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 网络 编辑整理 | TOP创新区研究院/FTA建筑设计事务所
4月18日起， 是上海市 浦东新区 开发开放34周年“生日”，也是 上海最大的世纪公园 24岁的“生日”。 当天世纪公园 试行24小时开放 ， 3000多米的 沿线围墙全部被绿管取代，还 新增7个人行出入口， 整个130万平方米的公园域都与周边街区融为一体， 市民从上海图书馆东馆过个马路就能进，逛公园 更方便了~
而在5月1日将 正式实行“24小时开放公园” —— 你可以在 公园赏花、漫步、休闲—— 这算是上海送给市民五一劳动节的礼物啦！
很多公园长期以来都被围墙所困，即便是免费的，也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人望而却步。
我们有一(工作很忙的)朋友恰好住在在世纪公园旁边，他说， 我住了近10年了，但一次都没有去过世纪公园。
而围墙的拆除让公园真正地与市民生活更加密切地相连。
管理方透露，这一决定有两个原因：
一是为了提高公园的开放性，让市民在任何时间都能够进出，享受自然之美； 去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全市832座公园中，有646座24小时开放，占77.6%。而今年，将新增30座24小时开放公园，就包括世纪公园。
其二，人流和使用率提升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这不仅是一座公园的改造， 更是一种城市精神的转向，未来上海(的城市空间)将更加开放。
如果你留意看，上海这些年的旧改重点之一，
就是在拆墙——
除了公园，各个政府机关单位、 文化设施、高校 、小区等 也在逐渐拆除围墙，面向公众开放。
2022年底，华东政法大学 就拆除万航渡路沿线的围墙， 市民得以自由进出校园，参观27处中西合璧的历史文物建筑。
2023年初，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 主动打开围墙，让出约1800平方米单位附属绿地，重新规划设计，改造为“丽波·水漾”口袋公园。
去年年底，辞书出版社旧址 附属绿地正式开放，这也是陕西北路457号建造近百年来首次对外打开围墙。
2022年发布的《关于机关、企事业等单位附属空间对社会开放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到“十四五”末(也就是明年)， 上海将推进100个以上的机关、企事业等单位附属空间对社会开放，开放空间约100万平方米，符合条件的改造成口袋公园，不少于35座。
毫无疑问，围墙的拆除有利于进一步盘活上海这一超大城市的自然资源，同时有利于激发城市经济新业态。
上海居民小区的墙也在拆拆拆：
例如， 在枫林街道的宛三片区 ，三个建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老旧社区通过拆除隔墙进行了连接。 在漕河泾街道的华富区 ，一段总长240米的围墙被拆除，四个社区得以共享空间和资源……
围墙这一构筑物不仅仅是一种常见的景观，更是城市化进程中公私界限、社会隔阂的象征； 不仅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布局，也反映了社会结构与价值观的演变。
围墙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计划经济时期。
当时，每个单位都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土地，围墙将单位内部的居住与生活与外界隔离开来，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个别地区也出现了特有的“大院文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围墙代表着单位制度下的封闭式管理和资源分配模式。 但 不得不承认，这种封闭式的居住模式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作用。
不过，围墙不仅划定了内外的界限， 还隐含着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 你如果在围墙内，就大概率可以享有更好的资源；而如果在围墙外就不那么美妙了。围墙所带来的社会隔离，加剧了城市居民之间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公。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单位大院模式也逐渐消失， 但这种“大院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身份认同却难以磨灭，影响了好几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观念。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受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 出现了众多 高楼大厦、现代封闭社区、宽阔道路等城市景观。
现代小区为什么大多有围墙？为什么大多是封闭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 围墙的存在为土地开发和规划提供了明确的边界，界定了不同区域的责任和权限，有利于规划者、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交涉和合作，让土地开发过程更加有序和高效。
更重要的是，好卖 ——
大部分人都还记得“大院”生活方式， 有围墙的小区往往被认为是封闭、私密和安全的居住环境，吸引着一定层次的购房人群。
围墙为开发商提供了独特的销售优势。
围墙的“基因”也进一步地扩展到公共、半公共的空间，比如 公园、大学校园等地方。
其实早在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印发，意见明确——
"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文件一出，当时在网上就炸了锅： 没了围墙物业怎么管？以后物业和保安都变城管了？陌生人随意进出怎么办？楼和楼之间都成了公共道路，噪音怎么治？ 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被提出来。
是， 封闭的公园和学校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管理和维护；可以使管理人员更集中地控制出入口，更有效地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和管理成本。
但所有的封闭都在散发这样的信号：“你不受欢迎”，“你不属于这里”； 进而让人感觉受限、局促，难以融入，感到排斥和孤立。
围墙不仅仅是一种物理隔离，更是思想观念上的分界线。围墙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之间的隔阂，更损失了整个地区的效率与潜力。
在看似雄伟壮观的城市建设浪潮里，消解掉的是社区之间的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2016年提出的“拆墙”是一个 “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 。但是 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考虑到各种利益关系，我们发挥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优良传统——
“逐步”就是要有计划，要有轻重缓急，并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哄而起”，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拆围墙”。
到当下的2024年，各个地区/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这过程中摸索出了一些实践经验，才有了今天的“拆墙”成绩。
毁掉硅谷，拆墙就够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起了“公园20分钟理论”——
即使在不运动的情况下，每天花上短短的20分钟在充满绿意的公园里，也足以改善我们的身心状态。 就像史铁生写的春天—— “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沛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平米)仍然与国际标准(60平米)存在不少差距。
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园，
但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数量，更要让市民真正“用起来”！
公园的围墙拆了，周围的环境与公园融为一体，提高公园的可达性和便利性提高了，更多人能够“方便无痛”享受到“公园20分钟”的治愈之旅，市民对公园/城市的归属感和使用效率也就更高了。
此外，在开放的街区中，城市的服务业、商业也会发展地更好：
2016年，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 全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街区是开放的。你到西方发达经济体、到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看一看，或者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等去看一看，街区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在 开放街区 发展模式下，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特别快，占比远高于中国。
小区之间的物理围墙使得小区内部的商业设施和服务设施无法与周边环境融合。 比如一些小区内部可能缺乏便利店、药店、餐饮店等日常生活服务设施，居民需要到较远的地方才能满足生活需求。特别是对于没有车的居民来说，可能需要绕道才能进入或者离开小区，又额外增加了出行的时间和成本。
随着老城区更新的推进，老旧小区之间的隔离被逐渐 打破 ，重塑开放街区，居民们享受到了便捷优化的出行路线，以及更大面块的配套， 这种活力和多样性成为城市吸引人们的魅力所在。
更开放的环境也更有利于创新——
说到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地，很多人脱口而出硅谷。
然而，有一位著名的投资人说过， 如果要毁掉硅谷，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地方加围墙，把它网络破坏掉，硅谷就消失掉。
硅谷最有价值的，不是它的楼房土地、甚至不是产业与人才， 而是这各种创新要素所编织的一张网。
斯坦福校园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与斯坦福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整个校园与周边社区融为一体。这种开放性不仅象征着学术界与社会的融合，也为校园内外的师生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与合作空间。
很多科技公司，尽管涉及到敏感的研究和保密性工作，有 安全和隐私等方面考虑，还是会考虑部分开发、有条件地开放给大众。
遥想Google的老巢Googleplex，曾经允许公众自由参观。
Googleplex是位于加州山景城的Google公司的主要办公场所，包括多个办公楼、休闲设施、餐厅等。Google曾经对公众开放，提供免费的导览服务， 让游客可以参观其独特的办公环境，了解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 这种开放性体现了Google的开放文化和对外交流的态度，同时也展示了其对创新和社区的承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安全和隐私等考虑 ，Google逐渐限制了公众对Googleplex的访问。目前，大多数人想要参观Googleplex都需要提前预约，并遵守相关的访问规定和程序。
尽管如此，Google依然积极与社区和公众互动，通过一系列活动和项目，与外界分享其创新成果和企业文化，促进创新与合作的发展。
我们在上海有不少设计项目， 比如，杨浦的 上海科创源 ， 由2栋历史保护建筑与7栋新建筑组成 ，涵盖了写字楼、商业、文体等业态。
在这里我们打开围墙，优化街区形态，彼此开放联接， 从功能布局上就做到“24H有活力的 科创社区 ”。
相关文章： 《产业社区：以科创社区助力城市创新（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