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间作为展示中国古代建筑主要形象的迎面间，无疑具有重要地位。现存我国绝大多数古代建筑均为奇数开间。但追溯至三代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偶数开间的数量不在少数。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奇数开间建筑在南北朝末期成为主流，并在隋唐时取代偶数开间。何以如此，学界尚无定论。本文立足于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对我国古代建筑由偶数开间为主向奇数开间为主转变的缘由进行初步的探究：偶数开间的产生应与原始穴居中的“中柱火塘”、早期宗教、生殖崇拜及东向坐之制等有关；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城市中轴线制度的确立、佛教的传入及东向坐之制的废除等，奇数开间开始取代偶数开间；隋唐时，奇数开间发展成为主流。

 

一、前言         

     

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形状有多种，如方形、圆形等，其中最常见者为长方形，例如宫殿、寺庙、民居等多为此形状。长方形有长和宽之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长边被称为“面宽”或“面阔”，宽边被称为“进深”，构成面宽和进深的最基本单元为“间”。在木构建筑中，一间即为四根立柱所围成的空间，这与现代建筑中“间”的概念有所不同。而在土木混合或砖石等非木柱承重建筑中，四面墙围成空间为一间。展示中国古代建筑主要形象的迎面间又称作“开间”，即每两榀屋架之间的空间为一开间。      

     

目前所见大多数中国古代建筑为奇数开间。如唐代建筑 佛光寺东大殿 为七开间（图1），北京故宫太和殿为十一开间（图2）等。然而，纵观中国古代建筑史，追溯至魏晋南北朝之前，不论是在传世的古代文献、书画中，还是在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遗物中，均能发现大量偶数开间的实例。如二里头夏商宫殿建筑（图3）、湖北黄陂盘龙城一号宫殿等均为偶数开间（图4），直至秦汉宫殿建筑遗址亦然（图5）。进入魏晋南北朝后，偶数开间与奇数开间并驾齐驱；隋唐以降，偶数开间基本消失，奇数开间占据主导地位。      

     

     

图1 梁思成绘佛光寺东大殿平面图（七开间） [1]      

     

     

图2 北京太和殿平面图（十一开间） [2]      

     

     

图3 二里头夏商宫殿建筑平面图（宫殿平面八开间） [3]      

     

     

图4 湖北黄陂盘龙城一号宫殿（四开间） [4]      

     

     

图5 西汉长安城南郊明堂建筑复原图南面·杨鸿勋复原（底层八开间） [5]      

     

奇偶数开间现象早已被很多学者所认识到。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奇数在南北朝末期成为主流，并在隋唐时取代偶数开间 [6] 。但究竟为何如此，学界尚无定论。开间之问题亟待解决，然此方面研究却略显捉襟见肘，开间之制鲜有人提及（表1）。      

     

表  1  目前所见相关研究成果列表举要      

研究学者	论著	论点
张良皋	双开间建筑·东向生礼仪与符号化圭臬 [7]	张良皋认为奇偶数开间与礼制、臬柱思想等方面有关
邵陆、常青	东西阶与奇偶数开间 [8]	邵陆、常青认为奇偶数开间与东西阶制度、礼佛现象有关
杨洪勋	宫殿考古通论 [9]	杨洪勋认为偶数开间是早期强调中轴的一种方式，后来这种建筑形式让位于统治者中轴设座的奇数开间布局，同时也认为奇偶数与阴阳有关
王鲁民	中国古典建筑探源 [10]	王鲁民认为偶数开间的产生源于原始宗教

     

建筑乃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表现形式，其细微变化均是时代历史文化缩影。尽管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部分十分突出、引人注目，然而作为建筑主体部分的迎面间——开间，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开间的变化，能够探寻中国古代礼制、宗教及社会习俗等发展脉络，对探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经济等均大有裨益。      

     

综上，本文从建筑考古的角度，基于中国古代建筑之遗存、考古发掘中的建筑遗迹、建筑明器、墓葬、壁画及古代文献，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探究我国古代建筑奇偶数开间转化现象，从而使学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间有新的认识。      

     

二、偶数开间探源      

     

从现有材料看，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隋唐，中国古代建筑偶数开间都有实物遗存，文献更是不胜枚举。如果说史前建筑开间的奇偶数可能是随机现象，但进入夏商后，偶数开间集中体现在礼制建筑等重要建筑上，并在秦汉得到广大；魏晋南北朝后偶数开间又逐渐被取代，甚至隋唐偶数开间急剧减少，这一现象就需要深入分析。偶数开间的历史一直伴随中国建筑的发展并进入第一次发展高潮，却又在隋唐之际戛然而止，这是相当奇特的文化现象。      

     

鉴于此，本文首先从偶数开间起源入手。      

     

1.偶数开间之起源——“中柱火塘”说      

     

偶数开间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笔者比较赞同“中柱火塘”说——史前房屋遗址中心多有中柱火塘，由此形成了最原始的双开间布局。我国北方地区，史前人类多用天然洞穴作栖身之所，谓之“穴居”。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建筑逐步从以地穴式建筑为主、地面建筑为辅，发展到以地面建筑为主、地穴式建筑为辅，最后地面建筑成为主流的代表。即形成：地穴式为主——地面建筑为主的中国古建筑发展序列。因此，从最早史前人类的地穴式建筑中追溯偶数开局的起源应是可行的。      

     

考古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地穴式建筑中都有一个重要构筑物——火塘。如陕西西安市半坡村仰韶文化房址，该处地穴式住宅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图6、图7） [11] 。火塘位于房屋中央，且正对门口。沿门口至火塘这一轴线，便将房屋分成了两个“开间”。在此意义上，可视为一种双开间。      

     

     

图6 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原始社会方形住房（图片来源：刘敦祯《中国古代建筑史》P24）      

     

     

图7 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原始社会圆形住房（图片来源：刘敦祯《中国古代建筑史》P25）      

     

火塘一般由火种、火体和火架等三部构成。火塘主要功能为照明、炊食、取暖、驱虫等，此外火塘还有很浓厚的宗教含义。火崇拜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的一种典型形式，将火塘置于房屋之中便赋予其不同的含义。火塘可用于祭拜火神、祭祀先祖，原始人经历了崇拜自然之火到崇拜火塘之火的信仰过程。或许这与后来多数礼制建筑都为偶数开间有一定联系。      

     

民族学资料表明，在中国高原畜牧区，如藏彝走廊地带，主要居住方式为游居。譬如，安东藏族最早最简单的游居形式为帐篷，帐篷由两根木柱支撑，两根木柱与帐门中心在同一中轴线上，火炉位于两根柱子之间，轴线向里靠近帐壁处放置佛像和供品，是供奉神灵之处，为上方；面对帐门，火炉左侧为男人居住，右侧为女人居住及堆放杂物的空间。帐篷内围绕“柱子”和“火炉”进行布局，两者构成“中柱——火塘”原型空间 [12] 。中柱火塘将帐篷内空间分成东—西、南—北两组相对的空间，即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双开间（图8、图9、图10）。可以说，双开间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史前社会的穴居式时代。      

     

     

图8 甘青地区半地穴居遗址平面图 [13]      

     

     

图9 住屋主室“中柱-火塘“空间基本组织模式（图片来源：同上）      

     

     

图10藏彝走廊“中柱-火塘”住屋主室原型空间结构（图片来源：同上）      

     

2.生殖崇拜影响      

     

1）女阴之崇拜      

     

尽管中柱火塘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为偶数开间的前身，然而真正最早的双开间建筑应是一种“吕”字形平面的建筑（图11）。这种平面布局的房子在龙山文化遗存中就有发现，如 客省庄 第二期文化发掘中出土了十座该时期此类房屋遗址。此类型房屋是由内室和外室两个房间组成，中有过道相连。内室外室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一般内室多为圆形，外室多外方形。王鲁民认为此“吕”字房屋之“吕”字形类似甲骨文“玄”（             ）字形，即此类型房屋为“玄宫”之雏形，这种平面两个房间相连的建筑类型很可能是后世使用广泛的“工字殿”的雏形 [14] 。      

     

     

图11 “吕”字形平面穴居结构示意图      

     

甲骨文“玄”（             ）字形与葫芦相似，而葫芦又被视为男女合体之像，因此“玄”（             ）字形最终象征着女性的子宫。考古资料表明，汉代此类型建筑仍有阴阳交合的含义。如汉甘泉宫遗址中出土有多种瓦当和空心砖，其上的动物纹饰如龟、蛇、雁、蟾蜍、玉兔、鹿等均可视为男根或女阴的象征 [15] 。历史文献中也记载汉甘泉宫所处地形为葫芦状，班彪《北征赋》道：“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 [16] 。玄宫，即甘泉宫，也就说甘泉宫所在之地为一个葫芦状的山谷。      

     

这种“吕”字形房屋与女阴、男女交合等形象结合在一起，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人们的生殖崇拜文化。因此，笔者认为最早出现的双开间产生之初或带有强烈的生殖崇拜影响，并被赋予特殊功能，如原始宗教、祭祀等，并可能延续到后世的礼制建筑之上。      

     

2） 男根之崇拜      

     

偶数开间建筑中一个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中央一柱十分触目。能够清楚看出此中央一柱 ，或许可能与早期人们对男根崇拜有某些关系。      

     

1954年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山东沂南汉墓中发现了一批石刻画像，这批石刻中的一组庭院图像引人关注 [17] 。在这个庭院图像中（图12），可看到最后一排建筑的中央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柱子，且柱子上硕大的斗栱也十分显眼。这根柱子将最后一排房屋分成四间，即偶数开间。立柱、硕大的斗栱都被认为象征着男根，即一种生殖崇拜 [18] ，且此图中的钟、鼎等形象表明此建筑的性质，应是带有祭祀性质的礼制建筑家庙。      

     

     

图12 山东沂南汉墓石刻中的家庙形象 （据《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除山东沂南汉墓中这组图像外，还有很多墓葬、石刻甚至一些随葬器物中都有类似形制。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山东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就是一个带有中央一柱的双开间建筑（图13），大致建造于东汉初年，其后连着郭巨之墓，两者实为一体 [19] 。这种墓前石祠为我国古代祭祀建筑，在东汉帝王陵如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均有祭祀性质的石殿 [2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随葬明器中也带有这样的中央一柱（图14） [21] 。      

     

     

   

图13 山东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正立面图      

     

图14 出土明器      

     

这种带有硕大斗栱的柱子表明此建筑的礼制建筑性质，且这根带有硕大斗栱的柱子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人们祭祀的对象 [22] 。由此，这种带有中央一柱做法的偶数开间自诞生之初，就出现在祭祀性质的宗庙建筑上，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礼制建筑，因此偶数开间的建筑很可能与礼制祭祀建筑紧紧相关。      

     

3.东向坐之制影响      

     

偶数开间和祭祀礼制建筑有关。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表明，两汉至南朝时期，礼制建筑多为偶数开间。因此，从礼制因素考虑偶数开间之制是必要的。      

     

偶数开间建筑的特征为中央有一根立柱，那么如果从中间设立台阶进入殿堂内部应是不合理的。古人在殿前采用了东西两阶制度，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例如，陕西岐山凤雏村考古发掘的一组西周时期建筑可能为西周“宗庙”遗址 [23] ，根据考古报告，这组建筑殿堂平面为六开间建筑，且带有东西阶（图15）。这样从东西阶进入殿堂时，不会正面面对中央一柱，因而更为合理。      

     

     

图15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平面复原图      

     

东西阶又与古代东向坐之制有关。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是主体建筑，如殿堂一般为坐北朝南。房屋主人在迎客时，主人行于东阶，宾客行于西阶。进入殿堂之后，主人坐东面西，客人坐西面东，两人相向而坐，这便是东向坐之制。东向坐制度的由来可能与主东宾西与古代迎宾时车上的坐位有关 [24] 。四川新都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图16） [25] ，以及山东省长清孝堂山石祠后壁画像（图17） [26] 都绘有这样的乘车制度，车上载有三人，《文帝纪》载：“乃命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师古曰：“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 [27] 。因此当主客下车入门，会延续主右客左，升阶之时也是如此，直至入座。这样沿袭下来，东向坐便逐渐成为“尊位”，演变成制度。《史记·项羽本纪》中对鸿门宴的座次这样描述：“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28] 由此可表明东向坐为主坐，地位最高，西向左则次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有相关记载：“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者。” [29] 这些描述表明了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东向坐、以东为尊就已成为定制。因此，东向坐之制及以东为尊的习俗所产生的东西阶制度影响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开间制度。      

     

     

图16 四川新都汉画像砖·骖驾轩车      

     

图17 山东省长清孝堂山石祠后壁画像·骖驾轩车      

     

综上，偶数开间之起源可以追溯至中柱火塘；在地穴式的时代，代表着人们生殖崇拜文化的“吕”字形房屋是目前最早的偶数开间实物证据。早期人们的生殖崇拜也深刻地影响了建筑开间。进入历史时期后，由于东向坐之制，导致东西阶的合理存在；而东西阶又伴生于偶数开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东向坐之制是偶数开间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当东向坐之制动摇之时，由尊东向尊北转换之时，便是偶数开间被奇数开间取代之日。      

     

三、奇数开间流行      

     

偶数开间在东汉时尚见于石墓、祭堂及若干明器。此时奇数开间迅速发展并普及，并在魏晋南北朝末期成为主流，应与礼制、佛教文化等有关 [30] 。建筑乃历史文化的一种物质表征，欲分析建筑之变化，不可剥离当时社会之环境。      

     

奇数开间逐步替代偶数开间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开始的。此时国家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文化交融。三国至隋灭陈大一统的这360多年里，30个政权交替更迭，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礼制的变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勃兴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入等，诸多文化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使得此时期的各种文化现象错综复杂。      

     

1.礼制影响      

     

1）《周易》中阴阳之思想      

     

礼被确定为治国之制始于西周周公时期，《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31] 。《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 [32] 。相传周文王姬昌作《周易》，春秋时自孔子赞易后，《周易》被儒门奉为经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阴阳”思想。早在西周时，就有偶数、奇数与阴、阳对应之说。如《易·系辞》载：“归奇于勃以象闰” [33] 。      

     

可以认为，奇数开间对应阳，偶数开间对应阴。这一点可很好解释在两汉至南北朝时，多数宗庙、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为偶数开间——即这些建筑是用来纪念、祭拜逝者的，自然与阴对应。而考古发掘的大多数宫殿、住宅为奇数开间——与阳相对，此为生者所用。      

     

那么为何在南北朝以后，几乎所有的建筑都为奇数开间，不论是礼制建筑还是居住建筑？这一点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可能是在此以后，地面上的建筑统一被认为供活人使用之故。与阳相对，而地面之下的建筑——墓葬建筑与阴相对。若果如此，地面建筑绝大多数为奇数开间就说得通了。      

     

2）“东向坐”之制的废止      

     

上文提到，东向坐之制产生了东西阶，而东西阶又与偶数开间息息相关。或说明东向坐之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偶数开间的产生，当东向坐之制废弃之时，便是偶数开间被取代之日。文献中关于东向坐之制的废止有明确资料。如《通志略·礼略第三》载：      

     

（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诏曰：“顷代以来，元日朝毕，次会群臣，则移就西壁下，东向坐。求之古义，王者 宴万国，唯应南面，何更居东面？”于是御坐南向，以西方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尚书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旧元日御坐东向， 酒壶在东壁下。御坐既南向，乃诏壶于南兰下。” [34]      

     

这段文献清楚记载了东向坐的废止年代。“顷代以来”表明了在此之前的礼制均使用了“东向坐”之制，证明东西阶以及偶数开间产生并延续的合理性。且这段描述还确定了东向坐之制的废止之年——梁天监六年（即公元507年）。东向坐之制废止之后，偶数开间的地位也随之动摇，这在文献中也有体现。《梁书·武帝本纪》曰：      

     

（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春二月辛已，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 [35]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十三，注引《南史》曰：以从闰数。） [36]      

     

这说明在此之前，太极殿为偶数开间，不然不会称“改为十三间”。结合以上两段文献，及上文东向坐之制，天监十二年改太极殿为十三间与天监六年废止东向坐之制应是有因果关系的。尽管在梁天监十二年（513）之前已有少数宫殿为奇数开间，如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四年（460），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西蚕，设兆域，置大殿7间” [37] 。但可以认为，梁天监六年官方诏书规定的东向坐之制废止，预示偶数开间的消亡。至于东向坐废止之因，可见下文。      

     

2.中柱思想转变为中轴线思想——城市中轴线      

     

魏晋南北朝时另一种制度——城市中轴线制度的确立，也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深远影响。中轴对称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周礼·考工记》中体现了典型的周礼城思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38] （图18）《吕氏春秋》亦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 [39] 建 筑对称思想在西方同样影响深远，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讲究对称的延续性，即不仅是一个建筑，而是建筑群乃至整个城市的对称，这种“连闼通房”的概念在中国形成已久。《淮南子》：“广厦阔屋，连闼通房。” [40] 形容房屋重门深邃，但组织秩序井然、不得僭越。      

     

     

图18 宋·聂崇义绘《周礼·考工记》“王城图”      

     

城市中轴线之制诞生于曹魏邺城（图19） [41] 。邺城南面中间的中央门大道正对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形成中轴，并与凤阳门大道、广阳门大道平行对称，标志我国都城史上新阶段，改变汉宫殿区的分散布局；都城中轴线的形成使都城更对称和规整，对北魏、东魏、北齐、隋唐都城产生重要影响。      

     

     

图19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      

     

自邺城以后，中国古代诸多都城几乎都有中轴线，从隋唐长安城直至明清北京城。这些城市中轴线以一条道路贯通。既然如此，如果是偶数开间，那么建筑中央为立柱，又如何贯通呢？如果为奇数开间，建筑中央则不是立柱而是一个开间，如此便可以以一条通道将各单体建筑串联起来，以保证中轴线的延续性。因此，这种建筑总体布局与建筑局部安排之间的矛盾，也是导致偶数开间向奇数开间转变的重要原因。      

     

公元589年，隋灭陈后，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以来中国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唐大统一局面使得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种“建中立极”的“中”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建筑布局和城市规划，这也使得隋唐以来城市中轴线地位更加突显。      

     

3.佛教传入影响      

     

1）佛堂布置      

     

魏晋南北朝时，政治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佛教乘机而起。加以专制者需要宗教维护统治，使得此时期佛教深入人心。经三国到两晋、南北朝，随着统治阶级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南朝首都健康有五百多所佛寺，北魏统治范围内，在正光（公元520-524）以后有佛寺三万多所 [42] 。此时的佛教建筑活动，对中国建筑发展有较大影响。      

     

佛教建筑群通称寺庙，目前最早见于记载的佛寺是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洛阳白马寺，它利用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 [43] 。这种建筑被称为寺庙，“寺”取自鸿胪寺，“庙”是中国古代祭祀祖先、供奉神仙的礼制建筑。因此，寺庙建筑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礼制建筑的一种。上文提到南北朝之前大多数礼制建筑均偶数开间，可以肯定此种文化交融现象对开间之制有很大影响。      

     

佛寺建筑中的主要建筑为佛塔和佛殿。北魏《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当时洛阳城中的许多佛寺，以永宁寺最著。这座佛寺采取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前有寺门，门内建塔，塔后建佛殿。早期中国佛寺平面布局大体和印度的相同，以塔藏舍利，是教徒崇拜对象，故塔位于寺中央，是寺庙主体。南北朝时，正是佛寺布局中心由佛塔向佛殿转化期；至迟在隋唐之际，供奉佛像的佛殿成为寺庙主体。      

     

《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传》载: “笮融，丹阳人，……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44] 以铜为人、黄金涂身是对佛像的描写，说明至迟在东吴时，佛像就已传入中国。但此时佛像还依附于浮屠中，即佛塔之中。佛像广泛流行在 东晋十六国 时期，此时佛像从早期可安置在台案上的小型佛像发展成大型、多尊佛像 [45] 。如此佛塔空间不够，这也是佛殿逐步占据主要地位的原因。      

     

文献对永宁寺佛殿进行描述：“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 [46] 可见，当时永宁寺佛殿或仿太极殿建造，且其中有八丈高的金像。这样的佛像必然摆在殿堂中央，如果殿堂为偶数开间，信众从殿堂外对佛像瞻仰时也会被开间中间立柱所阻碍，这在布局上就很不合理。      

     

前已述及，佛教寺庙也可视为礼制建筑之一。所以南北朝时礼制建筑偶数开间的主导地位，在此时就逐步动摇了。      

     

2） 都讲制兴起      

     

佛教传入还有一重要影响，就是为中原带了都讲制。佛教讲学中的都讲制，是指佛家在讲经之时，有一人唱经，为都讲；另一人解释，为法师。这里的都讲是指在讲学过程中担任诵唱经文以及问难的角色，而法师职责则是主讲经文,回答责难 [47] 。佛教教学中，都讲发出问题，法师解释问题。这种一问一答的教学形式十分灵活，对儒家教学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的都讲产生的也很早。《后汉书》卷三十七《恒荣传》记载“荣卒……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 [48] 这里的都讲为学舍主讲者，但还不普及。至南北朝佛教中兴起的这种一问（居南）一答（居北）的“都讲制”在官学、私学中流行，使得早期儒学教学形式被摒弃。《魏书》载：      

     

莹(祖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一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 莹夜读劳倦,不觉天晓,确讲既切,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还取，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 [49]      

     

这段文献描述了儒家讲学的场景。先生讲经之前，先由弟子上座诵经，这在儒家教学中是开创性的。在此之前，儒家的都讲被称为都讲生，与讲师为师生关系，而佛教的都讲与法师之间为平等关系，虽然此时的都讲仍为被称为“生”，但其职责已经和佛教讲学中的都讲相似 [50] 。      

     

据此，中国佛教教育教学一问一答的都讲制，构成魏晋南北朝寺院教学的一大特色，并对儒家教学产生一定影响。上文提到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在此之前，天监七年春昭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不学将落，嘉植靡由……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库学支，博延宵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可见，此时佛教和儒教的相互交融已被广泛认可，佛教传入的都讲制已在国学教育上十分盛行。因此，殿堂由东西对坐改为面南而坐也大为流行，这就导致了后来梁武帝改太极殿为十三开间。此后，大中通五年（533）二月，梁武帝“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梁武帝萧衍）升法座（坐北朝南），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 [51] 。中大同元年（546）三月，梁武帝“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 [52] 。梁武帝佞佛之心可见一斑，无论在寺堂还是在朝堂上都是身体力行地升坛座，面南背北地召见僧俗、臣僚。萧梁明堂、太庙中无需南问北答的“都讲制”，因此仍保持偶数开间。      

     

笔者认为，南北朝时佛教都讲制的传入使得早期殿堂东西对坐的礼仪改变为升坛座，面南背北。东向坐的废止使得东西阶消失，如此偶数开间的地位也随之动摇。因此，佛教传入对中国奇偶数开间之制有很大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对中国古代建筑开间之制的奇偶数现象进行简要总结：      

     

史前社会人类地穴式建筑中的“中柱火塘”是自然状态的偶数开间，“中柱火塘”将居室内空间东—西、南—北两组相对的空间，这些空间各自的功能也各不相同，这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双开间。因此偶数开间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穴居。      

     

真正出现偶数开间建筑是龙山文化的“吕”字形房屋。这种房屋由内室和外室组成，中有过道将两个房间连接，形成真正的两间的双开间建筑。这种建筑带有一定的生殖崇拜，蕴含着人们的宗教思想，故此可将这种建筑视为最早的礼制建筑。南北朝以前大多礼制建筑为偶数开间之源可能在此。另外，此种建筑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工”字形宫殿前身，而早期宫殿正是偶数开间。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偶数开间建筑是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为夏商文化之；此后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建筑，为面阔二间的建筑 [53] 。根据考古材料，商代宫殿很多为偶数开间。周以后，由于受《周易》中“阴阳”观念影响，阳对应奇数，阴对应偶数，因此住宅用的宫殿为奇数开间，而祭祀用的礼制建筑为偶数开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东为尊就已成为一种定制，主人在迎接宾客时，主人立东阶，宾客立西阶，进入殿堂以后，主人东向坐，宾客西向坐。由东向坐产生的东西阶，令偶数开间的布局更加合理，使得偶数开间能够延续下去。汉代壁画、画像砖反映的一些偶数开间建筑，应与古代东向坐之制有关。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原，并于南北朝深深扎根在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影响体现在建筑上表现为：一方面，寺庙这种礼制建筑，为摆放佛像，不得不改变偶数开间中间为立柱这一布局，因此一些礼制建筑也慢慢改为奇数开间；另一方面，佛教“都讲制”这种讲学方式，改变原来东向坐之制，主人需升坛而坐，面南背北。使得一些房屋、殿堂等居住形制的建筑，也逐渐摒弃了偶数开间。      

     

魏晋南北朝时，曹魏邺城开创的城市中轴线制度对后世城市规划产生重要影响。城市中轴线的确立使得一条通路贯穿整个城市，而偶数开间中间为立柱，这与中轴线布局明显矛盾，这也是偶数开间被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隋唐以降，中国古代建筑为奇数开间为主已成为定制。尽管有个别建筑为偶数开间，可能是受当地的民风民俗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的奇偶数开间之制自此确定下来。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资料和古代文献，对中国古代开间之制进行了简单的探索，对奇数开间为主取代偶数开间为主这一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开间是一个建筑的迎面间，是中国古代建筑除大屋顶以外令人注目的一个主体部分，古人在设计迎面间时，一定是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偶数开间的产生与延续是多方面共同促进的，偶数开间的衰退与奇数开间的兴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并非某个事件或某个时间点突然转换，而是在中国古代建筑长期发展中，先民们不断思索，不断选择，不断实践过程里逐步确立。      

     

本文不仅为探究中国古代开间奇偶转变之制，亦是建筑考古学研究一点尝试。中国建筑考古学理当伴随中国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发展不断促进、相互融合，才能更好的实现学科提升的目标。      

作者：查昶胜 周学鹰

微信来源：建筑历史研究室

本文注释从略，原文完整内容，请订阅查阅《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第3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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