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时间政策（ urban time policies ）是一项在城市层面干预和调整时间安排和时间组织的公共政策，旨在通过制定、修改和协调服务时间表或整合空间服务资源等方式，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1] 。近40年来，城市时间政策在欧洲地区不断创新探索，形成了应对城市问题的新思路。本文以西欧城市时间政策的实践研究和政策文件为基础，按照“理论—实践—发展脉络—行动框架—经验启示”的结构进行阐述。
城市时间政策涉及工作、家庭、教育、照料、休闲、出行等多个领域，笔者根据政策目标、实施类型和节奏冲突的差异，将其行动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改善服务可获得性，缓解常发性拥堵，优化公共空间秩序，提高空间资源利用效率。在解决具体时间问题时，结合行动议题的内容及其采取的具体干预措施，总结为增加或协调时间表、整合空间服务资源两种类型的优化策略（表1）。
表1 城市时间政策的策略措施
城市时间政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笔者梳理了城市时间政策在探索（1986—1996年）、推进（1996—2012年）、低谷（2012—2021年）和复兴（2021年至今）四个阶段的关键事件（图1）。城市时间政策起源于1986年意大利一项呼吁关注女性工作与家庭“双重压力”的立法草案，1990年142/1990号法案赋予了市长根据社会需要协调公共服务时间的权力，米兰率先制定了第一项城市时间政策；1996年欧洲卓越领土项目将意大利的模式作为示例推广到欧洲其他城市，此后时间政策在欧洲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2012—2021年，城市时间政策没有进一步发展，交流频率和实践数量明显减少；2021年巴塞罗那举办国际时间利用周，通过了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关于时间政策的宣言——《巴塞罗那时间政策宣言》，各国城市时间机构重新建立联系，城市时间政策进入“复兴”阶段。
笔者对西欧不同国家城市时间政策进行比较，并着重介绍意大利城市时间政策的运作流程、组织架构和决策形式（图2）。意大利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通过立法明确时间政策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由城市时间协调基金提供专项资助，要求人口超过3万的市镇必须建立时间办公室。城市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签署参与时间决策的“章程协议”，确保相关利益者能被召集到圆桌会议，各方利益者在时间诊断、行动计划、项目实施等流程中经过反复协商，推进政策的落实。其中，时间办公室在行动框架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政策落实和诉求反馈的中间部门。圆桌会议是时间办公室处理事务的核心工具，在不同阶段以内部研讨会、专家会议或公开听证会等形式进行。总的来说，城市时间政策既有“自上而下”强制推行，也有“自下而上”对话形式，双向互动确保了政策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对我国而言，传统规划虽能解决城市中的大部分问题，但对功能、设施或服务的安排是从长期视角出发，缺乏对日常生活尺度如临时性、日常性、动态性需求的充分考虑。此外，受空间资源容量的限制，未来空间干预很难像过去一样发挥“创造性”影响，存量更新成为推动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这离不开时间视角的介入和对时间资源的优化。因此，规划学科需要在认识和干预两个方面实现从空间维度向时空维度的转型
[2]
。在制定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可以设定城市总体时间目标，如人均自由时间增量或时间贫困人群减少比例等约束性指标；在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可以针对不同空间提出时间规划导则，如就业空间主导上班时间人群的比例等建议；或作为时间专项规划，利用节奏分析方法，结合时间效率和时间正义等指标，诊断城市设施、空间、功能或服务的时间问题，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1]
MAREGGI M. Innovation in urban policy: theexperience of Italian urban time policies[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02, 3(2): 173-194.
[2] 庄少勤, 赵星烁, 李晨源. 国土空间规划的维度和温度
[J]
. 城市规划, 2020, 44(1): 9-13, 23.
作者：
胡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huyang@tongji.edu.cn
王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dewang@tongj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