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固体废物的特性越来越复杂，从过去可以实现生物循环的碳基，到本身可以与地球表面高度兼容的硅基，再到现在大量的经过精密加工的人工合成基固体废物。固体废物产量不断增长、特性趋于复杂也使得其本身碳足迹迅速升高。

在“2023(第十七届)固废战略论坛”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以“双碳目标驱动下垃圾分类的科学管理与系统优化”为主题进行精彩分享。他指出，固废问题的解决永无止境，垃圾分类作为固废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切入口，要在量化评估的基础上做系统优化，实现科学管理，对待垃圾分类要多一些耐心，不可急于求成。

刘建国

固体废物越来越成为跨介质的污染控制和跨系统的资源循环的枢纽。环境问题解决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会发现再要提高边际效应，实际收效递减非常迅速，问题就出在一些关键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固废领域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那么跨介质的污染控制以及循环经济建设都会落空，固废处置作为控制污染物与减少碳排放、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前环境治理已经从过去注重末端单向技术，转变为注重全过程的系统治理，固废处理要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做贡献，行业未来可以做的工作实际上有很多。

当前阶段为什么要深入推动垃圾分类?因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和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本质要求之一，其中的四项主要内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四个方面无一例外都与生活垃圾紧密相关，通过垃圾分类可以对这四项工作产生很好的助力。

垃圾分类实际上已成为推动固废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切入口。垃圾分类问题与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密切相关，通过垃圾分类可以带动倒逼产业的升级，从而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垃圾分类虽然小，却是社会层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切入口。国家的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文件也为行业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强大政策支持。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垃圾处理系统正在创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中国范式。我们从上世纪垃圾处理以改善环境卫生为主要目标，到本世纪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主要目标，再到近几年进入到环境安全保障与气侯变化应对的新阶段。处理结构上，从填埋一家独大，到焚烧快速发展，到现在以焚烧发电为核心、生化处理为辅助、卫生填埋做兜底的多元并举的处理格局。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2022年已经达到了99.90%，焚烧占比达到72.5%，提前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目标。这些年，我们国家在生活垃圾处理上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发展中国家一枝独秀，也到了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时候。

与此同时，传统模式依赖量的扩张，增长潜力已经挖掘殆尽，我国垃圾处理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阶段。这时候讲垃圾分类、无废城市，强调的都不再是外延扩张，而是更注重质的提升，这意味着，技术要追求极致，技术之间要形成完整链条，不同系统之间也要形成生态网络。

这种情况下，再去推动垃圾分类，需要更加精准和量化，要在量化评估的基础上做系统优化，实现科学管理，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垃圾分类量化评估、系统优化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

垃圾四分类是共性要求，但其功能定位有所区别，四分类并非一般高、一般齐，有些垃圾不能绝对的截然分开。那么厨余垃圾分出来多少合适？分出来之后的去向是厌氧、好氧还是做碳源？处置后的产品何去何从？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回答。可回收物也一样，哪些先分哪些后分？由传统的拾荒大军去分，还是按现代化系统去分？分出来的物品要去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怎么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垃圾分类其实是一个耦合系统，分类后其他垃圾的特性一定会发生变化，焚烧工艺也面临调整，特别是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厨余垃圾分出去意味着化石源碳越来越高，变成一个直接的碳排放源。在这中间，如果只把某个环节的问题解决了，整个链条没有打通，产业是没有办法实现良性发展的。在此过程中，量化评估、系统优化与科学管理非常重要。

先来看厨余垃圾，我们要建立厨余垃圾减量利用全链条管理层次架构，从预防入手，优化供应链管理，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对于商超等余量食物，可开展余量食物捐赠；剩余的制备动物饲料。仍有未能解决掉的再考虑工业化处理，包括油脂回收、厌氧产甲烷、堆肥等利用方式，以及焚烧发电，也包括在某些特殊区域的填埋等。

建立我国厨余垃圾减量利用全链条管理层次架构

这个过程，实际上需要搞清楚哪些地方可以减量，减量多少，哪些可以做余量食物捐赠，哪些可以做动物饲料，需要精准到具体品类和环节。刘建国表示，目前自己的课题组正在开展这方面工作，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清晰的层次架构。

具体到处理环节，在适度适量分类基础上应优先采用大型集中生物处理，厨余垃圾大型处理设施的综合环境绩效普遍优于中小型设施，综合环境成本均值降低80%。同时，厨余分出比例存在拐点，20-35%时综合环境绩效最高，分出率过高时不但经济成本剧增，环境绩效亦为负值，没有必要过度追求厨余垃圾分出的高比例。

厨余垃圾大型处理设施的综合环境绩效普遍优于中小型设施，综合环境成本均值降低80%

厨余分出比例存在拐点，20-35%时综合环境绩效最高，

分出率过高时不但经济成本剧增，环境绩效亦为负值

对比其他国家，刘建国认为，厨余垃圾是我国垃圾分类现代化的痛点但非短板所在，如果把注意力过度放在厨余垃圾上面，实际上是得不偿失，事倍功半。

可回收物方面，从回收利用指标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常年徘徊在20%左右，德国去除水分后大概是37%到41%，美国大概30%到35%之间，我国先进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在数量上已接近发达国家。

所以我国可回收物回收问题不在量上，问题在于可回收物回收亟需健全体系、规范管理，实现转型升级。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和押金制回收，可以让这个行业开源节流，进一步促进降碳减污，推动可回收物行业现代化。

其他垃圾方面，焚烧发电也面临着打破“锁定”，逐步实现低碳—零碳—负碳的演化过程，行业也在探索中不断明晰路径。

在污染物排放方面，分类分流与烟气净化升级可以进一步降低二噁英排放。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生活垃圾焚烧的二噁英排放范围为13.14?15.46 g I-TEQ，约占全球生活垃圾焚烧总二噁英排放量的26%；2020年中国生活垃圾焚烧源大气二噁英排放为22.56 g I-TEQ；基准情景下2050年二噁英排放量约为70.38 g I-TEQ，最佳情景下的二噁英排放量约为9.29 g I-TEQ。

仅厨余垃圾分流，以及厨余垃圾分流和最优烟气净化系统普及相结合情景下，2050年中国生活垃圾焚烧的二噁英减排潜力分别为18.6%和86.8%。

垃圾填埋方面，我国存量垃圾填埋场治理具有较大甲烷减排潜力，卫生填埋作为兜底保障设施，在任何城市都应该保留，很多填埋场已经达到稳定状态，这些设施应当精准施治不宜折腾。

垃圾分类需要通过全流程智慧监管，实现精细化管理和设施运营降本增效，这是大势所趋。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深刻影响固废行业未来的科研、咨询、设计和运营管理。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来会对行业产生巨大冲击，在智能化方向上，企业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回到垃圾分类的量化评估和系统优化，刘建国给出了自己的量化答案。他指出，在量化基础上，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各个地方结合自身特点，在实施中数量可以有差异。

刘建国对垃圾分类的量化评估

垃圾分类系统演化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创造未被核算在内的经济效益。经过分类优化处理，每处理一吨垃圾大约节省隐性成本246.6元，这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垃圾分类处理具有正面效益，只是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隐性成本难以显性化，无法显示它的巨大效益。

垃圾分类与处理系统演化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垃圾分类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多一些耐心。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垃圾分类是一个完整链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责任体系，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国家垃圾分类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各界都要多一些耐心、信心和包容心，让它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垃圾分类：完整链条+动态过程+责任体系+系统工程

垃圾分类的核心在于社会文明，坚守文明初心，以制为重、以人为本，才能够实现垃圾分类的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