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天津采访冯骥才时，他已经在各省的古村落群中奔波很久。六百多个城市全部完蛋了，希望古村落能够不蹈城市建设的覆辙，他这样说。多年后，在面对媒体时，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文化上失败的老人。这些年来，他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遗产，而在申遗热中，却亲见“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在农村一幕幕重演。对手包括权力，也包括市场。冯骥才是中国最有话语权的文化人之一，他的失败与无奈，映照着时代的悲剧。建国初，梁思成保护古城的理想，曾在傲慢的官僚体系中脆弱的不堪一击；冯骥才的努力，仿佛是在历史的穿越中重演悲情剧目，结局早已注定难见光明的尾巴。从城市到农村，短短数十年间，权力或市场的触角所到之处，让5000年遗留下来的千姿百态的建筑文化，变得整齐划一，我们看得见症结所在，但每个人似都无力改变它的走向。
冯骥才是中国最有话语权的文化人之一，他的失败与无奈，映照着时代的悲剧。
建国初，梁思成保护古城的理想，曾在傲慢的官僚体系中脆弱的不堪一击；冯骥才的努力，仿佛是在历史的穿越中重演悲情剧目，结局早已注定难见光明的尾巴。从城市到农村，短短数十年间，权力或市场的触角所到之处，让5000年遗留下来的千姿百态的建筑文化，变得整齐划一，我们看得见症结所在，但每个人似都无力改变它的走向。
追溯起来，梁思成在当时的屡战屡败，源自于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和时代特色价值观对论战双方胜负的主导。老城墙被拆毁，是因为经济发展计划胜过古城保护理念，后者还被认为带有落后封建余韵，时或受到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顶”建筑风格试验，面对的诘问还包括不符合“增产节约”原则，在勒紧裤腰带赶英超美的年代，一个“浪费”指控就可以击败所有的美学追求，让梁思成公开认错。细究起来，梁思成面对的对手不仅是公权力，还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梁思成是过于小众了。
而在梁思成逝后40年的今天，虽然古建筑破坏的严重性似乎有所减弱，但其复杂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代的价值观，一直在发展经济与文化保护间摇摆，表面上看，古文化保护在舆论层面是占上风的，但实践中，却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逻辑无往不胜。相对而言，曾经那个时代破坏古建筑的发展、节约，更多出于扭曲了的所谓公心，而眼下的城市与村落开发，却是难以掩饰的私利从中作祟。城市的大拆大建，除了可以为地方官带来GDP政绩外，幕后还常有官商勾结的利益存在。大兴土木，是比“买官卖官”更为安全的贪腐方式。自焚抗迁在全国各地蔓延，仍无法阻止拆迁建设的钢铁意志，大抵是因为目前行政追责的可能性太低，地方官为此承担的成本远小于收益。
更难说清的是“市场”在古建筑破坏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作为一种反弹，市场的价值，早已替代了计划，成为神坛上新的绝对正确，它几乎不容任何的否定。可是，如果公允地看老城与古村落在市场洗礼下的命运，就会发现，它可能是天使，但更可能是魔鬼。和传统的社会交往、商贸形态与生活方式比起来，在古建筑保护维度上，现代市场机制的作用无疑是破坏性的。但人们常常用市场带来的其他层面的进步来遮掩这个事实。这是时代的价值观层面的迷雾。
我们这个以五千年文明自许的古国，文化的载体和底蕴已变得愈加晦暗不明。冯骥才文化失败的宣告，像一记棒喝，值得我们细细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