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的挑战。中国企业不但面临构建和谐利益相关群体的挑战，而且面临科学发展的挑战。很多企业各项指标发展不平衡，制约着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如财务指标失衡，短中长期发展失衡，产业运作和资本运作失衡，有形能力（硬件）与无形能力（软件）发展的失衡。
如何树立企业科学发展观，平衡以利润、销售回款增长、资产周转速度、资产负债率等主要财务指标，推行稳健的财务政策，平衡现金流，正确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平衡短期发展和中长期发展的关系，短期的发展，不以牺牲中长期的发展为代价。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协调发展。保持有形竞争和无形竞争能力同步提高。不断推进文化、品牌、信誉、社会形象建设及学习创新能力培育，实现以人为本，平衡发展，协调发展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另一挑战。

产业升级的挑战
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高进低出，正陷入令人痛心的“利润黑洞”。一是花高价把一船船的国外商品拉回来；二是压低价将一船船的日用品出口到欧美。拿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制造业来看，其利用了廉价劳动力，牺牲了大量可复制的资源，增加环境污染来获取我们制造业的一点点国际优势。因为每制造一件产品，给我们带来不可再生资源的损失，导致的环境污染却可能需要用多倍的资金来做补偿。有评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出口最多的东西无非三样：一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二是那些没有保障的打工人员的廉价劳动力，第三就是赖以生存的环境。”
如果把中国整个制造业从战略上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也确实处于低端，从微软、Intel这些公司控制的高端来看，包括联想收购IBM的PC股份，含笔记本，实际上都是整个产业链最低端部分。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但却不幸沦为低价世界加工厂。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尽快完成从低端到高端的演进，将很快面临优势丧失的窘境。
从国际分工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世界的崛起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际分工的打工者角色，通过国际代工OEM作为加工基地，然后逐步提高国际代工的比例，挤压境外直接投资的比例。第二个阶段为委托加工设计，企业逐步加大研发强度，从OEM代工模式向ODM委托设计模式转变。第三个阶段为创造产品及价值，即OBM，通过OEM、ODM的学习模仿，加大研发及营销，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
按照国际分工的演进规律，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正处于第一阶段，全球制造加工业正向中国转移，中国企业国际代工，即OEM的比例正逐步提高。许多企业的成功只是处于初始阶段的成功，即通过OEM，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的成功，格兰仕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格兰仕的OEM之路成功了，但只是一种在产业分工最低价值链环节中的成功，一国之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ODM、OBM，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只能沦为打工者和配角的角色。如何尽快在国际分工中实现OEM——ODM——OBM高价值端转变，变配角为主角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国际挑战。

产业结构优化的挑战
1979～200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4%，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5%，第二产业增长11.3%，第三产业增长10.0%。按照现价计算，2003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4.6%、52.3%和33.1%，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5.3%。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目前全球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构成约为4∶32∶64，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1%左右。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9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1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3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和升级，我国出现了如房地产、汽车、电讯等产业的快速增长，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在工业中比重上升到60%以上。这一切标志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即重化工业快速增长阶段。
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中国由轻型产业步入重型产业，挤压了第三产业的比重。中国企业过度集中于第二产业，不利于资源配置，易于在狭窄的空间中过度恶性竞争。
中国经济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并且这一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宏观调控将成为长期国策。

资源约束与社会矛盾的挑战
资源约束。许多企业高速、高耗、低效的生产方式受资源瓶颈硬性制约，已难以为继。中国的能源物质消耗：如以2003年的统计数，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要消耗2.71亿吨钢、2.52吨石油、15.79亿吨钢、8.36吨水泥、1168万吨氧化铝。分别占世界同期消耗量的27%、7.4%、31%、55%，能源和主要原材料消耗的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单位产生的能耗、资源耗、水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例如每创造1美元GDP，能耗相当于德国4.97倍、日本4.43倍、美国2.1倍、印度1.65倍，每创造1万美元GDP的耗水量,我国为5045吨,是日本的24倍、美国的9.8倍。
中国企业在能源供给上的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电力短缺使很多企业开工不足。石油进口量超过自产量，国际金融资本与石油巨头操纵定价权。中国铁矿石等大量有色金属初级产品依赖进口，定价权同样被别人操纵。能源及原材料定价权受制于人，增加了中国企业经营成本的变数，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经营风险。
不仅如此，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企业将在今后的发展中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我国耕地面积仅2003年就减少了3750多亩，近七年已达一亿亩，大于全国耕地总量的5%。目前中国荒漠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约1/5、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2003年，人均水资源下降5.6%。人均水资源虽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水污染却相当严重。一半地方地下水污染，2/3城市供水不足，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每增加单位GDP，废水排放比发达国家多4倍，固定废弃物多10多倍。
现在，传统的不惜代价的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已无法继续维持。要真正转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创建新型集约型企业，突破资源瓶颈，是未来中国企业发展的长期宏观挑战！
社会矛盾。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但我国2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风险甚高的社会代价。基尼系数日益上升，情况堪忧。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值是0.44，稳定阈值是0.6。据报道，我国基尼系数已从1994年的0.289，1999年的0.459到近年的0.49，并实际已超过0.5。相比之下，美国约为0.41—0.42。
贫富的过度分化导致仇富、杀富现象时有发生。2003年1月22日山西富豪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杀。2004年7月21日上午，随着四川乐山峨边县的一声巨响，该县资产上亿的第一富豪、县政协副主席、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一个农民用炸药炸死。15小时后案件告破，经查，涉案凶手系峨边县宜坪乡农民张明春，两人同归于尽的起因仅仅由于一起6000元的经济纠纷。
不和谐的社会环境，还使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压力加大且心态变坏。自1980以来，有记录的,共有1200名老总自杀,企业家的生存状况堪忧。这种非正常死亡让人扼腕叹息,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另一种形式逝去,同样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一位自杀的老总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定和幸福。2004年度，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企业家出事，“自杀”、“他杀”、“病逝”、“拘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互动性增强。企业不仅是区域经济的基本组织，也是区域社会的基本组织。企业经营者社会责任的缺乏不但破坏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谐环境，而社会环境破坏后又反过来又制约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