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可以从设计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找到相应答案。设计是伴随着劳动产生的，最初的设计几乎是伴随着祖先们用自制的石器敲击的那一刻形成的。那时的工具只要是实用的，可以进行劳动的就是美的设计。人们的审美是依靠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后来，大约在17000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就已开始利用钻孔、刮削、磨光等技术，并采用石块、兽牙、海贝等自然材料来制作装饰品。它们是原始人类审美观念的反映，从这刻开始，实用性的真正转变为审美性，这些饰品体现了人类对于生活的信念和热爱。可以说原始的审美观是由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开始的，自然中一些当时无法明知的现象或凶猛雄壮的动物，一切对他们造成威慑的形在他们眼里都有审美价值。图腾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阶级的出现可以说是历史上众多现象的转折点，审美的群体分离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统治阶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设计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和宗教色彩。阶级分化使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掌握着绝对多数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使他们可以合法化的最大限度地获得为自己和利益集团满足实用需要与审美的产品。回顾我国历史，青铜的出现带出了一个“青铜时代”，使得工具和器具的设计更加多样化，但因其当时的昂贵，也只供上层统治阶级使用，这里就无所谓大众审美，设计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审美，也引导了大众的被动审美。青铜在我国商代得以广泛应用，商、周时代的铜器多为礼器，形制精美，花纹繁密而厚重，多用细密的花纹为底，衬托高浮雕的主要纹饰。最常见的纹饰有云纹、雷纹、饕餮纹、蝉纹、圆圈纹等。这些精巧的雕饰，给人以富丽严肃的印象，花纹的题材可能与鬼神迷信相联系，也可能是反映民族徽记的残余。这些日趋复杂的器物文化代表着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套礼仪。

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古埃及，其法老时代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有很发达的宗教为其政权服务，因此在建筑艺术上追求震慑人心的力量，创造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金字塔和阿蒙神庙。古埃及金字塔最成熟的代表是公元前27—前26世纪建于开罗近郊的吉萨金字塔群，它由三座巨大的金字塔组成。它们都是精确的正方锥体，形式极其单纯，其中最大的一座是胡夫金字塔，高146.5 m，底边长230.6 m，是人类设计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之一。当时的古埃及人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原始拜物教，他们相信高山、大漠、长河都是神圣的。早期的皇帝利用了原始的拜物教，皇帝被宣扬为自然神。于是，就把高山、大漠、长河的形象的典型特征赋予皇权的纪念碑。在埃及的自然环境里，这些特征就是宏大、单纯。而这种被宗教和统治阶级构建的审美观象一道精神枷锁附在了普通大欧洲中世纪的设计朴素简洁，著名的“哥特风格”就产生于这个时期。这不光因为罗马时代的衰落带走了其光辉的文化和卓越的技术，也与当时的政治宗教文化息息相关。欧洲封建制度主要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是基督教，它宣扬世俗生活是罪恶，人欲是万恶之源，并有意识地诋毁含有现实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古典文化。教会不仅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控制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由于教会宣扬禁欲，鼓吹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都是很朴素甚至是简陋的。哥特式的教堂是中世纪的最高成就，特别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以尖拱取代了罗马式圆拱，宽大的窗子上饰有彩色玻璃宗教画，广泛地运用簇柱、浮雕等层次丰富的装饰。这种建筑符合教会的要求，高耸的尖塔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虚渺的天空，使人忘却现实而幻想于来世。正是在统治阶级与宗教的压制下，大众审美在本质上只是一个小群体的审美，设计的本质也转为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这里的审美引导是一种负面引导，使大众丧失自我价值的胁迫引导。社会劳动分工出现以后，商品资源日益丰富，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教会精神统治的斗争，因此形成了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为资本主义建立造舆论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所谓“人文主义”。它主张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虽然文艺复兴时的设计还是吸取古典文化的精髓，只是将外形变得更加亲切化，但随着商业竞争的出现，设计已经开始关注以怎样的方式去吸引消费者了，即使这些消费者普遍还是社会的贵族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