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是和蔼的笑容，多年过去竟更加灿烂。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王老说话仍然还带着些南方口音，有时还蹦出几个俄文和英文词，有时还会用到当下的流行语，例如提到一些向他请教问题的晚辈，他会亲切地将他们称作“我的粉丝”。 

著名工业与民用建筑电气技术专家，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电气主管工程师，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64中国归口委员会及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多部国家电气设计规范、手册的编写人……年过九旬的王厚余，其一生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层层褪去这些所谓的荣誉与浮华光环，沿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最闪耀的还是王厚余先生这老一辈电气人的精神。

“我的电气之路和别人不太一样”

王厚余出生于武汉，7岁时移居上海。从上海市立和安小学，到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再到国立交通大学，王厚余在上海租界平稳地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王老的神情总是充满了庆幸——正是由于租界能够独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喧嚣的炮火之外，他才可以在一个较为安稳的环境中完成学业，这也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尽管如此，中华民族的苦难依然在王厚余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初中时就立下以后要工业救国学习电气专业的决心。

1949年，王厚余大学毕业，上海刚刚解放。由于当时国家向苏联“一边倒”，王厚余就被华东革命大学分配到大连俄专学习俄语，以备日后为学习苏联、当俄文翻译，没想到这很快就派上了用场。王厚余在大连俄专的学习还不到两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家空军的建设被提上了紧急日程，而唯一可以依靠的技术支持就是前苏联。在这紧要关头，王厚余服从国家安排参军到空军部队当苏联地勤人员的翻译，空军中地勤人员天不亮就得给飞机进行检查、修理和维护，比较辛苦。虽然这些机械活儿表面上看起来与他后来所从事的建筑电气设计毫无关系，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例如王厚余在空军从未听说过飞机中发生过人身电击事故，飞机中仪表工作也很正常。但仪表一搬到地面车间就很容易被干扰。当时并不在意，但后来学习建筑电气IEC标准防护电击和抗电磁干扰时，当年这段感性认识使王厚余很容易理解到这是飞机金属机身构成的法拉第笼起的等电位联结作用的效果。

王厚余给苏联大兵当翻译的日子正值建国初期，国家的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部队里的生活，他还和我们分享了一段那个时期颇有意思的经历。在部队中，作为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王厚余有时候还当学员的文化教员，给学员上物理课。“那些从陆军调来的大兵，没什么文化，要‘一步登天’驾驶和维护飞机，真是不简单。”王老说道。当时王厚余的级别是副排级，戴干部大帽，平时走在路上还会受到战士的立正敬礼，这使他开始时有些不知所措；“部队里普通战士吃大灶，营级干部吃中灶，高级干部吃小灶”，王厚余的级别不高，但作为知识分子，他可以与营级干部一起吃“中灶”。当时部队里实行的是没有工资的供给制，“我作为知识分子每个月还有十块钱的猪肉津贴”，说到这，王老笑了。

到了1951年，国家一方面要建设空军，一方面还要修理飞机。这时候我国成立了航空工业局，下设若干飞机修理厂。苏联又派来了许多技术老专家，亟需翻译，于是王厚余被转业到北京航空工业局下的设计飞机修理厂的航空工业设计院，给苏联电气专家当翻译。后来苏联电气专家发现他不仅懂俄语，还是正规大学电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给他当助手。那年代大学毕业生很少，国家给航空院分配十二个大学生，组成了电气组，由王厚余任组长。他每天帮苏联专家翻译、校对、修改图纸。按照中苏协议，设计图纸必须经过苏联专家签字才有效。自那时起直到今天，王厚余接触建筑电气设计工作，已经整整六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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