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面的城镇化率决定论导致过度城市化
（一）定义

城市化英文为（urbanization），实际上其前缀urban就是指都市。我国为什么不直接提城市化而提城镇化？说明中央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城镇发展的均衡性，强调城市、农村、大城镇、小城镇都能协调发展。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就业方式、居住方式、交往方式的一种改变，它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的变革，也就是说人类聚居模式、工作模式和经济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从自给自足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从技术含量低转向新技术革命等一系列变化。所以，城镇化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各个学科对城市化都有自己的定义，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口学家往往把城市化定义为人口的空间转移，即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化是由分散的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集约的城市工商业经济的过程；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化是人的生活、行为和社会活动由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地理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在劳动地域分工条件下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生态学家认为城市化是人及其生存环境由农村向城市演化的过程；系统论者认为城市化是物质、能量、信息、废物等输出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两种匹配情况

一是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如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布局分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乡镇工业发展基本上以村为单位来展开，以至于一些乡村80%的农民甚至全部的农民都已经转成工人，但其身份还是农民。我在温州生活工作了30多年，前年回到温州，就碰到了奇特的现象：温州人外出经商要讲温州话，因为温州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大约有260万温州人常年在外地经商做小老板，温州方言就成了他们商业交往的信用工具之一；回到温州则要讲普通话，因为现在温州各乡镇种地的、宾馆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菜场卖菜的等都是外地人，所以回到温州不讲普通话是寸步难行，出外经商不讲温州话也是寸步难行。由此可见，东南沿海地区的隐性城市化现象非常严重。

二是城镇化超过工业化。如吉林、内蒙古、黑龙江包括东北、西北一大片地区都是城镇化等于或超过了工业化。因为这些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在农场、矿山、林区工作。矿山开采虽然属于工矿企业，但是没有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和交易交往，还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单一经济模式，与其它经济模式发生的联系比较少。农场、林区更谈不上城镇化，因为它的社会交往、居住模式、经济模式、就业模式尚停留在自然经济状态。这实际上就是决定了该地区城镇化超过了工业化。像辽宁阜新市，城市人口有80万，但80万人口中大部分为煤矿工人，现在近25万失业，为解决就业问题，这些失业工人转向了第一产业，一下就退回到农业社会去了。所以，这样的城市本质上只是煤矿工人居住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文化、信息交流中心的城市。

（三）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论述的比较多。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1）产生分工和合作效应。因为只有通过细密的社会分工，才能产生知识积累的高速化。只有分工，才能产生高效率的城市经济，才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才能使创新的成本降到最低的程度，才能形成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在古代，只有人口在空间的集聚才会出现分工与合作。（2）第三产业发展的载体。没有城镇，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所带来的。（3）技术和管理创新之源。现代的重大技术和管理创新往往发生在大城市。因为技术和管理创新需要城市规模、人才的梯队与质量资本来支持。实际上，任何一项现代技术的创新都必须要有一大批人才，要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城市是技术人才的集聚地，也就成了新技术的孵化器。（4）基础设施的高效利用。（5）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城市最大的功能就是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对工业品的需求。没有消费，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以上这些功能只有在二、三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相匹配时才能实现。所以，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互为依附的，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城镇化要适应工业化，两者不能本末倒置。现在，有的同志片面认为只要推进城镇化就可以拉动工业化，这是错误的。

（四）历史的教训

非洲、拉美等国殖民式城市化导致的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教训。拉美国家都曾是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当时，这些强国的城市化程度已相当高，城市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实力，所以就在殖民地大肆进行城镇化，建设大城市，把殖民地国家80%的人口迅速集中到城市里来，城市化远远超越了实际的需求。这种按照殖民模式、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的城市化，称之为殖民式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拉美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界专家喜欢用“多国发展模型”来解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这个发展模型是由美国学者钱纳里和塞尔比根据拉美等国家在上世纪50—70年代20年间城市化率与GDP的关系变化研究得出的，提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城市化率应该是在63.4%，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47%。按照这一模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差25个百分点，吉林省相差15—20个百分点。但是，“多国发展模型”基本上忽视了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而且这些作为样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本身就非常弱，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时间停留在30%。这些国家的城市化主要靠第三产业来支撑。近来，国内有的研究者也发现，运用钱纳里模型进行比较时，必须对美元进行折算［1美元（1964年）=4.9988（2001年）］，否则将会出现较大的误差。②所以，简单套用这一发展模型会对实际工作带来误导。城市化发展也有其规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初期，主要靠制造业来带动城市化，但是到了城市化的中高级阶段，必须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化。城市化阶段越往后，第三产业对城市化贡献也越大，70—8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第三产业。多国发展模式的误导在于：一是城市化是靠单纯的工业化来推动，工业化就是制造业，工业化水平提高了，城市化率必然提高了。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也导致了我们误解了我们的城市化。二是只要把城市化率提高了，自然会带动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五）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城镇化决不是简单的人口转移；（2）城镇化决不能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它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3）不能依靠行政的手段，通过撤并城镇或者户籍放开来实行城镇化。如石家庄市实行户籍放开政策，预期增加人口30%，而实际上只增加了5%。（4）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加1.5—2个百分点。这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匹配的结果，而不是人口积聚的简单产物。在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下，推进城镇化可以拉动GDP的增长；如果城镇化已经高于工业化，提高城镇化率就没有这个效应

二、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孕育严重的城市病

（一）成因

现在，全国各地对大城市建设非常热衷，学术界也基本上认为“大城市短缺”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一是首位度误区。首位度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省的首都或省会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如韩国汉城占韩国总人口的25%，日本东京圈占全国人口的20%，非洲、拉美小国家首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0%，最典型的是智利，其首都圣地亚哥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但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还很落后，虽然它的城市化率高达80%，但工业化发展滞后。

二是大城市决定论。认为只有大城市才有规模经济效应，才能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根据城镇体系功能，大城市要成为与国际接轨的跳板，中等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龙头，小城市主要是为周边的村庄和集镇服务，各自的功能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这一功能排序是市场分工逐渐演进的结果，决不是领导人主观能决定的。事实证明，中小城市也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产业间的分工与合作。

三是城市等级制的推动。我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和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是不同的，有县级市、地级市、副省级城市，还有直辖市。沿海发达省份的有些城市从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就是由于城市等级制的推动，导致认为把城市做大就可集体升官，这个动力很强。现在，企业的等级制已经取消，但城市等级制还没有取消。

四是大城市本身的集聚能力。大城市本身的集聚能力非常强，如不予有效控制，其蔓延的可能性可以说是100%。所以，规划调控的难度和强度都集中在大城市。近代城市规划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控制大城市，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大城市的发展存在极化和扩散两个阶段，在极化阶段，它犹如像海绵一样把周边人才吸收到大城市来，当大城市的势能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扩散效应，那些不适应在大城市发展的产业将向外扩散。目前，除了香港外，我国所有大城市都尚处于极化阶段，如上海每年从浙江吸纳的资金500—600亿元，最近十几年浙江省向上海转移了十多万家企业。所以，大城市先是集聚周边的人财物，这种集聚能力使得城市自身有很强的向外扩张的动力。

五是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的弊端。现行财政、税收体制是分灶吃饭，地盘越大，税收越多，城市政府可用的财政开支就越高。所以，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城市行政区域边界变小。我在杭州工作时，就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萧山、余杭两个市辖县级市变为城区，城区财政就不再独立了，纳入了杭州市级财政。原来杭州市与萧山、余杭两市之间，政治上是父子的关系，财政上是兄弟关系，现在都变成了父子关系。在规划管理上，以前它们作为城市，是独立的执法主体，而现在变成了城区，由市级规划部门统一管理。土地管理更是一本帐。所以，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决定了城市必然要扩张，必然要以大吃小。

（二）问题

城市盲目扩展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是经济成本提高。变成超级大城市后，城市的运输活动包括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就高得出奇。如来北京出差的外地人，一天只能办一件事情，还要看交通阻塞的情况怎么样。在上海这样特大城市，职工上下班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公共车上待着，这每天两个小时的累计损失是很大的。在有效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众所周知，每天两个小时意味着什么？

二是资源的利用成本非常高。京津唐地区现在正处于大扩张期，城市水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水资源短缺怎么办？南水北调。花5000亿元巨资，把南方水调出来，南方的生态随之也将受到影响，这将产生一种巨大的不平衡。在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仪式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了恩格斯一句话“人类每一次改造自然的结果都是受到自然的惩罚”。这句话就隐含着南水北调工程的环境影响，我们要引起重视。

三是生活舒适度的成本。特大型城市并不适于人类的居住。发达国家每一次评选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大多是5万、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没有一个特大城市列入适宜人类居住城市。

四是环境成本。城市实际上是把人类活动从空间上凝聚在一点上，所以点的污染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城市人口的排污量相当于10个农村人口的排污量。农村人口的排污问题，可以通过大自然的有机循环来解决，而城市人口的排污只有通过人工工程来完成，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重庆市区400万人口在三峡地区，其污染量是库区其余2000万人口污染量总和的几倍，污染治理成本非常高。

五是管理成本。外国人说过一句我们不中听的话：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挑战是管理城市，特别是管理特大城市。因为共产党是农民的党，是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的党，而西方城市化有300多年的历史，城市公共设施的提供有5000年的历史，你们的发展进程中没有这些东西。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管理城市，而不是管理农村，所以城市管理水平能否跟上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这是你们不能承受的挑战。

（三）启示

一是伦敦和北京的绿带控制失效。伦敦在上个世纪大规模扩张时，就有人提出用三条绿带对伦敦城市进行隔离，引导城市指状发展，这一思路很好，但最后60%的绿带消失了。北京市在三环和四环之间，原来有200平方公里的绿带，通过绿带把北京分隔成10个组团，但现在只剩下40%不到的绿带，10个组团也变成了一个“大饼”。市委书记刘淇今年初在首都绿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北京要在五环以外设绿化隔离带，问题是绿带建设时间不能过长。不然绿带没建设好，地皮却被占完了。要求花两年时间先把200平方公里的绿带建设好，把树种上，力求再次以绿地建设来调控城市的空间形态。所以，以绿带控制来遏制大城市、引导大城市的发展往往是失败的。

二是德国的城镇化模式。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德国只有一个城市是超大城市——柏林，其它都是5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全国65%的城镇人口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它是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模式，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德国不是经济强国，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强国，而且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度和协调度非常好。德国的城市化模式对我国是有启示的：（1）同样是人多地少；（2）同样是历史悠久；（3）同样是大陆性的法律体系。所以德国的城市化模式给出了中小城市仍然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佐证。

三是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1933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规划师集中在希腊雅典，对大工业化以后出现的城市环境恶化、污染加剧、疾病蔓延的现象，提出了《雅典宪章》。《雅典宪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按交通、居住、就业和休憩四种功能，对城市实行严格的功能分区。所以，自1933年以后的城市规划学就强调功能分区。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功能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组成，导致城市缺乏活力。到了1977年，规划师们在秘鲁的马丘比丘又召开了另一次大会，制定了《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的，城市应该创造一种综合的、多功能的空间环境，增加人的各类活动交往。所以，《马丘比丘宪章》对《雅典宪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提出城市规划的动态特征和公众参与规划设计的全过程等等意见。

四是美国的“精明增长”。近10年，美国规划学者提出了“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理论。该理论是针对美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都市蔓延，导致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非常高昂，城市景观非常单调而提出的，认为城市规划建设应该相对地集中，就是密集型的组团，组团与组团之间应该有较开阔的绿地相隔离，一个组团里生活和就业单元应该适当地混合，混合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生态平衡和生活的舒适度。“精明增长”现在已成为美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法则。美国的“精明增长”也是总结了德国、荷兰的经验后提出来的。在某些问题上，过去美国人与我国某些大城市优先发展论学者的观点似乎一样，如城市发展先以摊大饼式扩展，然后再治理，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但摊大饼式扩展所带来的损失和浪费（所有基础设施重新布局）是巨大的，特别是对生态的破坏，有些需要几百年才能恢复，这样的代价太大了。现在美国规划师终于从德国、荷兰的城镇化模式看到，人类应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存，借鉴人家的经验，总结了自己错误，就来个“精明增长”，力求结束和避免“愚蠢增长”。

五是城市最佳规模与城市产业特征和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有关。什么是城市最佳的规模？这是一个难题。城市规模与城市的产业特征关系极大。如德国、英国、意大利一些城市的产业，是高度化的第三产业。像瑞士的日内瓦是个国际城市，人口只有二三十万，洛桑更是个很小的城市，但不能说它没有辐射能力，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它们的辐射能力比我们的上海还强。因为它做到了服务的专门化、高度化，所发展的越是高度化、专门化、紧密化的产业，城市之间的互补关系就越紧密。城市的服务功能是互补的。如果该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没有互补关系，那它只好自我称“霸”。城市最佳规模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在德国、意大利，最佳的城镇规模是20—50万人口，美国是另外一个数字，而在我国则有人提出是100万—200万人口。所以针对不同产业而论，最佳规模是不同的。

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全世界从1970—1990年间，小城市人口增长最快（平均达4.2%），特大城市最慢（平均为2.3%），全球65%的城市居民生活在中小城市。④这进一步说明了大中小城市就像森林中的乔木、灌林和草本植物，都占有自己适应的生态位。虽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能为某些企业提供合适的人才、信息、资本等生存发展环境，但仍有许多行业和企业更适宜于在中小城市成长发育。所有规模等级的城市都能得到不同类型企业的青睐和不同类型经济组织的支撑。而且，从市民的实际满足感方面来看，小城市中低工资、低生活费用的工人与大城市地区工资和生活费用比他们高出1—2倍的同行们同等富足。

三、城市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密切城市间的合作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拿破仑曾说：“一个法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打，法国人吃亏；三个法国人和三个中国人打，中国人肯定会被打败。”说的是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恶性竞争比合作来得快、来得猛。

（一）现象

一是零地价吸引外资，造成珍稀的土地资源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二是重复投资造成公共设施的浪费。浙江有两个城市，相距只有18公里，一个城市投资5000万元造了一个电视塔。另一个城市市长认为：你造电视塔，我也造个电视塔。这个电视塔完全是形象工程，一点用处都没有。一个城市按每天运送2万人建了一个火车站，另一个城市造了一个比前者更大的，而每天运送旅客却不足1000人，这些都是重复建设的浪费。另一个典型是珠海机场，总投资大概有70—80个亿，但是在珠海周边，除了最近的澳门机场外，还有广州、深圳、香港那么多的机场，现在珠海机场只好搞航空展览，这就浪费了。

三是产业结构的雷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程度低。每个城市都提出要发展信息通讯、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其结果是城市之间没有形成产业分工，而是恶性竞争，甚至发展到在城市边界上进行产品封锁，制止其他城市产品进入本市，以政府投资来设置城市间的商品流通的障碍。

四是城市政府的过度负债。城市之间只要存在恶性竞争，城市政府的过度负债就不可能制止。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上游地区排污不管对下游地区带来的影响，从上游到下游，排污一个比一个厉害，恰似一江污水向东流。在珠江的江心岛上，建有接待外宾的别墅，环境非常好，退潮后，潮间带的污泥所散发出的气味实在是臭不可闻。但城市之间的形象工程攀比却越演越烈。

（二）成因

一是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负外部性问题难以解决。

二是政府投资体制缺陷，市场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应该是投资者对投资效果负责。政府的投资应该由谁来负责，没办法控制。

三是片面追求增长目标和领导干部的任职期过短。广东有一地级市经济增长非常快，所建的政府大楼达25万平方米，整个广场比法国的巴黎新区还大，投资非常之巨大。但是该市没有污水处理厂，而城市自来水厂有200个。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不该做的却做了。为什么不把200个自来水厂统一起来，实行高可靠化的网络化供水？建一个大型污水处理厂，一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污水处理厂最重要的配套管网设施建设是看不见的工程。领导的任期通常只有三年时间，在三年时间里，领导想做的就是那些人们都能看到城市大变样的工程，就是这样一个的心理。

（三）对策

一是要完善城市群之间的协调规划。首先是要编制好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明确那些是应该做的事，实行区域内的资源共享、环境共保、基础设施共建、支柱产业共树。

二是基于“互利”的区域协调机制重建，收到1+1超过2的效应。

三是建立排污权、水权等外部性资源交易制度。上游地区的水流到下游，如果是污水，不仅收不到资源费，而且还要被罚款。如果上游把水治理好，向下游收取水资源费就好办了。而现在一切资源都是免费的，那它当然无所谓了。

四、各类园区与大城市空间有序扩展相脱节

（一）问题
一是园区数量过多，面积过大，引发土地资源大量浪费。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台湾省，但是实际利用只有30%左右。

二是以条条为标准设立各类园区，导致功能单一、布局不合理、经济活力不强。如教育部批准设立大学城，旅游局是度假区，科技部是高新区，外经贸部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等，各类园区标准不同、功能单一。如当时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倡“三为主”，即外资为主、制造业为主、出口加工为主，是为了解决对外开放初期不能解决的工业化污染问题和我们害怕资本主义会侵略我们社会主义等政治“问题”而制订的措施。现在当然不合时宜了。

三是肢解了城市整体布局。开发区建设与城市空间的有机扩张相分割，结果造成开发区一到晚上就成为“死城”。工作在开发区、居住在城区所带来的这种钟摆式交通，是最不合理的一种布局。这种现象在我国已经出现了，而且在城市高速发展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必须加强各类园区规划的统一调控，其中城镇体系规划的调控尤为重要。通过城镇体系规划调控，就是把城镇发展的各种力量调控到增加城市活力和改善居住环境上来，以最低的经济代价来获得区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外的经验

一是土地混合使用，经济活力较好。根据新的工业增长模式，污染比较低的工业可以与居住区适度混合，居住区与商业、工业、展览业适度混合，经济活力比较好。谁混合使用土地，谁的经济效益比较好，这是共同经验。美国经济之所以追求精明增长、荷兰为什么提倡紧凑型城市，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合理的企业密度。经验表明，每平方公里有32个以上企业，是形成企业间分工与合作的前提。只有达到合理的企业密度，才能促进专业化分工的进程。

三是英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大规模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居住、工作、商业、娱乐功能的20万—50万人口规模、环境非常优美的综合性的卫星城。英国就在二战之后的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制订了新镇开发法律。二战以后，大量的英国军人回乡，英国及时地提出了新镇开发法律，建立了38个新镇，疏导了大城市20%以上的人口。这不仅对英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城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为全球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有利的启示。

四是卫星镇模式进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代卫星镇是卧城（SleepingCity），只是那些白天在城市工作者的住宿地，功能十分单一。现在，卧城模式基本取消了。第二代卫星镇是半独立功能的新区，除了居住活动外，有了一部分工商业活动，但是没有功能完整的混合工商业区。第三代卫星镇是独立功能的卫星城，人口在10万—20万甚至更大规模，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大部分就业岗位。对卫星镇的发展，要注意把握三条：（1）土地控制，（2）一定的规模，（3）复合功能。这三条经验是经过200年的城镇化历程总结出来的。

五、城市防灾功能衰退，人居环境恶化

（一）SARS的启示

一是深圳的“夹心饼干”效应。深圳规划采取的是多组团模式，共有16个组团，700万人口分散在各个组团中，每个组团的居住、就业、娱乐、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组团之间人流量不大，再加上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就居住在紧靠工厂的宿舍区。所以，在这次SARS流行期间，即使采取隔离措施，对居民和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影响也比较小。在南边的香港、北边的广州SARS病例都有几千例，而深圳SARS病例只有15例。这就是所谓的深圳“夹心饼干”效应。农村是绝对的分散，相对的集聚；城市是绝对的集聚，相对的分散，能有效地控制组团间的人口流动，经空气传播的传染病发病率就比较低。所以，深圳的规划模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而广州、香港为什么做不到？它们没有按照深圳的规划模式去做，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可收拾了，才去小补小修一下。深圳城市总体规划是由建设部两院院士主持编制的，规划实施取得的效果比较好，获得了国际金奖。所以，在防止像SARS这类传染病的流行方面，深圳这样的城市就具有一定的防灾防疫能力。

二是城市规划的三大来源。城市规划实践的启源来自于卫生防疫、建筑理论、生态与环境保护。可以说卫生防疫是城市规划的老祖宗。100多年前，英国的城市规划是由卫生部主管的。当时为什么要编制城市规划？因为所有的疾病的流行如黑死病、伤寒病等大都发生在大城市。伦敦发生黑死病时，伦敦街上到处都是猫狗的尸体。为什么？人类恐慌就把猫狗全杀了，丢在大街上，猫狗的减少带来了老鼠繁衍，结果使得黑死病流行更加严重。人们对城市灾害进行反思之后，才有了城市规划，通过预先规划来解决城市的下水道修建、垃圾堆放、城市布局和绿化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都是为了卫生防疫。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却把城市规划的老祖宗忘掉了。结果SARS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城市规划应该注重卫生防疫功能。

三是城市是人类自我发展的脆弱系统。城市从空间上把人口集中到了一个非常密集的点上。人口集聚，一方面能提高经济社会活动的效益；另一方面，也会放大人类自身的脆弱性。人类与生物存在很大的不同，例如一窝蜂群，蜜蜂的数量多达几万只，这么多的蜜蜂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蜂巢空间，并不影响其生存繁殖。蜜蜂分泌出来的蜂胶具有抗菌、抗病毒的功能。现在很多人服用蜂胶，就是为了提高人体免疫力。蜜蜂已是经过了几亿年的进化，如果没有抗病毒的蜂胶，蜜蜂早就被传染疾病淘汰掉了。但人类只有200万年的进化史，真正进入文明时代只有5000年，城市化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人类系统自身是非常脆弱的。蜜蜂群高度密集而不脆弱，则是经过了几亿年进化选择的结果，我们应当从蜜蜂的进化生存中得到一些启示。这方面，日本人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城市虽然非常密集，但是流行病却很少。为什么？日本的国民非常讲究卫生。人类居住方式越密集，越要讲究卫生。日本公共汽车上的把手、电梯上的按钮，全部采用防病菌材料制作，可以说是具有蜂胶功能。人类的心理活动是脆弱的，面对不确定性事情的发生就会引发恐慌，一恐慌就会犯错。

（二）城市的污染日趋严重

一是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赶不上污水量的增加。因为人口从空间上集中到点以后，人的消费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就会大大提高。发达国家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20%，但却造就了全球80%的污染。为什么？因为消费水平越高，废弃物就越多，污染就越大。耗能就是污染，耗能越多，污染就越重，所以城市人口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能力大大高于农村人口。尽管有大量国债资金的支持，但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赶不上城市污水量的增加，就是一个实例。

二是城市垃圾危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泰国就曾发生垃圾山产生的沼气爆炸事故，导致数十人丧生。我国城市中共有900多个垃圾填埋场，但只有15%是达标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沼气防爆和渗滤液治理措施没有到位。垃圾堆积所产生的渗滤液，必须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否则渗入地下，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几个世纪也解决不了。

三是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就占8个。外国人说，中国的城市化如果搞得不好，将是一场灾难。为什么？中国城市化水平在30%左右时，全球的十大污染城市就占8个，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也许全球十大污染城市全在中国。

四是热岛效应严重。现在，城市内外的温差非常明显，像上海市最高相差是8度，北京最高相差近10度。
（三）对策

一是科学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评价一个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任职期间的政绩，应以城市是否是可持续发展为标准，而不是某些“冠冕堂皇”的形象工程建设。要建立科学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

二是生态良好城市和健康城市。这是国家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的升级版。一般的城市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后，还要发展成为生态良好城市，要朝这个目标前进。

三是城市应该是有机疏散、有机循环。只有做到空间的有机疏散，经济运行的有机循环，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就污染而治理污染，这是消极的。

四是建立城市灾害危机管理系统。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除了面对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外，我们还面对着世界局部战争中可能使用生物武器的危机。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制造的生物武器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所花的代价很低，而我们事先却很难防。通过基因工程，生物武器可以做到只针对黄种人或某一种人，这些都已不是秘密。如SARS病毒，对俄国人就没有作用。像艾滋病毒，只有5%的人不会被感染。当遭遇可选择性的生物武器进行大规模袭击时，我们城市的应急处理系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六、交通拥堵，市民出行日益困难
（一）汽车时代对城市交通的挑战

汽车时代对城市交通的巨大挑战，我们可以用5个字加以概括：

一是快，私家车每年以超过30%的幅度增长，保有量超过1000万辆，占所有车辆的50%以上。仅北京市汽车保有量就超过了200万辆。

二是少，我国大城市的人均用地面积和人均道路面积均过少，与国际标准相差很大。如东京人均道路面积15平方米，新加坡人均道路面积98平方米（见表一）。

三是乱，交通死亡率3倍于国外城市。

四是慢，行车速度慢，36个主要大城市市区道路包括环线平均时速20公里，内环线核心区内道路行车时速5公里。再一个是公共交通发展缓慢。

表一 我国36个主要城市与国际比

我国 国际
人均用地面积 72 m2 110 m2
人均道路面积 6 m2 10 m2

五是怪，出现了道路越多交通越堵的怪现象，也就是当斯定律：道路越多越宽直，进入这一区域道路的车辆就越多，结果反而堵车。所以，道路越多并不能解决交通问题。如北京已把环线建至六环了，但高峰时段三环之内堵车情况日益严重。外面的车流量越大，马路越宽，交通条件越好，核心区越堵，这就是一个病症。对于英国伦敦的城市交通，科学家们进行计算机模拟测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把市区所有的建筑架空，下面全部改建为道路，也解决不了伦敦的交通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即使道路面积等于城市面积，交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这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