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两岸奇山对峙，江中礁石嶙峋。86年前，3万余红军扎竹筏、搭浮桥，突破波涛汹涌的“乌江天险”，取得长征途中第一个大胜利。

依然是这条河，已然旧貌新颜。五桥飞架“天堑变通途”，十级电站蓄能奔涌，“悬崖村”出山铭记不屈信念，“污江”变“清河”，又现“一江清水向东流”。

从“盐油古道”到“黄金水道”，千里乌江百年沧桑，天险绝壁间镌刻下色彩斑斓几多传奇。

贵州瓮安，江界河畔，矗立的红军抢渡乌江纪念碑，记录着80多年前红军取得的那场胜仗。

这是鼓舞人心的胜利。1935年1月15日，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为题，详细记录了抢渡乌江的作战经过。

悲壮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转兵贵州。在西进贵州途中，红军内部围绕“东进”和“北上”争论激烈，前方乌江北岸国民党重兵扼守，后有追兵围堵，敌人妄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

然而，英勇的红军战士在乌江沿岸群众生死相依支撑下，砍竹子、扎竹筏、搭浮桥。1935年1月1日至6日，冒着敌人滚滚炮火，红军在瓮安县江界河、余庆县回龙场、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抢渡乌江，挺进遵义，为实现伟大转折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乌江天险，浪急滩险、暗流涌动，红军为何没有重蹈湘江战役覆辙？

在瓮安县猴场镇，一栋百岁四合院。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猴场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批判了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准备渡乌江北上。红军总政治部还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对敌军开始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

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中实事求是、主动求变，这种精神犹如“灯塔”，指引着航行的方向。

在遵义市余庆县大乌江镇红渡村，93岁老人王顺昌珍藏的父亲王义和一张黑白老照片诉说着答案——

照片上，王义和面带微笑，肩膀上扛着一根又圆又粗的竹子。照片背面写着：“王义和保留当年红军过乌江架浮桥兰竹纪念。”落款是：遵义纪念馆，1969年10月。

当年，红军用自己的言行赢得百姓支持：世上还有为穷人谋幸福的队伍。乌江沿岸群众主动砍竹子、拆门板、拿箩筐，帮红军扎竹筏、搭浮桥。

王义和与村里几个人自愿去城隍庙帮红军打龙绳，红军渡江后，他留下两根搭浮桥用的竹子，直到1969年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

“我父亲说，神啦，神仙架桥都修不起来，红军一晚上架好，还过了千军万马。”王顺昌说，从那以后，当地人都喊竹筏“红军水马”。

风险挑战、挫折坎坷，击不垮勇敢无畏的共产党人；“水马”跃江，迈过一个个“拦路虎”，迎来一片新天地。

“五龙”过江，“黄金河”捕捉金色机遇

全长1044公里的乌江，横穿贵州7个地（州、市）的47个县（市、区），奔腾于大娄、武陵山脉之间，气势磅礴、峡滩踵接。因两岸山体倒映水中，江水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向东奔腾而去。

端午时节，乌蒙深处、乌江岸边的化屋村里，游人如织。紧邻乌江源头水域的同心广场上，身着民族服饰的苗族同胞对山歌、吹芦笙，与游客们一起载歌载舞。

这个位于乌江源百里画廊大峡谷的村寨，过去的名字叫“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群山阻隔、险流环绕，这里曾被列为人类不宜居住之地。

“以前外出，都要翻过一个叫‘手扒岩’的几十米高的悬崖，勉强站得住脚，手要拉着崖边的树藤、石缝才能避免摔下去。”说起以前村里的出山路，贵州省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很是感慨。

脱贫攻坚决战也是一场改变命运的决战。4年前，“化屋基”苗族群众从悬崖下搬到了江边的移民新村。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旅游，2019年，化屋村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作为贵州第一大河，乌江从大山深处奔涌而出，注入长江。流域最高点海拔2900米，而河口水面仅为海拔136米，巨大的天然落差造就了“一座水电富矿”。

乌江的径流量与黄河相当，成为我国第一条实行流域梯级滚动开发的河流。千里乌江、十级电站，青山绿水中串联成线，总装机866.5万千瓦，源源不断供给着绿色能源。

作为川东与黔东北的重要纽带，乌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古时从四川、重庆运送盐，沿乌江逆水而上，进入贵州东部和湖南湘西；又将桐油、生漆、五倍子、木材等贵州土特产水运出境。这种生态延续千年，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的“盐油古道”。

贵州省乌江特大桥（4月1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铁腕”治江：“生态河”实现绿色蜕变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以近四成的省内面积，承载着贵州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快，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流域地区。

两岸资源富集，乌江流域拥有我国最大的磷化工生产基地。曾几何时，因工业的快速发展，乌江变“污江”，一度拉响生态“警报”，成为贵州八大水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

乌江治理，难在治磷。34号泉眼治理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34号泉眼是一个岩溶泉，附近企业磷石膏废渣产生的污水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系从34号泉眼集中涌出流入乌江。污染严重的时候，乌江镇河段整个江面成了“米汤河”。

十多年来，贵州以34号泉眼为重点，痛下决心解决乌江磷污染难题，源头治理、以渣定产；末端兜底、标本兼治。

“为了弥补‘环保欠账’，企业投入可以说不计成本。”贵州磷化集团董事长何光亮说，企业投入34号泉眼的环境治理费用已超过10亿元。

“进入汛期后，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汛情和水位情况。”贵州磷化集团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梁礼强说，去年汛期，34号泉眼污水处理设施全系统开机，实现污水全部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

乌江清，贵州水清。治理乌江是贵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举措。生态治理加快了乌江流域“腾笼换鸟”、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

为解决磷石膏废渣带来的环境问题，贵州全力推进磷石膏用于生产新型建材等资源化综合利用，对新产生的磷石膏，在矿井下就地回填。

2018年，贵州出台磷石膏“以渣定产”政策，化工企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肥、磷酸等产品指标直接挂钩，倒逼企业提高废渣综合利用，加快转型升级。

2020年，乌江干流水质首次达到Ⅱ类标准，“牛奶河”变成“清水河”，34号泉眼下游再现碧水东流、清波荡漾。

红军抢渡乌江是激发斗志重塑信心之战，如今，红色“英雄河”正在努力打赢另一场“战斗”：保护好乌江流域的绿水青山，才能赢得金山银山。实施全面禁渔后，沿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绿色产业，让退捕渔民没有后顾之忧。

余庆县大乌江镇乌江社区渔民何文富上岸后，在红军突破乌江纪念园的游船上做水手，妻子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厨师培训，在镇上开了个夜宵店，家庭年收入10多万元，生活比原来还要好。

滔滔江水、惊涛拍岸，千里乌江奔涌向前，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