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如果不能焚烧，为何不开发成CCER项目卖钱呢？

文

章

导

读

秸秆焚烧在很多地方是禁止的，但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利用又存在着经济性不足的问题，需要开发为碳减排项目以获得额外性的资金补助。本文作者以湖南丘陵地区为例，分析了这个思路的可行性，由于目前生态环境部尚未颁布生物质利用的项目方法学，CCER这条路技术上暂时走不通，但走碳普惠机制，却是可行的，值得尝试。

文/刘晴

一、秸秆焚烧还是利用？

每到秋季开始收割的时候，就会出现秸秆焚烧的现象，这倒也不稀奇，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做的，只是随着环保部门对于空气质量改善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对数据指标的分析，发现距离监测站较近的焚烧会导致PM2.5和PM10急剧上升，影响了最终的空气质量数据，而在重重的考核压力之下，大家都开始琢磨怎么减少秸秆焚烧现象。

对于农民和农业部门来说，秸秆烧在地里，利大于弊，既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又能给土地增肥，还能快速完成，开展下一轮耕种；而对于环保部门来说，则是弊大于利，影响空气质量指标，考核“亚历山大”，秸秆最好不要焚烧。

既然焚烧秸秆会影响空气质量，那就不焚烧吧，把它拉走，只要不影响农民伯伯下一轮耕种就行。

于是，在平原农作物连片地区，例如安徽省、江西省，有生物质利用的企业，花费少量人工和运费将秸秆收集，实现农作物秸秆“饲料化、肥料化和能源化”三化利用，变废为宝，既增加农业种植收益，又减少秸秆焚烧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还有像东北地区机械化收割程度比较高，在收割时用机械将秸秆破碎直接还田，在翻耕的时候埋入地下，也不影响下一轮耕种。

这两种方法是好，可惜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例如湖南，以丘陵为主，耕地碎片化、不平整，机械化作业程度低，一直没有很好的方法处理秸秆，所以一到收割季节，秸秆焚烧问题就令人困扰。丘陵地区的秸秆处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性不足。

秸秆虽然能够被利用产生经济价值，但毕竟不高，如果收集秸秆的人工、机械和运输费用高于其能产生的经济价值，那就无法形成一条产业链，秸秆就只能留在地里了。如果不烧掉，又会影响下一轮耕种，随着秸秆禁烧的宣传越来越多，农民伯伯陷入两难，只好抱着侥幸心理躲着烧了。

那就没有方法解决秸秆利用的经济性问题吗？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额外性”。

二、额外性

先来介绍一下“额外性”，它是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下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要求，通俗地讲，额外性指的是一个具有碳减排效益的项目，如果作为常规的商业项目实施，因面临财务指标差、缺乏资金、新技术性能不确定性大等困难，无法顺利实施，而开发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所获得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激励，有助于项目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可以顺利实施并实现相应的减排效益。

换句话来说就是，湖南地区秸秆利用项目在常规情况下，因财务指标差，缺乏资金而难以顺利实施，但如果开发成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就能够克服上述困难得以顺利实施，其前提是 秸秆利用项目实施后得具有碳减排效益 。

那这就好办了，秸秆利用是否具有碳减排效益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之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方法学中，有三个方法学是与生物质相关的，分别是CM-092-V01纯发电厂利用生物废气发电、CM-075-V01生物质废弃物热电联产、CM-072-V01多选垃圾处理方式，这三类项目备案成功的有69个，减排量备案成功的有11个，也就是说选对了利用方法，符合了方法学，就能产生碳减排量。

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碳排放权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主管部门易主了。发改委的那一套被生态环境部给扬弃了，一切要适用于新的玩法。

根据生态环境部2023年10月24日发布的四个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包括《造林碳汇方法学》《并网光热发电方法学》《并网海上风力发电方法学》以及《红树林营造方法学》，没有发布关于生物质利用的方法学，之前发改委发布的方法学又全部作废了，要成为国家核证减排项目目前没有技术途径。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办法也不是没有，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碳普惠”。

三、碳普惠

“碳普惠”是指将企业与公众的减排行为进行量化、记录，并通过交易变现、政策支持、商场奖励等消纳渠道实现其价值，是一项创新性自愿减排机制。

它通常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碳金融”的方式，通过构建一套公民碳减排“可记录、可衡量、有收益、被认同”的机制，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并赋予一定价值，从而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加入全民减排行动。

碳普惠在许多省份已经有所尝试和应用，例如广东省发布了《废弃衣物再利用碳普惠方法学》，湖北省发布了《规模化家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学》；也有一些市州发布了地方的碳普惠方法学，例如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浙江省丽水市森林经营碳普惠方法学（试行）》，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乐清分局发布了《乐清市居民低碳驾驶与绿色出行碳普惠方法学（试行）》等。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开发碳普惠方法学，引导企业、个人开展节碳行为，形成量化的碳资产，赋予经济价值，促进碳减排行为。

那么，对于秸秆焚烧现象严重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出台秸秆利用的方法学，利用碳普惠机制，引导生物质利用企业和个人自发地开展秸秆利用行为呢？我认为是可行的。

最后，来说说，谁来买这些碳普惠，如果碳减排行为经过官方认定之后形成了碳资产，但是没有买方购买，也就起不到引导的作用。

市场上有哪些主体会购买碳普惠呢？一般是具有社会责任的央企、国企，大型的会议，标注“碳中和”的机构和建筑等，需要购买碳减排量。那么，在体制机制设计恰当的情况下，我想通过碳普惠机制补足秸秆利用经济性缺陷的路径是可行的，至少是可以尝试的。

如果实践成功的话，也会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一个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