就是“平均主义思想作怪”，就是“反对改革”。
　　请注意：“精英”们只说“竞争出效益”，绝口不提什么样的竞争和什么样的效益。他们就这样在这里玩弄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理论陷阱，一个决定改革的基本方向路线和改革根本性质的理论陷阱。
　　不同的竞争有不同的效益。积极的公平竞争才能产生创造财富的积极效益，不公平竞争只能产生掠夺财富的消极效益。不公平竞争只会产生腐败，只会鼓励弄虚作假。改革如果是

为了把中国搞好，就必须改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大环境。先进的生产力离不开先进生产的关系。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而不利于掠夺社会财富。而只有确保积极的公平竞争才能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而不利于掠夺社会财富。公平不是平均。把公平说成是平均主义是“精英”们又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公平指的是起点和过程，平均指的是结果。人们从来只患不公而不患不均。人们可以认同不均，但无法容忍不公。奥运会竞赛有人获得金银铜牌，有人榜上无名，结果一点也不平均。但只要是公平竞赛，就没有人不容忍这种“不平均”。如果比赛不公，即使人手一块金牌也照样无人买帐。因为那不是比赛竞技而是比赛作弊。竞技水平再高也比不过兴奋剂和黑哨之类，那谁还会去下工夫认真训练提高水平？只有公平竞争才能真正不断提高竞技水平，才能实现奥运会的宗旨。体育比赛如此，经济建设亦如此。没有积极的公平竞争，靠行贿受贿弄虚作假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甚至得到本来得不到的东西，那谁还肯去老老实实苦干实干创造财富？“精英”们说国有企业都亏损，是“冰棍”，无可救药，只能处理掉。但他们就是不提国有企业亏损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一手制造的不公平竞争环境。正常运转的国有企业不许行贿受贿，不许假冒伪劣，不许任意取消工人福利，不许投机倒把，不许偷税漏税，不许不结存公积金。这一切都使之无法在不公平竞争的大环境中生存。“精英”们营造了这种鼓励做假、惩罚实干、牺牲长远、只顾眼前的大环境，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亏损，再反过头来指责国有企业没有效益，不折不扣贼喊捉贼。不仅国有企业，一切认真创造财富的企业都成了“精英”们的牺牲品。创造财富再快，快得过掠夺财富吗？蛋糕再大，大得过吸血鬼的胃口吗？
　　（积极的公平竞争不是简单机械地实现公平，而是以鼓励正当创造为原则的公平竞争，目的是防止有人利用“田忌赛马”的手法钻空子。奥运会摔交举重要分量级，就是防止重量级的跟轻量级的较量，表面上公平实际上不公平。象“温州炒房团”利用自己雄厚的金融势力到处炒作，操纵市场大发横财。这就是消极的公平竞争，因为它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对这种情况就不应该拘泥于“公平进入市场”这样原则而听之任之。只有能创造财富的公平竞争才是积极的公平竞争，才需要确立确保。）
　　不公平竞争是产生腐败的根源。不公平竞争导致腐败，腐败保护不公平竞争。要彻底反腐败，就必须有破有立，破腐败，立公平，把反腐败跟确立积极的公平竞争环境结合起来，为确保积极的公平竞争环境而反腐败，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确立积极的公平竞争环境。这才能断掉腐败之源，否则反腐败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这正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谁说毛泽东思想没有现实指导意义？）
　　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仍然是公平。没有公平就没有和谐。没有公平就没有认同。没有公平就没有凝聚。毛泽东的军队长期连工资都没有，每人每天“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很了不起”。如此又穷又苦又危险却最有凝聚力，再折腾也不散伙。相比之下“蒋委员长”的兵们日子好过得多，但偏偏一参加“共军”就马上被“赤化”，宁可跟着吃苦也不回到“国军”

里享福。为什么？不靠长篇大论说费话，最大的凝聚力来自两个字：公平。“精英”们的“改革”路线是让一部分中国人专门享受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中国人专门承受代价。这就在中国人中间制造了不公，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谁来享受既得利益？谁去承担代价？第二：为什么？“精英”们根本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他们既无法引用封建社会的“血统论”来“证明”赖昌星之类能发大财是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出身显赫”，也无法引用西方社会的“文明冲突论”来“论证”王庭江之流得以到机场打砸抢是因为他们代表“先进文明”。而对于每天在“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之类训斥中象机器人一样拼命操作还要时不时忍受拖欠工资打“白条”之苦的民工们来说，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他们相信“妞妞”们能中学没毕业就身价财富几百万、英国美国任意留学、自己写书自己颁奖、自己拍电影自己演，还有人下文让大家都看等等美事仅仅是因为她们“素质高”。“精英”们不敢说这是不公平竞争的必然结果，也不敢承认他们就是要制造不公平竞争。因为只有制造不公平竞争他们才能有“猫腻”，才能捞外快，才能“老子管股，儿子炒股，家族暴富”，才能“物归原主”、反攻倒算、分裂社会，搞垮中国。这一切“理由”一个也说不出口，只好使尽浑身解数骗了又骗，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贫富差别越来越悬殊、社会不公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等事实使他们“杀贫济富”、“群体灭绝”、消灭“弱中之弱”的“剩余人口”等真正目标越来越暴露。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你死我活的生存问题。矛盾如此尖锐，怎么可能共识和谐？怎么可能让“弱势群体”们承认自己就该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和谐吗？
　　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公平，整个社会里谁都不会满意。“弱势群体”自不待言。人家永远会认为是这种不公平剥夺了自己富裕的机会。西方社会倒是深谋远虑，一开始就干脆把处于同样地位的印地安人种族灭绝掉，让你永远没机会来算这种帐。中国做不到。因此即使多少代之后也一定会有人恨恨不平今天的“精英”如何卑鄙无耻地剥夺了自己祖宗发财的机会。只要这种怨恨存在，社会就难以和谐。“强势群体”们也照样不得安宁。“弱势群体”的仇恨与不满对谁都是威胁。靠腐败掠夺发了的整天战战兢兢怕被清算，“正当致富”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犹如运动会发现比赛不公，靠行贿作弊得奖的人自然惴惴不安，靠真本领获奖的人怕人家认为他也不清不白，普通公众则谁的奖牌都不信了。“强势群体”们有这种心理，干净的不干净的都在国外留后路，赚了钱也不往国内投资，这怎么能让中国社会稳定持续发展？没有公平，就不能建立必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谁也不认为现状是合法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管不住了。现在银行系统家贼不断，从上到下，从行长到出纳，动不动就上亿地贪，连正常的存款都能堂而皇之提走，内部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一点作用都不起。这不是因为制度不严，也不是法律不全，而是因为价值观变了，精神道德支柱崩溃，早就认为不择手段谋私天经地义，作案只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的问题。如果内部的人带头研究如何对付一切法律规定，那法律体系再完备又有何用？而家贼往往还有家贼的“理由”：“与其让你贪，不如让我贪”、“我还没有XXX贪得多呢”。没有公平，贼作案都“振振有词”。如此社会，能稳定吗？

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公平，整个社会里谁都不会满意。“弱势群体”自不待言。人家永远会认为是这种不公平剥夺了自己富裕的机会。西方社会倒是深谋远虑，一开始就干脆把处于同样地位的印地安人种族灭绝掉，让你永远没机会来算这种帐。中国做不到。因此即使多少代之后也一定会有人恨恨不平今天的“精英”如何卑鄙无耻地剥夺了自己祖宗发财的机会。只要这种怨恨存在，社会就难以和谐。“强势群体”们也照样不得安宁。“弱势群体”的仇恨与不满对谁都是威胁。靠腐败掠夺发了的整天战战兢兢怕被清算，“正当致富”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犹如运动会发现比赛不公，靠行贿作弊得奖的人自然惴惴不安，靠真本领获奖的人怕人家认为他也不清不白，普通公众则谁的奖牌都不信了。“强势群体”们有这种心理，干净的不干净的都在国外留后路，赚了钱也不往国内投资，这怎么能让中国社会稳定持续发展？没有公平，就不能建立必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谁也不认为现状是合法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管不住了。现在银行系统家贼不断，从上到下，从行长到出纳，动不动就上亿地贪，连正常的存款都能堂而皇之提走，内部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一点作用都不起。这不是因为制度不严，也不是法律不全，而是因为价值观变了，精神道德支柱崩溃，早就认为不择手段谋私天经地义，作案只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的问题。如果内部的人带头研究如何对付一切法律规定，那法律体系再完备又有何用？而家贼往往还有家贼的“理由”：“与其让你贪，不如让我贪”、“我还没有XXX贪得多呢”。没有公平，贼作案都“振振有词”。如此社会，能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