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中国有“广场”吗？

关于中国广场的历史，说法不一。

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城市缺少公共性元素，由墙不断围合。没有被专门命名为“广场”的区域，因而古代中国城市中“广场”的存在依靠阐释： 先将“广场”拆解为“广”和“场”，其所指的便是公用敞地， 再对应城市中特定的功能空间，就可以将诸如 坊市制度中的市井、商旅往来的驿站组成的公共活动空间视作中国古代城市内类同广场的设施。

元大都遗址平面复原图 via www.kgzg.cn/a/852.html

传统中国的城市结构缺乏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开放性 是广场的基本要素，而中国传统城市结构往往表现出极强的 封闭性 ——先由外层城墙围合出封闭的城市空间，城市内部如官衙、庙宇、书院的公共场所再自设围墙，日常的居住空间也由坊墙、院墙得到围合。墙围合的空间向外封闭，向内有限度地开放。 在这种空间结构中，社会交往的模式被严格限定在墙的规范以内。

墙的存在同时作为物理存在与象征隐喻，划分了内外世界：城市空间内，不同层次的墙围合出狭窄的线性空间，即趋于萎缩的公共领域；而墙内是封闭的私人领域，园林造景、精雕细琢，在审美与规制之中，空间的自由向内伸展。

向外围合封闭，向内开放伸展的四合院

02 近代中国广场的出现

相比之下，似乎近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广场才是具名的、本真的。伴随着殖民文化渗入，城市空间结构遭到撬动。传统城市里，广场作为新的空间形态被镶嵌其中。空间的生成也带来新的生活体系与文化想象。

这是一块公共用地“发生”。 原本存在的物理空间经由人的限定，赋予了新的名称，特定的用途，于是中国本土的广场出现了。

1898年，中东铁路工程局入驻哈尔滨。此前，哈尔滨是“松花江畔三五渔人”的偏僻村屯，但中东铁路的建造与通车使之迅速生长为一座规模相当的现代城市。1902年，俄国规划师根据哈尔滨的铁路走向和空间地理结构绘制了《哈尔滨及郊区规划图》，参考了莫斯科和巴黎的城市规划以及欧洲时兴的城市美化运动的规划手法，将环形放射状的街道与方格路网相结合。

1902年《哈尔滨及郊区规划图》

曲线街区、上下夹树街与北秀广场

曲线街道以1/4圆的曲线结构为街区的起点，向东北方向延伸出数条线型道路。最靠中心的两条街道名为“上夹树街”与“下夹树街”，围合出条带状的街心绿化带。绿化带继续随道路延伸，与街区东北方向两条交叉道路（今松花江街、满洲里街）交汇，交点形成的方块状区域为 北秀广场。

“夹树街”字面意思是两条街道夹住一排树木，即用线性街道挤压围合一个条带状的绿化带公园。但是北秀广场作为夹树街花园的延伸，其封闭性被两条来自其他方向的城市道路打断，在空间结构上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街区中心广场。北秀广场四周被建筑围合，环广场各方向延伸出八条道路，亦表现出高度可通行性，与城市肌理契合。

今北秀广场街景 via wikimapia.org/21583015/zh/北秀公园

然而，北秀广场坐落的新市街（今南岗区）在哈尔滨早期城市功能分区中，该区域为中东铁路行政区、铁路职工住宅，能够信步广场之上的人几无本地居民。 因而，北秀广场及曲线街区，一种欧洲城市营建技艺与殖民审美在异域空间的彻底移植。

与之相似的还有“新京”（长春）。 1931年9·18事变后，长春市被选为伪满洲国首都，定名新京；在次年，开始进行伪满洲国都营建计划。长春原由四个行政体共同管理，空间区划被分隔为四块：光绪十五年清政府设长春府，领辖农安县，为长春旧城；自1907年长春开埠起，长春商埠公司辖理旧城以北，虽名义上为官督商办，埠内一切行政、民生事宜都由公司管理；而中东铁路已为日俄共管，宽城子火车站成为日俄瓜分中国领土的分界点。沙俄继续中东铁路时期“沙俄宽城铁路附属地”的权益，统辖宽城子以北地区；宽城子以南，为日本南满铁路公司管的南满铁路附属地。

新的城市营建工程旨在联通四个片区。 《大新京都市计划》参考了19世纪巴黎的改造规划、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都市设计理论。 大同大街为新京市南北主干线，以站前广场、大同广场为代表的6个街心广场充当交通岛，联通不同街区。绿化带结合公园形成绿化系统。对于新京来说，广场的功能主要为交通广场，市民游乐休闲的空间往往选择在公园中进行。

新京大同广场 via www.xuehua.us/a/5eb88f2b86ec4d5dfafb6171

在哈尔滨与新京，广场是殖民地文化在本土城市空间上的混合，现代广场以景观和功能性通道的形式被植入中国主权的土地。在因殖民兴起的新城市以外，中国传统城市的形态也进行着不断打破重组。这些城市的广场作为新兴的公共空间，承载着社会历史变迁。

二十世纪初，北京城的形态出现了功能性的调整。 清代的天安门为皇城南门，门前为东西向长安街，街道南段与千步廊东西两端相接，因而天安门前构成了封闭的“T”型广场，作为内城与外城的过渡区，禁止民众通行。

千步廊 via sunnews.cc/tourism/55433.html

辛亥革命后，长安街打通，宫墙与城墙不断因道路扩张拆除。 1925年，溥仪迁出故宫，天安门前区被正式改建为一个开放广场，作为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故宫改为博物馆，在新中国建国后广场的边界也继续拓宽。 早期天安门广场的形成，本质上体现了权力的让渡，从日趋没落的封建王权流向市民阶层，空间的性质从封闭、威严、等级化的官府宫殿，成为平等、自由的公共场所。

03 广场的起源与定义

定义中国的城市广场，关系到何为城市广场的本质，即广场文化如何发生。广场文化起源与地中海文化，是欧洲城市文明的特殊现象。鼓励公共活动的民主政体与适宜外出的气候环境共同催生了广场作为城市普遍存在的功能空间。

图拉真广场

关于广场的定义众多。广场是具有目的性的自由空间，在人文景观中的具身场所，关于空间及人在空间里的活动。 一个地块被命名为广场，应当同时具备物质性与非物质性。 广场生成于物质性的营建，但非物质性的实践赋予广场意义。同样地，敞地经过刻意的规划设计，公共空间生长出的行动是经过规制的，因而行人在广场上“可通行”自由是有前提的。

围合性是古典广场空间的核心特征，通过建筑物与道路组合实现。 围合性使广场和空地有了本质性的不同。建筑物前广场的性质由建筑物决定，而建造者的身份或权威性也能通过广场体现。

圣彼得大教堂广场

同时，广场也是开放的，表现为可抵达、可通过的特征。 广场与城市空间的位置关系，以及环绕广场的路网共同定义广场的辐射面积。同时，广场植根与地方社会历史，承担景观与审美的功能，同样是公共行动的物质容器。

“阅读广场”提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 物质层面的分析 。从物质实体进入分析，将广场抽象为结构与符号，通过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布局，是理解广场现象的基本方法。其次，是对 认知过程的审视 。为什么只有特定的意象才成为广场的能指，为什么在所有的空间特质里，只有特定的形式与物质存在才能成为意义编织的对象？前者关于意义的生成过程，即人如何将意义之网悬挂在物质空间上；后者通过对于意义的反身性理解，从对物质客体的转译回到观看者在景观中的位置，进而开放认知的多种可能性，使理解更切近空间形态的本质。

04 何为广场的地方性

回到一种空间形态的地方性， 中国有没有广场，本质上，是关于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可以被文化规范为可见，空间里哪些物与行动能够被社会互动赋予价值。

西方本土的城市广场起源于特定的公共性政治生活。如果将广场视作生活方式的发生场地，则不难得出结论：因近代中国缺乏此种社会事实，本土兴建的广场往往表现为一种景观式的移植。但如果将广场的本质视作公共用地，则广场便成为了跨文化现象——任何文化群体或社会都不得不依赖其成员的交往互动，公共性的需求必然催生公共用地。

理解广场的地方性，既是关注同一种公共空间在不同的社会历史中的生成路径，也是关注文化如何创造不同的空间规范来涵容相似的公共价值。

人类聚落中天然存在公共敞地的形态。新石器时期的姜寨遗址中，聚落的边界由壕沟划定，房屋、窖穴、灶坑等人日常起居的空间呈环形排列，中心是由房屋环绕的空地。

姜寨早期村落布局

交换与贸易同样催生公共生活与公共空间。 里坊制度制度自西周起萌芽，三国至唐朝极盛，在唐朝后期逐渐被打破。即使在极具封闭性的里坊制下古代中国城市，商贸活动仍然可以在其中获得一定的合法自由空间。在云南，茶马古道和盐井贸易吸引大批商人往来，形成典型地方集市——四方街。至今，在丽江古城、沙溪镇、独克宗古城等区域仍保留着四方街的空间布局，发挥广场的功能。

沙溪古镇寺登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