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结构解析——区域性社会网络和超网络分析的应用

1 研究缘起新城市科学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区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相互作用，网络和其间的流动塑造了城市。以网络的视角讨论城市群，能为优化城市间的相互协同提供依据，进而促进经济内循环和城市创新。在这当中，企业作为城市的经济生产单元，是城市网络中的关键行为者和主要参与者。通过城市间的企业联系测度刻画城市商业联系，能够理解城市流动空间，如以企业的总分支机构关系作为衡量城市网络联系的重要手段，企业的投融资关系也反映了城市间真正的经济关联。本文选择在总分支联系基础上加入投融资的网络联系，从全门类企业类型的角度去探讨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

研究缘起

新城市科学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区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相互作用，网络和其间的流动塑造了城市。以网络的视角讨论城市群，能为优化城市间的相互协同提供依据，进而促进经济内循环和城市创新。在这当中，企业作为城市的经济生产单元，是城市网络中的关键行为者和主要参与者。通过城市间的企业联系测度刻画城市商业联系，能够理解城市流动空间，如以企业的总分支机构关系作为衡量城市网络联系的重要手段，企业的投融资关系也反映了城市间真正的经济关联。本文选择在总分支联系基础上加入投融资的网络联系，从全门类企业类型的角度去探讨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

城市及区域为复杂巨系统，因而企业联络下的单层城市网络不足以描述其实际特征。纯粹的城市网络研究难以从产业演替发展的视角解释产城关系，而产业网络研究可能会忽略掉地理空间属性。因此，运用能够描述多层、多级、多维、多属性，具有拥塞或协调特点的超网络，能为城市的相互作用提供更全面的思路。

为更加透彻理解京津冀城市群的网络情况，首先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地区和行业的单层网络结构，接着通过超网络分析京津冀城市群中地区与行业网络的层内和层间交互、合作和影响情况，从而识别城市群发展的关键要素与其关联结构，回应京津冀城市群区域发展不均衡、区域带动能力有限等城市群规划问题，进而为协同发展提出建议。

数据与方法

文章研究范围为京津冀城市群，由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级行政单位构成，共13个城市、200个区县。企业数据来源于企查查。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地区和行业单层网络的讨论。其中，网络密度反映整体网络情况，点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表达区县节点和行业节点的对外辐射输出能力，以及向内容纳能力，以凝聚子群分析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社群”特征。

采用超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地区与行业层间交互的讨论。地区子网络与行业子网络之间通过企业总分支和投融资关系构成层间关联，即以企业对应的行业分类和区域空间形成节点映射，组织为地区-行业矩阵。其中，节点超度和节点超中心性表达节点的重要程度，超边连接度和超边重叠度表达辐射的广度和深度。

结果与分析

3.1 基于企业组织测度的地区子网络

地区子网络（图1 ）网络密度为0.221，城市间联系完整，但区县间联系并不完整。城市在分工扩散下的网络组织方式按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远近的双重作用形成，京津冀城市群各地保持“等级-邻近”的扩散模式，且在区域尺度上，形成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的三角互动关系，石家庄在城市中的网络重要性被凸显，但天津对于京津冀整体网络的贡献有限，如天津滨海新区的网络互动更多与天津城区发生。

▲ 图1 | 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子网络及天津滨海新区局部网络

区别城市内部与城市外部进行网络分析（图2 ）。城市内部，北京网络化的均衡程度远高于其他城市，天津西南部各区网络联系相较于东北部各区联系更加紧密，其他地区的网络主要围绕着中心城区展开。城市外部，低能级城市间互动少，天津主要与北京联系互动，而石家庄与北京及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之间具有较高的联系紧密度。

▲ 图2 | 城市外部网络(左)和城市内部网络(右)

地区子网络的中心势都较小，整个网络分布较为均衡，中心性变异值相差较大，各区县间的等级差异表现突出，出度和入度的区间变化较小，整体结构在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变异情况上具有一致性。比较不同地区的中心性大小（图3 ），具有重要行政级别的城市各区县有着较高的中心性，中心性特征与中心地的等级理论一致。值得一提的是，石家庄的中介中心性高于天津，其综合联系能力比天津更为突出；而临近北京南部、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战略要地的河北雄安新区，中心性却较小，与河北其他市的周边区县并无不同。

▲ 图3 | 地区子网络中心性

地区子网络的凝聚子群分析中，集群与行政边界的划定较为一致，一方面体现了城市内部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说明行政区划对于城市群发展的限制，即大部分城市的发展没能突破行政边界。但也有少数区县的网络联系出现与相邻城市之间的相似性，表现为距离扩散下的邻近传播与等级扩散下的跃迁传播。

3.2 基于资本流通测度的行业子网络

行业子网络（图4 ）网络密度为0.729，行业之间联系较为密切。但网络内部具有异质性，不同行业的网络连接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是出度还是入度中心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值都较高。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采矿业，它们在整个网络体系中与其他行业相互关联少，行业外扩影响力弱，网络流通性低。

▲ 图4 | 行业子网络

但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中介中心性强度并不突出，反而是制造业的影响能力突出（表1 ），在行业整体结构中具有较强的推动力，成为投融资联系的关键桥梁。

▲ 表1 | 行业子网络中心性前五名得分

3.3 地区-行业关联的超网络

地区指向行业的超网络用来描述企业的总分支结构如何从地区流向行业（图5 ）。在行业节点方面，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的节点超中心性更高，是组织结构主要流向的行业方向。表现在超边上，与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相关的超边连接度值也就更高。在地区节点方面，中心城区的节点重要性高于其他地区。表现在超边上，高等级城市普遍具有更高的超边重叠度，尤其是国际组织这类行业，其总部几乎只存在于北京和天津。

▲ 图5 | 基于企业组织测度的超网络(左超边连接度；右超边重叠度)

行业指向地区的超网络用来描述企业的资本如何从行业流向地区（图6 ）。在行业节点方面，重点行业相比于地区指向行业的超网络，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重要性更高，而金融行业的重要性较弱。表现在超边上，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相关的连接网络表现出更加重要的关联。在地区节点方面，除北京以外，资本更多地流向了天津而非石家庄，且城市间差异更明显大于城市内部差异，保定、沧州和唐山的中心城区的节点超中心性不再突出。

▲ 图6 | 基于资本流动测度的超网络(左超边连接度；右超边重叠度)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地区子网络下，区域内发展差距大，资源配置失衡，行政分割造成了联系障碍。京津冀城市群由多尺度关系构成，即“城市群-都市圈-关键城市”。其中，北京都市圈和石家庄都市圈在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天津的辐射能力局限于市域范围内。北京都市圈与京津冀城市群其他区域之间呈现出巨大落差。

行业子网络下，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趋同，容易产生局部市场内的供过于求的现象，从而会影响、制约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造成整体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资本流通对城市网络具有重大影响。制造业的综合联系能力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是行业子网络中投融资联系的关键桥梁。

超网络中的重要行业门类相似，与金融行业相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明显成为重要的资本流入行业。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区县的相关指标均较高，但行业流出的资本更多去往北京、天津而非石家庄。

4.2 政策建议

就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问题而言，制造业的综合联系能力强，对其进行疏解可以盘活京津冀地区更多行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与其他行业联系少，对其疏解可能不会为区域发展带来显著影响。

天津滨海新区不应局限于服务天津市，而是服务京津冀腹地。行政对区域影响深远，若将天津滨海新区定位为“京津冀滨海新区”，那么其在京津冀城市群网络中可能会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将河北雄安新区定位为“中国雄安新区”，以增加其在京津冀城市群网络中的影响能力。

石家庄已形成较发达的跨区域组织结构体系，但体系内的生产要素流动不充分。可由中央政府牵头成立京津冀三地和中央部委参与的领导小组，构建跨行政区合作机制（图7 ）。打破各地政府之间的行政壁垒，减少市场分割，促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 图7 | 京津冀行政协调机制

本文撰稿：路青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