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西方治理理论提出“善治”的概念，即以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为标准和规范，缓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适应时代之变，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运用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有效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治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水利兴则天下定。中国自古是一个治水社会，从大禹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将兴水治水作为国之要务和兴国安邦之大事，治水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治水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国家的政治体制。马克思将东方社会界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国家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组织农业生产和灌溉是国之大事。魏特夫指出，以大型灌溉和水利工程为代表的公共工程建设在东方社会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对于东方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起源具有重要影响。黄仁宇也认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润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中国古代选择大一统的体制，源于国防、赈灾和治水的需要。中国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治水而生，实际上就是应对治水这种大规模集体行动，从制度层面作出的呼应。新中国成立以来，治水社会仍在延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工程、防御水旱灾害，以巩固新生政权、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注入水利保障，治水成为国家存续的内生需要。

河长制是水治理中的重要制度设计。制度作为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的准则，它的生成是一个动态无意识自发演进和有意识人为设计的双向演进的统一过程。河长制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应对水安全和水制度的治理环境变化。水安全危机体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例如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破坏等突出问题。水制度危机主要是常规治理机制失灵，例如河流管理中存在的条块矛盾，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矛盾导致“九龙治水”，治理结构的分散与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不一致，难以有效管理河湖。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爆发后，无锡市率先出台河长制，并扩散到江苏的其他市县；江苏的河长制在几年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效应，其他省份也开始学习江苏河长制模式；2016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标志着河长制从自下而上的自主探索转变为自上而下的统一意志。河长制是在外部倒逼机制下形成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由地方政府诱导的制度转化成中央政府强制的制度，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制度探索和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相统一的过程。

河长制运行中也有需要进一步思考之处。一是河长是内嵌于行政科层体系的“虚衔”，职责非“三定”非法定。作为官僚组织之外的新组织，具有简洁、灵活、行政高效的特点，可谓“船小好调头”。然而，河长身份一直隐匿化，未出现在“三定”方案里，不是行政系列中的正式官职，它只是很多党政领导新增的一个兼职身份，没有正式名分；同时，在运行中结构扁平化，河长可以直接指挥河长办，可能导致“随意性、偶然性、差异性”的外部治理风险。二是治理队伍的困境。从机构设置上看，由于河长制是常设机构权力的重构和叠加，与常设机构是平行关系，人员也可能重叠，很多地方设立的河长办，在行政运作中没有编制，没有专门人员，没有专业化的队伍，人财物保障问题难解决；没有专门的水政执法队伍，对危害河湖环境的行为不能形成有效的震慑。三是权力本位观的约束。河长并非专职工作，治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政领导的重视程度、获取资源情况和责任体系所决定，河长履职并非完全出自河流水质治理的自律性，可能存在治理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河长制与长制泛化问题。长制是以解决重大问题为导向，运行过程实行超越常规的运动式治理。长制模式往往是在党政一把手直接推动下开展工作，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特定区域内最核心、最主要和最全面的资源，对于疑难杂症的解决具有疗效。然而，一些地方热衷于推崇新的长制，将此作为寻求政绩增长点的重要抓手，很多领域出现长制治理模式。长制的治理机制泛化是由于河长制产生了放大效应，即功能被放大、预期目标被放大。而长制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在完成特定阶段的使命后，它将向常规型治理转型，从“长制”到“长治”，从建立制度到实现良好的治理，从高效解决当下的突出问题到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