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学图书馆三多一少一无外加一乱



上伦理学课时，我曾给学生开列过一份人文经典名著阅读书目。一位女同学想读卢梭的《忏悔录》，向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查询。哪知对方不识“梭”和“忏”，找了一阵后说，没有《忏悔录》，只有《千（音）悔录》，不是卢梭的，是卢俊（音）的。这位同学叙述这轶事时，赌咒发誓说不是杜撰，不是损人。我半信半疑。但有一点无可怀疑：现今的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大成问题，制约了它的功能正常发挥。其实，制约大学图书馆功能正常发挥的还不只是一个人员整体素质问题。长期以来，大学图书馆普遍存在着三多一少一无现象。工作人员中照顾关系的多、走后门来的多、低学历多，精通图书馆管理的专业人才少，能为师生的研究与学习提供参考咨询和线索的博学者则几乎没有，尽管有的大学图书馆设有咨询部。近些年又因经费紧张很少购书而再多了一个新书少，因购书者受知识和眼光的限制，有学术价值的新书更少。

教师必须借助图书资料了解和掌握自己专业的研究成就与学术动态，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但学校图书馆在藏书种类和质量上的问题常使教师从图书馆得不到需要的书籍。全靠自己购买，费时间不说，还有囊中羞涩的尴尬。于是，图书馆的落后现状使作为教学之基础的学术研究落入无米之炊的窘境。

就算图书馆藏书丰富，但分类排架的混乱又令人查找书籍时大伤脑筋。诚然，因为缺乏有足够学术水平和经过专业训练的馆员会使书籍分类不准确、不规范；一些工作人员文化素质低，诸如新华书店售书者闹过的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望文生义归入技术类书籍的笑话，大学图书馆也是常有的事。但图书分类的混乱还并不是因为工作人员的水平和文化素质问题造成的。出自水平与素质问题的插曲至多不过是在全面的分类混乱上再添一点乱。图书分类的总体混乱源自我国长期以来把一切领域意识形态化。一种主义、一种学说被钦定为国家指导思想，于是就处处要突出这领导地位。“突出”原则贯彻到图书分类法上，破坏以学科为基础的分类，把作为无涯的知识海洋中一条溪流和人类探寻真理的无尽之途中一个环节的一种特定学说当作大类，而且是雄踞一切文科类别之首的领导型大类。但居领导地位的学说并不能囊括一切文科书籍，余下的不得不仍按学科分类。意识形态分类标准和学科分类标准混用，使图书分类不伦不类，由大量的交叉重叠造成的混乱使得开架查书非常困难。我多次有过不愉快的架上查书经历：因为双重分类标准作祟，想要的书在它该呆的地方没有，在它不该呆的地方又可能有，为一本书，几层楼跑上跑下，累个半死。我敢说，这样的滋味，到图书馆借过书的人大都领略过。当然，理工科要幸运得多，不会先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物理学或者列宁主义天文学，然后才对关于知识分类的理论表示尊重，依学科分类。少却了许多瞎折腾。

意识形态侵略图书分类而导致的麻烦和混乱不是大学图书馆独有的“荣幸”，我国所有大图书馆都如此。我不知道现在的图书馆学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想一想，真难办。维持现状，混乱将一直延续下去，它的荒唐和对读者的折腾也将一直延续下去。若要纠正，光是一个给图书重新编码上架，工程就浩大无比。

三、南郭先生好混饭



大学在人们眼中是文化圣殿，不仅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活宝库，还因为它是创造性发展知识和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的基地。大学教师是大学文化功能的活的载体。创造性地发展知识要靠他们的学术研究来实现，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要通过他们的教学活动来实现。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没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就没有高水平的教学。所以，发展知识与传播知识，或者说，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是必须统一于每个大学教师身上的双重任务。令80年代初那位访美副教授不平的别国对大学教师在学术上的苛刻要求，其实就基于人家对学术与教学的统一关系，特别是教学质量对学术水平的依存关系的清醒认识。

这种认识，我们的大学不是不曾有过。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胡适先生就提出，“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实际上，在过去的大学中，不做研究、不出学问的单纯教书匠是难以立足的。但在本世纪后半段，情况变化了。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和政治的需要，采取了全国统一教材的制度，对大学的教学内容实行严厉控制。无论任何学科，统一教材都意味着对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取缔，也意味着教学可以与学术相分离，结果必然是使大学在最高层次上传播知识的功能变得有名无实。而文科在我国既是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防范的重点，又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统一教材还不单使大学功能退化，它的灾难性后果要深重得多。

文科教材编纂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二、三十年主要依据于意识形态标准，学术水准和知识含量成了最次要的，甚至是可以随时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理由而牺牲的。事实上，那个时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材不论是文学、史学、哲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就不提了，早已“整改”掉了——全都内容僵硬、狭隘，还充满偏见，漏洞百出。教师在讲台上却不能越雷池半步。自然，学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别的不提，只要想想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的智慧和灵性如何被贯穿在所有文科教材中那种缺乏人味、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一步步禁锢、一点点吞噬的。对教师来说，文科的教学原本最应体现和发挥每个教师的学术个性，但统一教材釜底抽薪地取消了教师表现学术个性的条件。大学教师只管当传声筒，谁在讲台上表现学术个性，谁给自己招灾惹祸。如此制度，令真正的学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苦不堪言，却给不学无术的人提供了大学混饭的绝好机会。

改革开放以后，统一教材的制度原封不动沿袭了下来。教材也基本上沿袭过去的框架、体系和内容。而其中文科教材仍然充满狭隘的偏见和谬误，弥漫着毒化人心灵的党派精神，与学术所要求的诚实、开放和无偏见毫不相容。严格说来，当时在教材问题上面临的局面与德国战后很相似：找不到一本可用的书。然而，我们并没有德国在战后彻底改造教材的气魄，事实上，过去的幽灵还在紧紧地追逐着人们，教材基本上原封不动沿袭下来则表明这个幽灵的影响力、支配力还仍然强大。

近二十年间，一批新、老学人向各个禁区突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完全具备了彻底改造文科教材的实力。但满纸荒唐的高龄教材根本置身于新、老学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之外，也丝毫不理会社会生活的质疑，陈陈相因，不断复制。内容的僵化、陈旧和无聊，令师生叫苦不迭。在80年代召开的一次全国伦理学年会上，不少高校教师抱怨：伦理学教材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翻版，枯索乏味，学生不想听，教师不想教。想来也是，左一个“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右一个道德的“反作用”，还有天书般的定义：“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按照一定客观规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道德关系的矛盾的表现”，再加什么“一个基本问题”、“一条基本原则”、“××个规范”“××个范畴”的弯弯绕，想不烦都难。一门致力于探索人性、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包含着关于人自身以及人类关系和人类事务的深刻哲理的学科，本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引人入胜的，却沦落到让人心烦的地步，真是莫大的悲哀。更大的悲哀是，这种教材统治讲台的地位还触动不得。于是，出现了一种很带讽刺意味的变通办法。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那里，教材成了供批评的耙子，要不然，索性丢开教材另讲一套，与它井水不犯河水。只是，那无用的教材白白浪费了学生的钱。

这种变通在学术、教学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倒不失为一个能使教师把教学与学术结合起来的办法，尽管这办法充满了无奈。不幸的是，过去动辄借政治运动整肃异己那一套阴魂不散。在要不了几年就发作一次的政治痉挛中，大学里那些思想独立、富有才华和学术创见而又敢写敢讲的人几乎次次在劫难逃。而比钦定教材成批评目标或凉在一边坐冷板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统一教材制度和使大学随着政治运动一起动的体制虐待有才华有创见者，让他们饱受明枪暗箭的夹击，但对懒汉和庸才却很有温情，让

四、奖谁？罚谁？



不容忍创新却纵容复制的反常体制，一开始就是鼓励懒惰，鼓励抄袭和剽窃的。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前那近三十年，教材统得之死，连换汤不换药的复制机会都不给，教材基本上由极少几个指定出版社垄断了出版权。这倒使得大规模的抄袭和剽窃也不大可能。近一、二十年，出版教材的权限放宽，物欲和名利欲的双重驱动把学术上的南郭先生与出版界中唯利是图的人结合在了一起。他们不厌其烦地把各种教材稍加改装，一出再出，制造了大量印刷垃圾。印刷垃圾自然是毫无学术价值，但“效益”却不菲。出版社可坐收卖书号的钱，复制者则可藉此评奖和上学术职称，尽管这类人既不学也无术。而那些承担着风险在独立研究和开创学科前途的人，当他们的学术见解已无法再被无视和回避时，总会有混学术的人不失时机地顺手牵羊，毫不费力地取来据为己有。这些人把人家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理论与僵硬的教条、原则捏在一块，一起装进“教材”大筐中或者所谓“专著”中。

在这个称得上抄袭、剽窃者天堂的地方，剽窃人家观点，甚至大段抄袭的劣行，即使败露，受惩罚的情况也少而又少，被抄袭、剽窃的学者讨回公道的机率更是小之又小。原因在于，有成果供人抄袭、剽窃的学者，一般说来往往具有求实求真、思想独立不羁的特点。在一个忌讳真实、忌讳独立性的环境中，这种精神特点就意味着“倾向”有问题、政治不可靠。而抄袭、剽窃者则往往有见风使舵、决不给权力找麻烦的精神特点。他们对黑暗不置一词的态度令人放心。特别是其中善于政治配合的人，更是一俊遮百丑。莫说抄了同胞的，就是抄了“洋人”的，遭到人家公开抗议和讨伐，地位也巍然不动。今年出版的《三思评论》（江西教育出版社）第一卷上有篇文章，介绍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刊登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那位科学家披露了某位在名大学居要职者一再违反科学道德，剽窃外国科学家的成果，东窗事发后，依然堂而皇之出入重要公众集会，令科学界人士十分不解。的确，这很令人不解。我们这里一向要面子、重形象，对“洋人”又心态复杂矛盾，常常箭拨弩张、态度强硬，但实际上又十分在意他们的看法。剽窃丑行引来兴师问罪，实在是大丢脸面的事。不但不加处理，反让其继续在重要场合招摇，不啻是在褒奖丑行。

当这位剽窃者备受保护、大享优越性时，我国另一名牌大学新近发生一惊人事件：其人文学院的××教授是该学院若干名教授中唯一未被该大学聘任的教授。我不认识这位教授，但读过他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思想的锐利有力、学术功底的深厚、丰富的创见和谨严的治学态度，在国内学界是很少见的，文中透出的诚实正直和直面黑暗、撞击黑暗的勇气在当下学界热衷于名利、奉自保为最高智慧的氛围中更是凤毛麟角。据说，解聘原因是这位教授的文章有倾向性问题。不少知名教授联名写信对此表示异议，但无济于事，正如众多科学家要求严肃处理剽窃者以正科学道德的意见毫不起作用一样。

剽窃者和创新者、欺世盗名者和坚守良知者的不同际遇以如此具讽刺性的反差呈现出来，令人黯然。而从国外借鉴来的教师聘任制本是一种优胜劣汰、清除教师中南郭先生的机制，却被用作排斥异己的工具，这种使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扭曲“劣变”的变形能力，更令人寒彻骨髓。

五、不务正业的评比



不久前读过一篇文章，说我国高校各种评比之多，举世罕见。我深有同感。常在校内打印室打印文稿，发现那里几位打字员一年到头都在为各种各样的评比材料和自荐、他荐表格忙得不亦乐乎。很长时间置身事外种自己的园地。不明白这些年哪来这么多评比。看名目，有教学质量评比、教研质量评比、学术成果评比……，再看评奖级别，校级、省级、部委级、国家级，只差没见“宇宙级”，煞是热闹。最近一拨评比，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人才，还有跨世纪人才，不光局外人瞧着眼花缭乱，恐怕局内参评者也云里雾里，说不清这些名目之间有何微妙区别。要让我说，第一，这些评比全都多此一举；第二，这奖那奖，这名份那封号，全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专家不专家，工作业绩上见分晓，没有业绩，头上顶个再高级别的封号，除了捞点实利，徒招笑柄罢了。而且那“国家级”什么的，早就用得太普及，连贫困也可以弄个“国家级”冠在前面，只差没把懒惰、愚蠢也封“国家级”了。学科带头人之说倒还过得去。但真正的学科带头人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评比评出来的；靠的是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而既不靠一个什么委员会的投票，也用不着自己去把该花在学术研究上的宝贵精力和时间浪费在填写大量表格上。人才优秀不优秀，也不取决于“委员会”的投票，而只取决于学术水准、教学质量和为学为教的道德。这一点，学生和同行的感受往往比评比结果准确得多、公正得多。至于跨世纪人才，是个奇怪的称谓。只要世纪末不死，谁都要跨世纪；一个学人，只要学术上有前瞻性眼光、理论上有面对问题和挑战的底蕴和能力，即使英年早逝，过不了1999年，其思想和理论也会属于下一个世纪，甚至更长久。“跨世纪“这不伦不类的词风靡一时，到处泛滥，本来就表明许多人的跟风逐潮和无创造力。用作在学术领域赐给一些人的封号，更是成了笑料。真有实力的学者，没几个想给自己讨来这么一个引人窃笑的封号，即使给“逮”住硬加了这封号来为“跨世纪队伍”作点缀，也不想张扬。

不过，要完全说这类评比是没事找事，也不尽然。许多学校，评比其实已成一种分赃机制和学术头衔的造假机制。现今中国社会各类评比上的腐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学也守不住阵脚，在腐败上丝毫不例外。评优也好，想拿课题项目也罢，都少不了跟一些评委“勾兑”。再加上长官意志和意识形态标准的搅扰，即使必要的评比，结果也很难有公正性，人们早就不再认真看待。但中选者的实惠却很大。别的不去管，仅就大学里各种各样评比的中选者来说，奖金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评比结果成了评职称时远比真实的学术成就管用得多的取舍条件。

评比泛滥在双重意义上产生恶劣后果。一是败坏大学风气，诱使教师追名逐利，把功夫用在学问之外。二是强化了大学因固有的体制弊端而本来就严重的优汰劣胜机制。应接不暇的评比还劳命伤财，严重干扰和冲击了作为大学立身之本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评比泛滥实实在在成一大害。

七、大学、大学，早已魂不附体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一批有识之士放开眼界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大学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最伟大的创造。有人认为，单凭这一点，中世纪历史就足以自豪。这话一点不夸张。作为教师和学生联合体的大学制度在中世纪的创立，是一种伟大精神躁动的标志。这种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大大彰显了的伟大精神，是对知识的无私追求，是承认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利益、习惯和标准的权威性，是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中去重估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并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保持和更新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以其独立、开放和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完善地代表了这种伟大精神。当社会停滞不前，人们的精神因受到严密监视而处于蛰伏状态时，大学是挑战精神封锁，激活人们思想，刺激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蕴酿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当社会处于激变之中，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风尚、时潮汹涌而至，人类精神和恒久价值有被淹没之虞时，大学是思想和精神在任何风浪中都可以依靠的停泊处，是人类宝贵的价值原则可以得到小心保存的诺亚方舟。

大学，它凭借自己在历史上争得的独立特权，在许多个世纪的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一旦丧失独立，犹如丢失了灵魂。不幸，这正是中国的大学在晚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

权力强加的凌辱使大学沦为政府的附庸，它不再能无视社会权力机构的意向就重大问题独立而公正的发言，被迫地或者自愿地附和权势，干起在精神上指鹿为马的勾当；传统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在政治入侵和强暴下荡然无存，教科书排斥和贬抑公理，美化无价值的东西，教学过程由师生之间通过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来传播和发展知识蜕变成教师的精神自虐和对学生的精神施暴。自虐表现为被迫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而自我糟践，一方面屈就党同伐异的文化政策，把课堂变成政治大批判场所，另一方面粉饰太平，使人对社会现实的严峻性视而不见；施暴表现为向学生强行灌输一套颠倒的价值体系，取消学生对知识和价值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取消他们对社会问题作出独立反应的能力。

政治附庸的屈辱地位甚至使大学放弃了在招生问题以学业为取舍标准的传统，换成以家庭的阶级成分为第一标准。这种根据出身决定一个人有无上大学权利的取舍标准，几乎是大学制度在许多世纪以前一创立就废弃了的。事实上，在重血缘、重等级的中世纪，大学是瓦解这种野蛮的“动物纹章学”信仰和制度的革命力量。西欧几所古老大学一开始就以开放之势容纳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青年。但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以“阶级路线”复活了“动物纹章学”。这种复活了的“动物纹章学”，它的野蛮和残酷，连种族隔离时的南非政府发布的按肤色和种族分立大学的指令，也难与之比拟。无论如何，那个指令并没有剥夺有色人种上大学的权利。何况，那里仍然有大学不顾政府指令，坚守开放、自主的传统精神，坚持以学业为唯一入学标准向所有人开放，而且没有因此招来横祸。但中国的大学贯彻“阶级路线”没有例外，不敢例外。除非特意要选谁来体现执政党“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否则，无论多高天赋的青年，只要投错娘胎，摊上一个被排斥和打击阶级的家庭，大学的门就对他们彻底关闭了。出身论政策推行近三十年，无数被排斥的不幸青年丧失了发展潜能的希望，绝大多数过的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悲惨生活，拥有的是一个没有光明的黯淡人生。至于民族智力资源遭到的浪费和破坏，则是空前绝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权力强加给大学的种种凌辱中，最露骨最野蛮的这一部分终止了，但大学的附庸地位并未终止。

权力对学术和教学的持续干预和支配导致一套颠倒的评价标准。最无独创性的东西可以冒充学术，那些见到权力就有屈膝叩拜冲动的人，那些奉召而行党同伐异的人尤其受到褒扬。他们的“学术论著”，通篇是与学术尊严不相容的内容，不是充满谄媚意味地颂扬权势，就是带着精神恫吓的倾向，去压制和围剿自由的学术。去年第12期新华文摘转载的一篇文章堪称谄媚权力的“范文”，题目是《三代领袖与社会科学》。中心是证明政治领导人“极为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一贯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支持”，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方向”。一个学人，放着学科本身那么多有待探索的问题不去下功夫，却去写学科如何如何蒙政治领导人关怀，本身就既不务正业也不自重。如果所写“关怀”是真，这不务正业和不自重倒可仅视为个人风格。问题是，连事情的“真”也够不上。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领袖如何批马寅初的人口论，如何运筹1957年的“阳谋”，如何从批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发动全国大“革”文化的命，后来干脆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干脆停办大学文科。谁也不能否认的如山铁证早已昭告世人：人文、社会科学在那个时代遭到的是连续摧残，而不是什么关怀，是灭顶之灾，而不是什么繁荣。说社会科学在领袖关怀下“发展和繁荣”纯属弥天大谎。至于对第二、三代政治领导人，目前尚未拉开一段作客观判断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现在就急急忙忙下结论，过于轻率，也不该是正派学人所为。而且认真说来，不论有无关心，文章的立论都大成问题。因为，就学科的健康发展而论，政治领导人与其于日理万机中去关心，去指方向，不如让各门学科按自身规律去发展。90年代，虽然讲真话难，但一般来说，不说假话已无安全之虞。作者在并无外力胁迫的情况下，如此作谄媚状，如此信口雌黄地纂改历史，应该说，是心甘情愿地自己选择了堕落。而如此集谄媚、撒谎于一体的文章竟在新华文摘这号称中国最权威学术刊物的社会科学栏目中以最显赫的位置长篇转载。这无异于在犒赏堕落，其结果，势必加速学术的败坏。

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像刚才那样的文字垃圾还并非个别。它们到处充斥着书籍、报刊，搅得学界乌烟瘴气。要查这些文字的出生，它们大多是高校所产。这情形标志着大学在长期遭受强加于己的凌辱中已然灵魂不存。诚然，大学在这期间并非没有进行过保卫灵魂的英勇抵抗。1957年的悲壮惨烈，80年代以来几次政治干预学术时部分学人公开的或沉默地抵制与不合作……，都体现了一种护卫灵魂的可贵努力。遗憾的是，作这种努力的人不多，但选择堕落的人不少，而更多的人则敏捷地跟着风向走。

如今，除了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困扰，大学还面临新的困扰。在我国社会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时，人们曾久遭禁锢的“原欲”爆发而出。随之而来的，是追逐金钱的非理性狂潮。大学本来就因在权力面前没能护住灵魂、守住阵脚而丧失信誉，而今既面对全社会的金钱拜物教，自身又为经济窘迫所困，再次脚陷泥潭。一些饥不择食的“解困”举措简直就是在自取其辱。最不堪的是出于弄钱目的滥发研究生文凭，滥聘“客座教授”。近年来，许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研究生“炸棚”。别以为这表现了人们求知的热情，而是一些有钱的老板和有权的官儿对高学历文凭的热情；别以为他们会放下生意，放下官位呆在大学里修炼、读书、做学问，不！他们生意照做、官照当，只需给学校交笔钱，再花点钱请人代笔捉刀写论文就行了。文凭“市场”的买方，就不去说它了。可卖方是大学。为了钱而卖文凭，就连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最后一点点“形骸”也丢尽了。与卖高学历文凭同时进行的，是请富豪当“客座教授”。我的母校，西南学术重镇，全国重点大学，这几年不断爆出轶闻。腰缠万贯的猪饲料大王，号称中国第一富婆的影视明星，都被瞄中，要“聘”了来当“教授”。这场聘富豪闹剧最惨不忍睹的一幕是，时不时地卷入逃税丑闻、收受巨额公众财产丑闻的女富豪对名校递送的秋波不作回应。如果联想一下，哈佛大学曾断然拒绝里根总统这位当时在美国乃至世界都最有权势的人物欲获该校名誉博士称号的请求，此间却是有影响的大学对既无学问又丑闻缠身的富豪奉送教授头衔却遭冷落。两相比较，此间大学的沦落，也实在太离谱。如果再考虑到我的母校并不是唯一一所盯着钱袋“聘教授”的大学，也不是发明这一招的大学，结论就更令人悲哀了：这类自毁信誉，自取其辱的作法在中国大学已很普遍。任何国家的大学都有一个寻求财源的问题。但正如高等教育专家、加拿大麦积尔大学校长伯纳德?J?萨皮罗教授所说，大学在寻求资金和物质上的支持时，应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与那些置大学恪守的学术价值观于不顾的人合作。然而，我们的大学早就没有了能说得出这番话的精神底蕴和气质。

过去在权力强加的凌辱下屈服，而今在诱惑的陷阱中自我沦落丧失自尊，大学早已变形。人们很难再能从这样的大学身上认出它本应成为的那一艘不沉之舟??为人类思想和精神提供栖息之处，并作为人类所珍视的价值和理想赖以保存的诺亚方舟。失去了这一特质，无论它可能获得多么现代化的设施，可能具有多么高的知识和智力优势，也只是一具灵魂不附的躯壳。

来源：学而思
http://www.yangzhizhu.com/

太长了
没有时间看
呵呵

有些东西是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看的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