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水佳穴与生态科学

苏州园林主要为宅园，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宅园“风水”，苏州园林在选址和布局上自然要寻找“风水佳穴”。

中国风水是地景崇拜的体现，讲求人和宇宙的协调，用得较多的就是阴阳八卦和五行、四象之说，反映了中华古人对地质地理、生态、景观、建筑等的综合观念，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地理观，被西方科学家称为“东方文化生态”。

风水说源于中华先民早期对环境的自然反映。古人对环境的吉凶意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经验积累，中国原始人选择的适合自己居住的满意生态环境，是中国人理想环境的基本原型。“以相民宅”的目的是“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2]。

《阳宅十书》是探讨风水的专著，其中有“阳宅外形吉凶图说”和“阳宅内形吉凶图说”；《鲁班经匠家镜》卷三附有房屋布局吉凶72例等，“它积累和发展了先民相地实践的丰富经验，承继了巫术占卜的迷信传统，糅合了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的哲理学说，附会了龙脉、明堂、生气、穴位等形法术语，通过审察山川形势、地理脉络、时空经纬，以择定吉利的聚落和建筑的基址、布局，成为中国古代涉及人居环境的一个极为独特的、扑朔迷离的门类和神秘领域”[3](p192)。

“藏风聚气”、“山环水抱”和“龙真穴的”被称为“风水三要素”。例如，园林选址，风水术以四灵之地为理想的环境，它的构成模式完全套用五行四灵方位图式，只是将四灵具体化为山（玄武）、河（青龙）、路（白虎）、池（朱雀）等环境要素。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用的是相对方位，并非东西南北的绝对方位。

风水歌诀曰：“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中国风水将最吉祥的地点称为穴，这一古老惯例是古人试图寻找或建造一个理想的洞穴的居住者传下来，并演化至今的[4](p4)。

郭璞的《葬经》以“玄武垂头（穴在山脉止落之处），朱雀翔舞（穴前明堂，水流屈曲），青龙蜿蜒（左侧护山回环），白虎驯俯（右侧护山抱怀）”作为最佳的风水模式，要求穴的四周山环水绕，重峦叠嶂、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明堂开朗，水口含合，水道绵延曲折，形成良好的心理空间和景观画面，追求一个完整、安全、均衡的世界。企图利用天然地形来为意愿中的环境构图，反映了中华先人的摄生智慧。这是一种高度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择穴模式。

苏州园林选址也以四神兽模式为最佳，如《阳宅十书》所言：“凡住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谓最贵地。”苏州耦园，东（左）为流水，南（前）有河道，北（后）有藏书楼，楼后又为水，西（右）有大路，自然为大吉之地。

国外生态学研究者赞美风水术是“通过对最佳空间和时间的选择，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并可获得最大效益，取得安宁与繁荣的艺术”，是“驾驭龙的真正的科学”，誉其为“宇宙生物学思维模式”和“宇宙生态学”[1](p96)。

“八卦”是平面上八个方位之象，为四方位细分的派生物，因此，住宅大门是房子的嘴，主吸纳灵气，所以，园林住宅大门的朝向最为重要，一般坐北朝南，以八卦中的离（南）、巽（东南）、震（东）为三吉方，其中以东南为最佳，在风水中称青龙门。门边置屏墙，避免气冲，屏墙呈不封闭状，以保持“气畅”。私家园林住宅的大门一般偏于东南，处于属“木”的“巽”位，“巽”为“风”卦，水木相生，“风”为入，寓意财源滚滚而入，且向阳、通风。据说，民间认为东南风可以感受到平和恬淡、安详淳朴的自然情调，所以风水最好。正南“离”卦，属午火，阳气最旺，唯“帝王”和“神”消受得起，一般人不避反伤，所以私家园林大门鲜有朝正南开者。

拙政园住宅部分位于山水园的南部，分成东西两部分，呈前宅后园的格局。住宅坐北面南，纵深四进，有平行的两路轴线，主轴线由隔河的影壁、船埠、大门、二门、轿厅、大厅和正房组成，侧路轴线安排了鸳鸯花篮厅、花厅、四面厅、楼厅、小庭园等，两路轴线之间以狭长的“避弄”隔开并连通。住宅大门偏东南，也避开了正南的子午线。避开正南开门的现象多见于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建筑，到清代中、后期就不大讲究了，如耦园大门朝正南而开。

《黄帝宅经》认为，“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俨雅，乃为上吉”，实际上是对住宅周围环境的理想要求：背山面水，空气流通，挡住呼啸的北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冬暖夏凉，符合人们生活的生态需要。

风水学认为，“凡宅居滋润光泽阳气者吉，干燥无润泽者凶”。住宅固然要求干燥，但周围如果没有溪水环绕，就断绝了生机。

风水中符合医学科学的内容也很多。例如，住宅建筑前屋低、后屋高的吉，符合人们对于光照的需要，阳光紫外线可以杀菌。大门前不可种大树、独树和空心树、瘦结如瘤之树、藤萝纠缠之树等，以免阻挡阳光，阻挠阳气生机进入屋内，屋内阴气不易驱出。苏州春在楼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有门楼、前楼、中楼、楼脊，中楼高于前楼，前楼又高于门楼，呈“步步高、级级高”走向，既符合人的趋吉心理，又符合医学科学。风水术对小环境的树种选择也甚为讲究，如《相宅经纂》主张宅周植树，“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栀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柰杏”；又“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宅东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为淫邪”，“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还有“青松郁郁竹漪漪，色光容容好住基”之说，提倡种松竹。上述貌似迷信荒诞的吉凶说，却颇符合科学，它既科学地根据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规定栽种方向，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又满足了改善宅旁小气候观赏的要求。“桃李罗堂前，榆柳阴后檐”，俗语称：“树木弯弯，清闲享福。桃株向门，荫庇后昆；高树般齐，早步云梯；竹木回环，家足衣绿；门前有槐，荣贵丰财。”苏州园林对植物树种的选择就很讲究，如网师园和狮子林都门庭前植槐，以符“槐门”之称，大厅的前后种上金桂玉兰，以合金玉满堂。苏州沧浪亭，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市。杂花修竹之间有小路，三面环水，旁无居民，左右都有林木相遮蔽，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钱大昕《网师园记》曰：网师园“负郭临流，树木丛蔚，颇有半村半郭之趣。居虽近廛，而有云水相忘之乐”。园林中以松柏为主景的也很多，网师园的“看松读画轩”、拙政园的“听松风处”、怡园的“松籁阁”都以松为主景。

噪音也是妨碍人体健康的大敌，所以，风水以为“不宜居大城门口及狱门、百川口去处”，因为那里人员杂沓，车马声、吆喝声、呻吟声，使人烦躁，甚至会引起失眠等症状。苏州园林的主人大多以隐逸为旨趣，他们营造的是“居尘而出尘”的“城市山林”，相土选址以“地僻为胜”，“远往来之通衢”，所以，苏州园林都建在小巷深处，杂厕于民居之间。例如，网师园大门位于一条极窄的羊肠小巷阔家头巷深处。因为园主筑园之初心，即藉以避大官之舆从也！艺圃位于文衙弄，不远处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中说的“红尘中一二等风流繁华之地”的阊门，但却有“隔断城西市话哗，幽栖绝似野人家”，要找到艺圃，非得有寻幽探芳的决心不可。耦园僻处苏州“城曲”小新桥巷，罕有车迹。拙政园东部明代末年是王心一的“归田园居”，当年也是“门临委巷，不容旋马”，“委巷”即东首的百花小巷。号称“吴中第一名园”的留园，位于苏州阊门外，当时从城内出城去留园，都是狭窄的石子小道。留园东北是花埠里，北至半边街、东邻五福弄、西迄绣花弄，都是小巷。南面的留园路，原先也是小道。拙政园之地，早在唐诗人陆龟蒙所居之时，就是“不出郛郭，旷若郊野”。北宋时胡峄居此，也是“宅舍如荒村”。明时仍有积水亘其间，颇具山野之气。明代依然有“流水断桥春草色，槿篱茆屋午鸡声”的野趣（文徵明《拙政园若墅堂》诗）。如今大门面对着人民路的怡园，原来大门也开在小巷。可以说，避开尘嚣、“隔尘”、“隔凡”，赢来一份清幽，这是苏州园林选址的共性。

苏州在长期的造园实践中，逐渐拂去了构园活动中浓重的迷信色彩，而强调了构园中符合人们的环境生态、环境心理的科学性和实际性，如明代计成在他的造园经典《园冶·立基》中明确地说：“选向非拘宅相。”认为园林的建筑布置、向背应该根据造园的立意，因地制宜，而不可完全为风水堪舆所迷惑。苏州宋代的沧浪亭、明代的艺圃和清代的听枫园，大门都朝向北面。苏州大量的私家园林大门朝向是依街巷方向而定，与民宅并无二致；但在园内的整体结构上，基本上符合前朱雀（池）、后玄武（山或楼）、左青龙（河）、右白虎（大路）的相对方位。即使现在设计的新园林，也基本遵循此原则，大致以正厅、正房为主，正厅的朝向根据主人的生肖八字来定，变化多端，并无定则。

面水背山的环境自然是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费尔巴哈讲到过“一种精神的水疗法”，认为“水不但是生殖和营养的一种物理手段……而且是心理和视觉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药品。凉水使视觉清明，一看到明净的水，心里有多么爽快，使精神有多么清新！”[5](pp542～543)水生植物也具有净化水体、增进水质的清洁与透明度等功能，如芦苇、水葱、水花生、水葫芦等不仅具有良好的耐污性，而且能吸收和富集水体中硫化物等有害物质，净化水质。植物还可以防止硝酸盐污染地下水[6](p55)。而植物茂密的青山引来飞禽走兽，带来鸟语花香，春山淡冶如笑，宜游；夏山青翠欲滴，宜观；秋山明净如妆，宜登；冬山惨淡如睡，宜居，符合传统养生学中“和于阴阳，调于四时”[7]之说。

二、仙境神域与科学养生

海中神山和壶天仙境，自秦汉至今，始终是园林模仿的永恒主题。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水对人类恩威并施，随之产生了对水的感恩、敬畏和原始崇拜，并刺激了人类的神秘主义幻想，居住在沿海水滨的先民，还偶尔见到海上“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8]的海市蜃楼幻景，遂产生了具有海岸地理型特色的蓬莱神话体系：大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高下周旋三万里，顶平旷可九千里，洪波万丈的黑色圆海成为天然的护山屏障，山上既有可供人类居住的金玉琉璃之宫阙台观，赏玩的苑囿，那里有晶莹的玉石、纯洁的珍禽异兽，又有食之可以令人长生不老之神芝仙草、醴泉和美味的珠树华食。物质生活富裕华贵，精神生活充实纯洁，而且这种生活是一种永恒的享受。

这种山水结合的仙境灵域，对地处水乡的苏州私家园林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园主们也在有限的空间凿池筑山，以仿蓬莱仙境。拙政园中部水中，自西至东安置了三“岛”：“荷风四面亭”、“雪香云蔚亭”和“待霜亭”；留园水池中小岛径名“小蓬莱”，园主颇为自得地说：“园西小筑成山，层垒而上，仿佛蓬莱烟景，宛然在目。”

中国神话中也称海中三神山为“三壶”：南朝梁萧绮《拾遗记》载：“海上有三山，其形如壶，方丈曰方壶，蓬莱曰蓬壶，瀛洲曰瀛壶。”可见蓬莱仙境也都属于“壶中天地”。壶即“葫芦”，本来就具有剖判型创世神话的意象，故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或干脆视为能孕育生命的子宫。葫芦剖判神话和母性象征都有新生、母爱等涵义，遂演化为宝瓶，成为观音盛圣水的器皿，也成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普救众生的宝葫芦。道教中的“壶”，不仅盛满仙药，而且还是方外世界的意象。《后汉书》载：“费长房者，汝南人也，为市椽，有老翁卖药悬壶于肆头，及市罢，常跳入壶中，市人莫视。惟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乃出。乃就楼口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乃毕，当去。”“壶天”这种仙境模式，实际上是封闭式的小天地，里面应有尽有。陶渊明的桃花源就属于这种类型。

陶渊明诗文浪漫主义的想象方式，受庄子“得意忘言”、“言为意筌”的文艺思想和佛教崇尚“象外之趣”的文艺思想的影响，注重运用寄言出意的象征方法，含蓄地表达超现实的思想与感情。他用“人境”来象征“仙境”，寄奇幻如实境的《桃花源记》就成为园林造景的蓝本。武陵人于“山穷水尽疑无路”时遂“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借“光”之导引遂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就如从“壶”之瓶颈到“壶肚”的过程。而最后的“遂迷不复得路”，暗示着它的“非人间”。原拙政园旧园门，设在住宅界墙间长长的窄巷的一端，游人在狐疑中北行，良久，始见拙政园腰门，门前一座峻奇刚挺的黄石假山纵横拱立，走近假山，见山有小口，幽邃可入。进入石洞曲折摸索前行，须臾，即见洞口有光，循光而行，即出石洞，始见小池石桥，主厅远香堂回抱于山池之间，走近远香堂，明窗四面，眼前豁然开朗，茂林碧池，亭榭台阁，环列于前，恰似武陵渔人初见桃花源的情景。

苏州有“壶园”，壶者，壶中之天地也。醋库巷的“园”，“”即“茧”，蚕及某些昆虫在成蛹期前吐丝所作的壳称茧，这是昆虫为自己所筑的安全处所。“茧”者，小也，但具亭台馆榭之美，郊墅林泉之趣，居之裕如，高高的围墙四面围合，又有安全性和私秘性。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宅园式园林的基本特点，即一种壶天模式。在苏州园林的仙境灵域和壶中天地中，或建筑皆面水而筑，或围山面水，或为空廊的四面围合，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结合。

“危楼跨水，高阁依云”，“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楼凭远，窗户虚邻，栽梅绕屋，结茅竹里[9](p5)。建筑或面山，绿映朱栏，丹流翠壑；或临水，飞沼拂几，曲池穿牖，水周堂下。“它希求人间的环境与自然界更进一步的联系，它追求人为的场所自然化，尽可能与自然合为一体。它通过各种巧妙的‘借景’、‘虚实’的种种方式、技巧，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起来，而形成一个更为自由也更为开阔的有机整体的美。连远方的山水也似乎被收进这人为的布局中，山光、云树、帆影、江波都可以收入建筑之中，更不用说其中真实的小桥、流水、‘稻香村’了。”[10](p66)园林中丰富的建筑类型都体现了向大自然敞开的特点，如厅，有大厅、四面厅、鸳鸯厅、荷花厅、花篮厅、花厅等，它们都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园中的四面厅，往往四面有廊，四周设有落地长窗，山水景观扑进厅内，窗框都成了一个个取景框；鸳鸯厅形式的厅堂夏天观荷，冬天赏山茶。建筑或居高眺远，撷远山浮翠，览园内秀色；或飞阁流丹，水周于堂下；或前后翠竹摇曳，老树傍屋，浸润在自然美色之中。

造型轻灵活泼的亭，更是随形高低、因地制宜。扇亭设于山弯，小亭高居山顶，架于水上，或居湖心，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廊宜曲宜长，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有沿墙走廊、爬山游廊、空廊、水廊、回廊、楼廊、复廊等，各呈特色。漏窗在园林中的功能是漏光、透气、聚景、框画。漏的是阳光、月光、灯光，诡谲变幻，晨昏不一，昼夜分明，四时异调，那普照大地、四处弥漫的光线，经由漏窗进入庭园，就成了受控之光、人为之光、艺术之光、可观之光，明光本无价，入窗无限景。漏窗“聚景”，人们可以通过遮挡物的透空之处，隐隐约约地看见探窗的红杏、临风的荷蕖，嗅知桂花的浓烈、梅花的幽香，闻听翠竹的飒飒、黄鹂的鸣咽。漏窗使景致相互渗透，使不同的景区气息交流，浑然一体。窗框中空如，配上佳景，成为天然图画，如网师园“竹外一枝轩”的南面廊墙上有一长方形窗框，南望，窗框中是一幅层次分明、山高水阔的立体山水画；北看，窗框里镶一帧师法郑板桥的翠竹图。

人类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结构和机能，需要新鲜而洁净的空气、良好而适宜的气候、安静而美好的环境。而园林中的绿色植物恰恰能为人类提供这样的理想的生存空间。植物具有美感熏陶的作用，清人张潮《幽梦影》有“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之说。绿色植物本身具有调节、改善小环境的气候，保持水土，滞留、吸附、过滤灰尘以净化空气，杀菌、吸毒，吸收噪音等作用，对人类有医疗保健功能。

盛夏，植物有明显的降温作用。炎夏炽热的太阳光的辐射，一部分可以被树冠阻挡反射回天空；一部分则被稠密的树冠层所吸收，用于它自身的蒸腾散热，只有一部分辐射热可以射到地面。绿化植物庞大的根系像抽水机一样，不断从土壤中吸收水分，然后通过枝叶蒸腾到空气中去。一般一株中等大小的榆树，一天至少可蒸腾100升水[6](p39)。如果一株树木每天能蒸腾88加仑（1加仑等于4.5460升）水，即可产生1亿焦耳的热量消耗，它抵得上五台一般室内空调机每天运转20小时[6](p172)。绿色植物的蒸腾过程需要蒸发大量水分，使树的绿色部分发凉。植物对太阳辐射的反射及蒸发冷却作用，其中以蒸发冷却为主。科学家们检测发现，一片杉幼林每天由于蒸腾作用能消耗太阳辐射能的66%，由于树冠的覆盖，减弱了光照，从而降低了周围空气的温度。

植物不但能通过光合作用和基础代谢，呼出氧气，而且能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氯气等对人体有害的气体。

植物本身是一种多孔材料，具有一定的消音作用，投射到树木叶层的噪声，一部分被树叶向各个方向不规则反射而减弱，一部分因声波造成树叶微振而使声音消耗（即被吸收），因而使环境变得安静。常绿阔叶树具有良好的减噪效果，浓密的人工林带可降低噪声10～20分贝。

植物芳香能杀灭多种病菌。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各种花香由数十种挥发性化合物组成，含有芳香族物质，如酯类、醇类、醛类、酮类、萜烯类等物质，可以刺激人们的呼吸中枢，促进人吸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充足的大脑氧供应能使人保持较长时间旺盛的精力。民谚有“花中自有健身药”、“七情之病也，香花解”之说。赏花乃雅人逸事，在心旷神怡之时，便拥有了宽松的心灵空间，对慢性疾病如神经官能症、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有改善心血管系统、降低血压、调节大脑皮质等功能。花草繁茂的地方，空气中的阴离子特别多，可以调节人的神经系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和机体的活力。在花蹊中漫步1小时，能呼吸1000升花味空气，对醒脑健脑大有裨益。

三、净化、诗化的环境与艺术养生

苏州园林创造的净化、诗化环境，是一种艺术养生模式，它建立在中国哲学重人生、重道德的伦理型文化的基础上。园林追求“外适内和”，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环境并重，返璞归真，陶然忘机，体现了中华先人对生命的关注、对生活质量的关注。

净化，首先指对心灵的净化，即少私寡欲。修德寡欲是园林养生的重要内容。心性纯正和平，看破生死，薄名利，淡宠辱，精神不消耗。道教的《太上老君养生诀》列“薄名利”为“善摄生，除六害”之首。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也说：“名利败身，圣人所以去之。”齐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众人大言我小语，众人多烦而我少记，众人悸暴而我不怒，不以人事累意，不修仕禄之灵，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为不死之药，天下莫我知也。”

苏州园林中蕴涵的崇义绌利、超越功利精神与上述养生之道同一。苏州园林主人推崇淡泊、平和，不求奢华，容膝自安，家无长物，琴书自乐，恬和养神。一丘一壑之中寄寓了广阔的心灵世界。晚清朴学大师俞樾的书斋花园曲园，简朴素雅，俞樾在自撰的《曲园记》中作过如下阐述：“曲园者，一曲而已，强被园名，聊以自娱者也……用卫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为之……世之所谓园者，高高下下，广袤数十亩，以吾园方之，勺水耳、卷石耳。惟余本窭人，半生赁庑。兹园虽小，成之维艰。传曰‘小人务其小者’，取足自娱，大小固弗论也。”公子荆是春秋卫国大夫，吴公子季札曾称之为君子。孔子也对他的节俭赞美有加，《论语·子路》载：“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俞樾半生赁庑，在此前已经四移其居，最后因得友人资助，方得以构地建屋，“但取粗可居，焉敢穷土木”，厅堂用材都不粗大，甚至小园中的叠石和花木也均为友人资助。“卷石与勺水，聊复供流连”，也已足矣。他将其厅颜“乐知堂”，也即此意。苏州的两个“半园”也都有知足不求全之意，如清吴云为南半园题联说：“园虽得半，身有余闲，便觉天空海阔；事不求全，心常知足，自然气静神怡。”宋程俱的“蜗庐”、清尤侗的“亦园”、民国吴待秋的“残粒园”，都标榜寡欲薄利、容膝自安之意。

其次是静养功夫，园林中鸟啼花落，皆与神通。动观流水静观山，人们在园林中，享受的是清幽和宁静，所以要“静观自得”（拙政园）、“深入清净里，妙断往来趣”，要“静中观”。中国园林养生偏重于“静”，这与中国古代养生保健精神合拍。中国古代养生以道家和中医的理论为基础，讲究五行论，重视饮食疗法和营养学、按摩法等，主张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适可而止。《吕氏春秋·尽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静不流，静不流则气郁。”汉代名医华佗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11]老子从哲学角度论定养生治身的基本原则是“静”，庄子认为唯一正确的养生之道是“从静养神”，因而提出了“心斋”、“坐忘”等静功功法。

魏晋玄学家“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宋理学家追求“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12]的气象。苏州沧浪亭的“见心书屋”，取“数点梅花天地心”之意，网师园“月到风来亭”，取邵雍“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诗意，留园“活泼泼地”，既有玄学、理学、禅宗美学观的具体体现，宋词人张炎《祝英台近·为自得殷迈〈自励〉》诗“窗外鸢鱼活泼，床头经典交加”之意，也含活泼泼平常自在的悟禅境界，斋《赋》曰：“水流空，心不竞，门掩柳阴早。听雨看云，依旧静中好。但教春气融融，一般意思，小窗外，不除芳草。”达到冯友兰在《学术精华录》中所说的道家的最高“得道”境界，即所谓同天的境界。

苏州园林色彩淡雅，避免了强刺激的大红色和金黄色，园林中植物以长绿者多于落叶者，绿色平静安定，没有相当于诸如欢乐、悲哀或热情的感染力，有利于创造恬静幽雅的生活环境。

诗化，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使心灵获得艺术的滋养。

苏州园林建筑和陈设，精致古雅。有“江南第一厅堂”之称的留园楠木厅，正中四扇红木银杏屏门，南刻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全文，北面刻唐孙过庭的《书谱》180字。纱东南角红木落地圆心字画插屏的正面，写有唐刘禹锡《陋室铭》全文。至于建筑物上悬挂、镌刻的匾额楹联和砖刻、摩崖、书条石等，成为园中不可或缺的典雅装饰品，使园林充满了氤氲的文气。退思园九曲回廊则用李白的诗句“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直接镶嵌在九个漏窗中，将园景“诗化”。古典名著雕刻图案也为园林增添了文学色彩，如拙政园“秫香馆”裙板上的《西厢记》雕刻，同里耕乐堂的《红楼梦》雕刻等。文化名人风雅韵事雕刻，则增加了逸趣，如留园“活泼泼地”室内堂板、裙板上刻有林和靖《放鹤图》、苏轼《种竹图》、周敦颐《爱莲图》、倪云林《洗桐图》等。狮子林有“古琴、棋盘、函装线书、画卷”四个漏窗，称为“四雅”、“四艺”，它是千年来传统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历代文人雅士必备之物，象征着生活安逸，并且有高度的知识和修养。

苏州是诗文书画渊薮之区，人文荟萃之乡，苏州园林的字画陈设，包括匾额、楹联、挂屏、字画、书条石等装饰构成因子和家具、陈设等，集自然美、工艺美、书法美和文学美于一身，集中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精雅文化的艺术体系。

苏州家具以制作精雅著称。园林中陈设的主要有明清两种式样。大多用乌木、紫檀木、楠木、花梨木等名贵木料做成，质地坚硬，木纹美观。苏州是我国明式家具的主要发源地。明式家具造型简练，外型质朴舒畅，线条雄劲流利，结构比例和谐，色彩沉着古朴，触感滑润舒适，气韵雅重。苏式家具的制作始终沿袭明式的风格、特征。清代康、雍、乾三代，正值盛世，追求富丽华贵、繁缛雕琢，家具精雕细刻，造型厚重，镶嵌大理石、宝石、珐琅和螺钿等，反映出清代追求奢侈华贵的审美倾向。

苏州园林中轩窗边、几案上、墙壁上，所置都为古雅之“韵物”，即除了日用品之外的具有极高文化品位的器具陈设，诸如古书画、古瓶、古化石、雅石、雅供、雅藏、雅趣等，或罗列布置在室内博古架上，或陈列在厅堂馆所、镌刻在墙壁上，既可随时得以摩玩舒卷，也营造优雅的艺术氛围。网师园的古化石、诸葛鼓，留园的古鳕鱼化石、大理石插屏等。除厅堂的礼式陈设外，山水园内的斋馆更追求雅，如园林书斋小馆的陈设，简洁而明净。便于文友相互切磋、啜茗弈棋、看书弹琴，因而书架、八仙桌、太师椅、棋桌、古琴等必具，还有体现“汉柏秦松骨气、商彝夏鼎精神”的“韵物”，如大理石挂屏或插屏等。

苏州园林的盆供摆件主要指“盆景”、“瓶花”、“供石”等。苏式盆景清雅可爱，树桩盆景，浓缩山林风光于几案间，凝聚了大自然的风姿神采；水石盆景，缩名山大川为袖珍，“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胆瓶贮花，可以随时插换，也是厅堂斋室的高雅陈设。瓶花安置得宜、姿态古雅、花型俏丽、色彩浓淡相宜，可使厅堂斋室增添无尽的幽人雅士之韵。苏州园林厅堂供案上摆设的石品，造型奇特，坚固稳重，是家业固实的象征。供石中有一种“音石”，扣之音色清瞿，声响如磬，大多安置在书斋画室内，并配置精美的红木石架。

苏州古典园林的厅堂斋馆家具陈设，凝聚了丰富完美的中国精雅文化艺术体系，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素质和文化传统精神。

综上，苏州园林优美的生态环境、精雅的人文环境与“心斋”、“坐忘”的超功利人生境界相结合，构成了人类最优雅的生命情蕴和“诗意地栖居”的文明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