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学术概念，虽然人所共知并且经常使用，但是稍加深究，就会发现它的含义很模糊，甚至莫名其妙，比如“Modern Architecture”，或者“现代建筑”。“Modern”一词，回溯到两千年前的拉丁语词源，其本意是“正在发生的”。它和“建筑”固定组合，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概念，始于1932年的春天，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展览：“现代建筑国际展”（Moder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从此，展览中呈现的“现代建筑”作为一种进步的象征，向全世界的城市和乡村蔓延。
问题在于，现代建筑或者现代主义建筑这样的概念，并没有表述任何具体特征。它只是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此时此刻”，强调“新”——粗略地等同于“新建筑”。作为建筑风格的界定，“现代建筑”甚至不及“哥特建筑”（Gothic，意为野蛮人的）、“样式主义”（Mannerism），它们至少大致描述出某种确定的特征。显然，界定“现代建筑”特征的准确方式，只能是那十几位参展建筑师的作品：包豪斯校舍（1926年）、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1928年）、萨伏依别墅（1930年）……。
更大的问题在于，“现代”很快就超越了某一种具体的风格，它逐渐成为一个褒义词，成为评价其他风格的标杆。活跃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群欧洲建筑师真诚地认为，和传统形式决裂就能又好又快地拯救建筑，甚至解决巨大的社会问题。同时期建成的缺乏新形式的众多建筑，都是时代的落伍者。
在勒·柯布西耶、密斯等“80后”建筑师崛起的时刻，老一辈荷兰建筑师贝尔拉格已经是70岁的老翁。他仍坚持着自己改良的道路。位于海牙市的保险业巨头“荷兰国民保险公司”的总部办公楼（Nationale-Netherlanden，1927年），是贝尔拉格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古色 古香 ，一副优雅温和的姿态。虽然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也没有“旧”的坡屋顶、圆拱，但是在材料和细节方面，都和MoMA大展界定的“现代建筑”背道而驰。混凝土、红砖、玻璃砖和深色石材混杂着，编织成凸窗、线脚、窗台、墙裙和细微的图案装饰。不难想象，现代建筑的先锋们对此会如何评价：繁琐虚假的同义词、建筑的理想大道上的障碍物！
△ 荷兰国民保险公司办公楼入口
裸露的混凝土、整片的白色墙面和玻璃幕墙，这些才是“现代建筑”的关键词。偏离这些新材料、新技术的建筑，必定是落伍的——然而，却有可能是精彩的。斯洛文尼亚的“国民建筑师”普雷契尼克（Jo?e Plecnik，1872—1957）早年求学于维也纳，是瓦格纳的得意门生之一。他的作品风格，很高明地延续了瓦格纳的改良式“创新”。1941年，在首都卢布尔雅那建成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斯洛文尼亚国家图书馆（也是卢布尔雅那大学图书馆）。红砖墙面上，貌似随机地嵌入许多粗糙的石块。这种独特醒目的图案，消融了体量庞大的新建筑和周围古城环境的违和感。类似的手法，如果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倒是极富新意，颇有网红的潜力，但是在七八十年前它落成的时候，哪里有一点现代的气息？
△ 斯洛文尼亚国家图书馆鸟瞰，1941年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两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敝帚自珍。1992年斯洛文尼亚发行的面值500托拉尔的钞票，正面和背面的图案分别是建筑师肖像和国家图书馆的外立面。如今的卢布尔雅那机场，名为“普雷契尼克机场”——以建筑师的名字命名首都的机场，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贝尔拉格和普雷契尼克的努力，不同于复原一艘数百年前的古船。他们的非现代建筑，整体是“旧”的气息，而具体的细节是从未有过的。建筑很容易既保持自身优雅的特征，又能温和地与周边城市环境为邻。只不过与飞奔的“80后”建筑师们相比，他们的努力仍是原地踏步，仍然不够理性、不够简洁。
在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守旧的情况更为严重，远远不止是原地踏步，而完全是大步的“倒退”。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对于欧洲的古典建筑存在“补课”心理，并且美国也拥有比欧洲更充足的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毫不奇怪，就在MoMA现代建筑大展的同时，一批几乎是复制式的、不折不扣的假古董，在美国拔地而起。
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Suzzallo Library，1926年），就像一座简化版的哥特式教堂。除了没有高耸的尖塔，其余的细节都非常地道：尖拱、彩色镶嵌玻璃，定制的人物形象雕塑（包括但丁、莎士比亚、牛顿和巴斯德）。类似的仿哥特式建筑，在当时的美国大学蔚然成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图书馆（Cook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3年），同样带人穿越时空，回到数百年前的欧洲。美国假古董当中不可遗漏的，是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高中（Little Rock High School，1927年）。它是当时全美国造价最高、建筑最精美的公立中学校园。浓郁的哥特仿古气息，混杂着不那么“哥特”的半圆拱的柱廊、简洁的功能性开窗，没有理论上的时代精神，只有实际上的优雅和精致。
△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立面细部,，1926年
△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室内
△ 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室内，1933年
△ 小石城高中，19 27年
这些假古董，适合做教育年轻人的空间容器吗？这个问题难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作为精美的仿古工艺品，对于二十世纪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基本上可以平衡掉不够真实、过于浮华的缺陷。正如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1980年）、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它们的夸张、浮华在某种程度上，也平衡掉了各自新锐形式的魅力。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狭义的“现代”建筑形式已经不够“摩登”（Modern），但是强调“此时此刻”，以“新”作为建筑的主要评价标准，依然有效。以电报电话大楼（AT&T Building，1983年）、波特兰市政厅（Portland Building，1982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能站到舞台的中央，正是因为它们巧妙地拼贴旧的局部装饰，产生了新奇的整体效果。
同时期还有一些探索新旧结合的作品，与“后现代”追求的方向相反，它们把新的细节元素，编织进旧的整体形态。正是因为整体气息仍是旧的，所以在建筑史著作、建筑系课堂上曝光率极低。伦敦附近的
希灵登行政服务中心（
Hillingdon Civic Centre，1976年），钢筋混凝土结构框架外包裹着将近300万块红砖、几十个高高低低的坡屋顶，配以700多扇平凡的窗，散发着英国乡间城堡的气息。
德国西部小城巴特洪内夫的市政厅（Rathaus Bad Honnef，1983年），整体采用最普通的双坡屋顶，毫无“新意”可言。属于建筑师自己的，只有折线形的平面和开窗细节。整座建筑在城市肌理中天衣无缝，真正做到了谦虚谨慎的“微循环”，耐得起长久的时间检验。
△ 巴特洪内夫市政厅鸟瞰，1983年
日本建筑界有相当数量的建筑师，也在坚持真诚地“守旧”，而不是戏谑式地玩弄后现代符号。奈良国立博物馆新馆，由一西一东几乎相同的两座新馆组成。平面布局呈曲尺形，分别于1972年和1997年建成。两座新馆的屋顶，都是富有浓郁日本传统气息的大屋顶，分别微微地向下凹曲和向上凸起，产生极其微妙的差异。考虑到旁边“折中主义”的老馆（片山东熊设计，1895年）、鹿群悠闲散步的公园环境，以及经常在此展出的日本国宝级文物珍品，建筑师吉村顺三（1908—1997）的选择是非常适宜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博物馆名作喷涌的时期，“高技派”的蓬皮杜中心（1977年）、“白派”的亚特兰大高等美术馆（1983年）、日本国内的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1974年），都闪耀着全新的形式光辉。吉村顺三需要相当的定力，在古城奈良坚持着谨慎的“守旧”。
△ 奈良国立博物馆新馆，1972年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坚持“守旧”的前辈建筑师吉田五十八（1894—1974）、后辈建筑师今里隆（1928—），与吉村顺三同样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建筑科（东京艺术大学建筑系的前身)。具有深厚传统艺术根基的东京美术学校，与深受柯布影响的东京大学建筑系，形成某种均衡，为一亿多人口的大国，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样性。
今里隆的代表作平山郁夫美术馆（1997年），位于画家的故乡，濑户内海西端的生口岛。优雅的传统大屋顶，与平山郁夫倡导的传统文化精神非常契合。京都附近琵琶湖畔的佐川美术馆（1998年），由竹中工务店设计并施工，同样恪守着精致的改良之道。
△ 平山郁夫美术馆，1997年
在每一个时代，勇敢展现新形式的建筑，理应受到赞颂、得到推广，也理应只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谁能断言，成功的建筑必须表达唯一或唯二的时代精神，不能略加改编地重现数百年前、上千年前的旧形式，唤起当下人们对古老时代的回忆？
清华大学的礼堂（1920年），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假古董。它以高超的水平对仿品进行了再次模仿。这种建筑形式从古罗马的万神庙中转多次，传递到弗吉尼亚大学，再由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Murphy，1877—1954）带到北京。同时期的欧洲，已经出现全新形式的大跨度空间会堂，例如位于德国城市布雷斯劳的百年纪念会堂（Jahrhunderthalle，1913年）。但这丝毫不妨碍，清华大学礼堂是中国重要的建筑遗产，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雅俗共赏，是美好建筑的一种样本。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不仅体现于同一个单体，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同一时代并存的许多建筑。在旧形式基础上改良的建筑，自有上品、合格品和劣质品，正如“现代”风格、解构主义、高技派，同样有上品、合格品和劣质品。
归根到底，建筑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科技产品？它数千年来的变化，是否等同于油灯、爱迪生手中的电灯，到今日的LED灯？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承认建筑是技术、艺术和其他多种社会因素的复杂混合体，那么古往今来各种建筑风格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
创新的反义词绝不是平庸，更不是低劣。任何守旧、仿古的建筑，只要设计者遵从基本的职业操守，呼应用地的条件和功能的需求，必然会在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尝试一点儿改良。正如任何一种崭新的形式，都必然有一定程度的继承。
二十一世纪建筑的评价标准，不得不沿用古罗马时代的三个词：坚固（Firmness）、实用（Commodity）、愉悦（Delight）——即便添上第四个形容词，恐怕也轮不到“新”。因为，有足够多的业主和建筑师相信古今之间需要过渡的桥，相信“新”和“旧”一样，都是中性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