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历版总体规划的文本分析与观念转变研究

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通过文本形成专业知识输出，从而指导空间实践过程，因此其对于文本的研究一直经久不衰，但以往对于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研究侧重于图像分析，鲜有对总体规划文本进行系统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话语分析可以反映文本中的话语特征，从而反映知识观念；未来随着研究领域的细分与深化，系统性的话语分析会成为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材料

本文通过文本挖掘与话语分析的方法，选取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成为直辖市前后的《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处于转型期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和《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作为主要研究材料。

1.2 研究方法

1.2.1 观念内容分析

深入阅读四版总体规划文本，抽取城镇体系结构、规划范围与层级、主城空间结构等关键内容，通过定性的话语分析方式研究四版总体规划文本中的关键观念差异与演变过程。

1.2.2 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

以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作为文本挖掘的工具，构建高频词云图和语义网络图。

1.2.3 价值观分析

文本中的话语概括了城市发展中的多个职能，因此价值观类型非常丰富，可以将其中的价值观分类为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与生态价值观。

文本的观念内容分析

2.1 规划范围与层级

重庆市总体规划的控制层级从1983版的两个空间层级增加至2014年深化版的五个空间层级，不同层级的范围尺度不同，由此形成层级间的空间尺度递进关系，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城镇体系。从层级的控制范围来看，每个层级的规划控制范围都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以适应城市行政区划及建成区不断扩张的现实（表1）。

▲ 表1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对不同层级规划范围的调整

表1-表2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整理。

从对主城的定义来看，1996版总规将主城定义为最小的规划层级。2007版总规扩大了主城的界定范围。之后为了使主城区规划范围与主城9区行政区划统一，2014年深化版总规扩大了主城区范围，对于重庆主城范围的认知从原有的城市核心区域扩展至主城9区行政区划范围。这一转变与学界对于大城市与小城市发展的争论密切相关：1983版和1996版总规文本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市发展，对主城的扩张与发展偏向于限制的态度；之后版本的总规对城市发展与人口城镇化的科学规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主城发展的态度转变为着力建设主城区，加快培育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2.2 主城空间结构

通过梳理四版总规中反映主城空间结构的文本内容，发现片区数量、组团数量、城市副中心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在城市行政区划与建成区扩张过程中，重庆市总体规划通过增加次级结构数量以保证规划对于城市空间发展的控制力。其中片区数增至5个，组团数增至21个，同时将外围组团中心界定为城市副中心，从而逐渐将外围发展区域纳入到主城总体结构之中（表2）。

▲ 表2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对主城空间结构的调整

文本的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

3.1 高频词汇分析

1983版总规文本中的前30位高频词汇中出现了“市中区”“石桥铺”“南坪”等具体区域名称；1983版总规更重视具体项目建设，“公园”“仓库”“扩建”等具体工程类型与工程作法的词汇出现频繁；“单位”也是1983版总规中的重要词汇，体现了计划型城市发展时期的特有空间单元（表3）。

▲ 表3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及其得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整理。

1996版总规文本中的前30位高频词汇中首次出现了“主城区”“组团”“城镇”等概念，说明这一阶段对重庆主城体系、城镇体系以及组团体系的思考更加深入。其中“经济”“市场”“旅游”等词汇展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市场及各类产业发展的重视（表4）。

▲ 表4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及其得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整理。

2007版总规文本中“保护”的词频排名迅速提升，“生态”“资源”等词汇也频繁出现，说明这一阶段总规文本对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愈发重视；“中心”与“城乡”出现频繁，反映出对城乡发展体系有了新的思考，一方面重视城乡关系的协调，另一方面也重视城市中心的聚集效应；“历史”一词频繁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对历史资源的保护（表5）。

▲ 表5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及其得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整理。

2014年深化版总规对生态保护以及文化保护更为重视；同时“旅游”的词频迅速升高，相比于2007版总规，2014年深化版总规对旅游发展规划更为重视；“铁路”一词的频繁出现与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以及2011年重庆“渝新欧”铁路开通的大事件密切关联（表6）。

▲ 表6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及其得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整理。

3.2 高频词云分析

从四版总规的高频词云分析可以发现总体规划文本话语表达的转变，从强调“规划”转向强调“建设”，更加重视规划可行性与规划落地方面的问题；对于文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以及旅游发展与文化、生态资源的关联，都更为重视；同时更强调国家级发展战略与地方总体规划的相关性（图1-图4）。

▲ 图1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整理。

▲ 图2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整理。

▲ 图3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整理。

▲ 图4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整理。

3.3 语义网络分析

对四版总规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1983版总规文本中“规划”“新建”“建设”的连接度相对较高，形成三个连接核心，其中“规划”的中心性最明显。 “新建”与“南坪”“江北”“沙坪坝”等具体区名关系密切，表现出对具体区域空间建设的重视（图5）。

▲ 图5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整理。

与1983版总规不同，1996版总规文本的语义网络呈现出两个连接核心， “规划”的中心性下降，“发展”与“建设”的中心性更强；“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涉及到价值观方面的词汇联系密切；“建设”除了与具体地名关系密切外，与“市场”“枢纽”等表达新时期市场经济与新型设施的词汇关联密切（图6）。

▲ 图6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整理。

2007版总规（包括其2014年深化版）文本的语义网络呈现出一个主核心及一个次核心。其中，主核心通过“建设”与“发展”形成网络，“建设”与“发展”两个词汇关系非常紧密；而次核心通过“保护”形成网络。“建设”与“发展”形成的主核心与城市发展中涉及的具体要素及系统关系密切；“保护”形成的次核心涉及“资源”“历史”“文化”“建筑”“文物”“生态”“环境”等词汇（图7）。

▲ 图7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及其2014年深化版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及其2014年深化版整理。

文本的价值观分析

在深入研究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将政治价值观分类为“政治权力集中”与“政治权力分散”两类，将经济价值观分类为“经济增长效率导向”与“经济创新协调导向”两类，将社会价值观分类为“基本社会保障”与“改善社会发展”两类，将文化价值观分类为“传统文化保护”与“文化创新发展”两类，将生态价值观分类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资源利用”两类；之后抽取表征各类价值观的词汇，进行词频统计与标准化得分计算，从而分析四版总规的价值观特征与转变。

4.1 文本的政治价值观分析

1983版总规中，对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较为重视，但对弹性规划与市场经济较少提及，“集中性”的政治价值观更为显著。1996版总规中，“政治权力集中”类型的词汇得分有所提高，同时“市场”得分非常高，但对城市规划的弹性内容仍然较少提及。2007版总规中，不管是“政治权力集中”类型词汇还是“政治权力分散”类型词汇的得分都明显减少，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版总规对政治价值观的关注减弱，但对弹性规划问题更加重视（表7）。

▲ 表7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政治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表7-表11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整理。

4.2 文本的经济价值观分析

1983版总规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增长效率导向”，对“经济创新协调”提及较少，尤其重视“扩大”与“生产”，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扩大生产以改善各类物质要素供给严重不足的迫切愿望。与1983版总规相比，1996版总规更强调经济效率与发展速度。2007版总规（包括2014年深化版总规）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效率”与“经济创新协调”的同等重视，随着市场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供给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新时期更加强调协调发展与创新（表8）。

▲ 表8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经济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4.3 文本的社会价值观分析

1983版总规中，“基本社会保障”类型与“改善社会发展”类型的相关词汇的词频都相对较低。1996版总规在这两方面都有所加强，其中对“基本社会保障”更加重视。2007版总规（包括2014年深化版总规）对社会价值观的关注度进一步加强，既重视“基本社会保障”，也重视“改善社会发展”（表9）。

▲ 表9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社会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4.4 文本的文化价值观分析

1983版总规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侧重于“传统文化保护”，对“文化创新发展”方面的关注度较低。1996版总规对“传统文化保护”更为重视，同时也强调“文化创新发展”，尤其对“科技”发展非常重视。2007版总规在“传统文化保护”层面更为重视，在“文化创新发展”方面的关注度略有下降。2014年深化版总规中，“传统”“特色”两个词汇的出现频率突然升高，原因在于该版总规新增了传统村落与传统风貌保护区规划的内容，同时更为强调地方特色的挖掘（表10）。

▲ 表10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文化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4.5 文本的生态价值观分析

1983版总规更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尤其对污染问题非常重视，在“生态资源利用”方面强调“资源”与“绿化”，对生态功能与生态产业关注较少。1996版总规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利用”方面的关注度都有所提高。2007版总规（包括2014年深化版总规）对生态问题更加重视，不仅在“保护”“环境”“自然”方面的关注度更高，同时也更重视生态功能与生态产业等生态资源利用问题（表11）。

▲ 表11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生态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结论与讨论：空间生产与知识生产

改革开放后，为了使地方政府在全球竞争中有更大的自主优势，各层级政府的空间管理权限得到不断调整，通过对各种行政区划及管理权限的重构与融合，增强了地方发展与地方管理的积极性。反映在重庆市总体规划文本中，表现为重庆空间治理结构与城市政治地位的不断转变，重庆的城市定位越来越高，总体规划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对主城空间结构的层级划分更加细致，同时对主城空间范围的认知也在扩大。

社会与经济制度的转变影响了空间生产机制的转变，从而影响了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话语特征，使得文本中对于城市发展的定位从计划型城市转向经营型城市，对市场要素、弹性规划等问题更加重视。随着深化改革以及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关注，总规文本对社会、文化与环境方面的议题更加重视，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系统，同时呼应各类宏观政策的深化调整。知识认知领域的转变也深刻影响了总体规划文本，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对于重庆主城的发展态度从限制主城发展转变为支持主城发展，这与学界对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发展争论密切相关。

通过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引入“空间实践”与“空间的表征”的概念，可以较好地反映总体规划文本、空间生产机制与知识认知领域的关系。设计师、技术专家通过总体规划文本形成专业知识输出，这三者组成“空间的表征”，并最终通过专业知识的输出指导空间实践过程。同时，空间生产机制的转变与知识认知领域的转变也会影响“空间的表征”，从而间接影响空间实践过程，并对实践结果产生评价引导作用（图8）。

▲ 图8 | 空间生产机制及知识认知领域的转变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