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隐私就是保鲜膜
　　
　　啥叫“名人的隐私”？
　　名人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本来没有隐私。
　　但名人也是人，是人就该有隐私。
　　这就是名人的隐私悖论。
　　名人的隐私也是一种消费品，是名人这个消费品衍生出来的，属于副产品，可能对社会会有副作用。
　　名人的隐私是一种特殊消费品。它不摆在货架的最显要处，而是放在仓库里，不时拿出一点儿来。它不以质量取胜，而是以出人意料博得价值。它自身并无多大价值，而是为了使名人更像个名人，这才是它的价值。
　　一般人的隐私是无名的隐私。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可以叫“无名烈士纪念碑”。一般人的隐私也就是人民的隐私，以无记名的方式组成民俗史。
　　而名人的隐私，它是名人的副产品，更是给名人镀上的一层保鲜膜。也许名人的社会价值、媒体价值、商业价值正在于有了这层保鲜膜。

　三十八 视觉艺术的重复收费策略
　　
　　《大腕》是个孙猴子，一出世就骇了娱乐天地。《大腕》确实大，制作大，排场大，导演和演员名气也大。排戏在紫禁城，办丧事在太庙。真是以大开始，还要以大收场。一年下来，就数《大腕》让中国观众感到了大手笔和大气魄。孙猴子不仅有七十二变，他身上还有数不清的猴毛。孙猴子仙气一出口，猴毛就变成了无数的小毛猴子。于是有了盗版孙猴子，盗版之多只要数数孙猴子有多少汗毛就知道了。
　　《大腕》的VCD版也出来了，据说是为了打击盗版，只卖人民币十五元。如此便宜的正版，让人垂涎。恐怕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多，只要不想着紧跟时代，落后一二个月的，满可以买个正版碟回家看，就不必踩着点儿到影院去了。虽说关着灯和素昧平生者一起做梦也是一种享受，可自己关起门来一个人做梦也没什么失落。但我还不满足，就在床上辗转悱恻，终于有了一个大梦。这个梦太大了，折腾了我老半天。我梦想着进电影院再不用买票，电影院二十四小时轮番地放《大腕》，人们随到随看出入自由。
　　 以下是我和一个网友的对话：
　　
　　这能吗？这可能吗？要是真的可能了，总得给个理由吧？
　　看看，说着说着，你又在想《大话西游》了。这需要理由吗？需要吗？眼球啊，兄弟。
　　大话眼球？
　　张朝阳不是有个眼球理论，凭什么不能用在这里。要知道，发现真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会应用真理。
　　怎么应用？咱们已经是很可耻的人了。买了盗版碟，在家庭影院里看了个够，还要怎样，够丢人的了。怎么还能进电影院不给钱，是不是有点过分？
　　过分？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不能对自己说，这样太过分了，对不起电影工作者啊。你只能对商家说，太贵！即使已经很便宜了，你也要咬着牙根说，真是太、太贵了。知道么，商家永远有赚头，只要他还站在这里吆喝。你到底还是不清楚他的利润从哪里来，这就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十块钱的盗版碟你还觉得贵？还要让电影院免费开放？盒饭都八九块呢，你看了一个电影，一个哦好多艺术家奉献给你的艺术精品你还觉得贵？
　　你用词不准，说明你对这个世界体会不深。首先，不应该称艺术家，而只能称大腕。其次，这不是艺术品，而是商业片。它也不是奉献给我的，因为我买了盗版光碟。盒饭和商业电影的性质类似，都应该在十元之内，别管它是用旧锅做的，还是用故宫做的。那么，为什么要开放电影院呢？就是为了更公平。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去消费，每天都给政府纳税。你也看到了，哦，你看得比我印象深，你有家庭影院。《大腕》里有可笑可乐，有搜狗网，还有报丧鸟，这些都让我们时不时联想到现实。我们总有憋不住的时候，会像冲进洗手间一样冲进商店和超市，用振翅欲飞的钞票换回来那些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哦，我好象明白了，有点意思。喔，好象冯小刚也是这样规劝那些知名厂家的。他说，别告我，我已经给你们做免费广告了，你们还要告，你们真是得寸进尺，拿我当广告箱了，别这样没完没了的，好吗？
　　你说得有趣，可你还是没悟。我打个比方吧。比方说你在自己的电脑上用搜狗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结果得到了两份账单。一份是时间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一分钟时间。另一份是比特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三万个比特。结果你被收取了两份钱。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谁让你用搜狗网来着。知道你为什么穷吗？
　　知道……，又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总是被这个社会、被别的人、被商家重复收费。
　　噢，我懂了。那难道我在看《大腕》的时候也被重复收费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你可真是一只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影视歌大腕们通过电影、电视和MTV等娱乐产品向社会重复收费。电影改编成电视，电视插曲又派送成金曲，影视剧本又出了书用以挤兑那些从不抛头露面的作家。最后，他们都成了广告明星，直接干预大众消费。大众，也称消费者，不仅义无反顾去买大腕们推荐的报纸、防寒衣、汽车，还要掏钱买他们的娱乐产品（书、VCD、电影票、DVD）。大众们自身到底拥有什么？大众们只拥有眼球，所以必须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球。对大众而言，购买盗版就意味着一种权力，也就是对眼球资源的自主权。这是避免被重复收费的一个重要手段。
　　《大腕》提示了我，让我灵感勃发。既然尤优和查理王想用厂家的广告投资来免费操办泰勒的喜丧，同样的，大众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眼球资源来迫使电影院免费开放。而如果正版免费了，那么盗版还存在吗？如此一来，一个压在大众心头十几年的道德负担也就迎风消散，真是利国利民啊。
　　在冯小刚的嘴里只有两个词：商业电影和盗版。二者看来是矛盾的，却也是唇齿相依的。被盗版的，大多是畅销的商业电影。商业电影靠着大众的眼球活着，不关乎人的心灵。而盗版正是利用了眼球的复性，赋予大众眼球选择的权利。而商业电影也离不开盗版。这里的离不开，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被动的离不开。既然是商业的，就是复制的，就是拷贝的。那么，商业电影就不可能逃脱被拷贝、被盗版的命运。还有一种主动的离不开。靠商业电影活着的大腕们他们的真正需要只是两个东西，人的眼球和商业投资。而盗版正好将商业电影送到了更多的眼球面前，它如实再现，现伪存真，扩大了大腕们的影响。商业投资者看中大腕的地方，也正是大腕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大腕们可以去拍广告，可以当形象大使，可以做一切有益于商品流通的工作。
　　既然盗版给大腕们带来了更多关注他们的眼球，带来了知名度，带来了商业投资，那么大腕们为什么还要反对盗版呢？说白了，就是想不劳而获，就是想重复收费。大众已经在他们购买大腕们做过广告的商品时付钱了，可大腕们却还是要用他们赖以维持他们知名度的商业片来再赚一笔。
　　我有点出离愤怒了。大腕们这么干，早晚有一天砸了自己的饭碗。艺术既然无价，就应该彻底免费。应该让厂商、赞助商向电影院支付大众观影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你混淆概念了。《大腕》不是艺术，是商业片，是商品。
　　那当然，商品摆在商店里，难道我进商店也要钱吗？
　　你又弄混了。电影院不是商店，它只卖……
　　哎，电影院就是商店，就应该把商业片搬进商店。商业片就是广告，看广告还要花钱？
　　你的意思无非是，以后的商业片和广告片可以同流合污了。《大腕》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没有什么同流合污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艺术应该回到它的本位。
　　什么是艺术的本位？
　　无价。在消费者眼里，无价就意味着免费。当然，作家的书还是要钱的，因为作家就靠这个维持生计了。
　　虽然你有点同情弱者，可你的想法还是很前卫。那么音乐厅呢？
　　和美容院合并。
　　有点意思，美术馆？
　　搬到地铁站、车站、飞机场里去。
　　那样一来，误点的一定很多。
　　正中下怀了。误点了，可以让乘客多花钱，多滞留就多消费。
　　对，这仿佛正是艺术的魅力。

　三十九 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几乎年年都会出现若干重大矿难，许许多多矿工因此葬身。一发生重大事故，那些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的人就会立马赶到现场，组织抢险救人。据统计，我国每生产一百万吨煤，就要死三个矿工。这样的生产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还是印度的十三倍。
　　我们还在以这样原始的方式来采掘能源矿藏，来增添不夜城的美丽，来标榜形象工程的魅力。我们每开一次灯，每开一次空调，每开一次灶，每开一次暖风，都会有几滴矿工的鲜血从天花板上滴下来，从墙壁里渗出来，从地板下洇上来。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也就习以为常。这是很自然的，死者长已矣。那么，这样的死亡到底是正常的呢，还是非正常的呢。说它正常，可以说每年都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不在这里便在那里。说它不正常，这毕竟是事故啊。而所谓“事故”，就是按照正常程序、正常规则不应该发生的事件。
　　
　　不如这样来表述：在中国，发生矿难就和人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没见过不死的人，于是就说人是必死的。我们没见中国的矿难有减少的趋势，只好说那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规定操作流程，发明更先进的机械，采用更安全的控制系统，却不能改变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向。这些原始资本就是要用人的生命来换取廉价资源，这是它的既定方针。
　　我们可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规定更高的人命赔偿价格（可参考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建议吴思在《血酬定律》修订版中增加“矿难血价”一章），却无法使那些矿主在事先感到丝毫的畏惧。
　　我们可以继续开展各种教育运动，把精神文明和人文关怀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却难以让那些和矿主勾结的贪官污吏们享受到教训二字。
　　我们可以加强新闻监督的力度，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升格为总局，却从来也没有动摇过那种垂直的监督体制。这样的体制，在各个行业与领域中，发挥着事后诸葛亮的效能。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四十 废话的力量
　　
　　性格的内向与外向，有时候被简单地归咎于说话的多少。但仔细地研究人话，我发现那些爱说废话的人一般都很外向。而内向的经常语出惊人，同时也惜字如金。
　　话语基本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表意，一个是表情。而废话的功用只在表情。为了表情一味地说废话，这样的人就容易被看成很外向。以话载情的人有着希望被了解、被理解的冲动。
　　说的废话越多，这样的冲动就越强烈，给听众的感受也越深。如果这个听众是说者的知己，他定会以默默点头的方式表示会意。如果这个听众是一般的朋友，那么他很可能要打上两个哈欠。
　　还有就是，说废话的人说废话的时候，是在努力把握这个闪烁其辞的瞬间不定的世界。说者会出现一些焦虑的现象，像流汗、咽唾沫、不停地喝水、抖腿。说废话的人明白，冷场会让自己更加焦虑。废话充实了会面的气氛，就像有的人喜欢泡在温泉里看报纸或者听着音乐吃饭一样。
　　
　　爱人之间的情话一般都是废话。女人最爱听这样的废话，她们更容易陶醉在只表情的语言里。越是无意（而非无意义）的话，越是纯粹的有情。男人在这方面说得多了，就叫嘴甜，肯定能讨女人欢心。但女人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多多变换废话的内容，不同的废话还能传达不同的情意。这也是废话的一个复杂之处。
　　现在的时尚主持人也是说废话的大户，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废话就是“谢谢”。像《超级女声》主持人李湘，她的“谢谢”不绝于口，一旦没啥可说了就“谢谢”，连别的废话都省了。主持人的废话更多地是要向他看不见的非现场的观众（听众）来表情，所以需要更多的技巧。好在他们在广播学院里上过废话学的课程，一般都能运用自如。有的还会自己创新，比如（非常6+1》的李咏，他的废话接近于表意，并在接近的过程中掺入不同的情感元素，类似情话当中的复杂废话形式。
　　说废话最多的地方就是会场。中国人不光爱开会，而且善于在会上废话连篇。这样的废话肯定不表意，但也不表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些发言者说废话是想表意，间或偶尔也表表情。但他们弄错了废话的功能主项，所以这样的会议大多非常枯燥。
　　
　　有一个传说，说上帝规定了每个人说话的总量。如此说来，年轻时说得太多，说的废话太多，到了老了就会失语。这样的人外向而易冲动，由于废话过多逐渐对世界失去了新鲜感。他们一般寿命不高，也就躲过了失语期。
　　而那些废话比较少的人，他们更喜欢琢磨这个世界，讲究说话的效率，努力控制谈话质量。他们活得更加长久，可以不断研究更新的世界。他们不多废话，养着一口人间的正气。他们把这口气运到著书立说上，塌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思路，把由此凝结出的思想流传子孙。
　　废话就是这样，淘汰掉无聊的、无意义的品质，把世界让给那些做先于说的人，让他们走得更远。
　　

　四十一 思想解放的伟大误区
　　
　　1、启蒙说
　　 这样的说法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是否启蒙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如此长的时间还需要继续启蒙，那么那些被启蒙者是不是也太弱智了。
　　
　　2、拯救说
　　 如果思想的解放需要一个拯救者的话，那么这个拯救者就是思想不能解放的根源。
　　
　　3、反专制说
　　 这种说法很常见。专制导致思想不能解放，合情合理。那么，去掉专制就能思想解放么。我想，在专制当中无法完成的思想活动，在专制祛除后依然不可能完成。
　　
　　4、大师说
　　 大师说和拯救说有些表亲关系。若说后者是祖母的记忆，那么前者就是娘家人的新解。大师比起圣人来当然要低上几个层次，但是人可以更多，可以有更多人被封为大师。可拯救者做不到的事，大师们一样如此。
　　
　　5、科学说
　　 科学说认为科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例证便是互联网的发展。自由主义可以在互联网中漫游，独裁者一样在这里徜徉。有科学的自由主义，同样也有爱好科学的独裁者。
　　
　　6、民主说
　　 民主可以解放思想，也可能压制思想。民主并非真理的捷径。但关键在于，民主和思想解放到底谁会先实现呢。
　　
　　7、考古说
　　 考古说者认为，史上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完全可以实现春秋时代的复兴。他们把从一种专制向另一种专制过渡的时期错误地把握为新时期，以为如此复制历史就可以达到思想的解放了。
　　
　　8、渐进说
　　 生物的进化是渐进的，灭绝却是突发的。同样，思想的进化似乎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于是，渐进说就成了过程说。那么，思想解放的过程到底有多长、多久呢。不会比猿变成人还慢吧。
　　
　　9、解放说
　　这种说法即是认为，真的存在需要解放的思想以及思想的将要被解放。人是需要解放的，束缚的肉体是需要解放的。可这世上就从来没有过什么需要解放的思想。解放所解放的，不是思想的能力，而是表达思想的肉身。而思想深植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不被表达，却依然存在。至于新思想的出现，有时反而是肉体越不被解放，越是有萌生的机会。

　四十二 真正的行为艺术
　　
　　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最重要的莫过于以最低的成本作出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来。
　　有的人吃肥皂。吃屎成本太高，可能造成终身心理残疾，就只好吃屎。
　　有的人吃人，当然是死人，是婴尸，大补。
　　有的人要把自己的皮植到猪身上，为此跑了好多次医院，但表演场的环境达不到无菌条件。最后只好把自己的血输到一块大猪肉里了事。
　　有的人在上海外滩上裸跑三分钟，可惜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被超越。但是裸体是几乎没有成本的，所以还是有很多艺术家把裸体当成一个必需的重要符号。
　　有的人和驴子结婚，为后者戴上新娘的婚纱，创意独特，可惜这样的创意太过形式，因为别的人完全可以把驴换成别的家畜之类的。
　　有的人试图自杀，当然这个成本太高，只好求其次，采取流血方式象征性地死去，而后从一头老母猪的肚子里赤条条钻出来，完成二次诞生。
　　有的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只做一件事，上下午各打一次卡。这种行为恐怕比网络偶像无聊多了。
　　
　　看看这些当今的行为艺术作品，我们不能不为这样的突破叫好。我们已经看惯了那些现实主义艺术，对于这些怪诞的艺术一时还难以承受。
　　艺术家裸奔，和普通人裸奔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艺术家吃死婴，广东那帮台湾商人也这么干，谁更艺术呢，谁吃得更香、更有吃文化呢。
　　这世上自杀的人多的是，他们是否也可以最后当一回艺术家呢。
　　这里，我们发现行为艺术的一个死结，那就是：不能区分艺术与非艺术。
　　那么多行为艺术家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符号，都在制造前无古人的骇举。然而，他们始终处在小众的范围里，只具有一点点的理论价值。
　　然而，网络新偶像出来了。她用低成本方式造就了一个虚幻世界，她使得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审丑的巨大魅力，她震惊了整个艺术界，原来行为还可以这样。
　　
　　不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网络新偶像的行为艺术的特点吧。
　　首先是成本低，几十块钱的衣服道具再加上数码相机，就可以创造那些叹为观止的行为艺术PP了。
　　其次是新偶像艺术洋溢着丰满无比的审丑意识。其他行为艺术家即使再搞怪，也难以接受新偶像的丑学，只能说明前者中美学的毒实在是太深了，也说明他们作为行为艺术家还不够格，还处在伪行为艺术家这样的初级阶段。
　　再次，那些行为艺术家们对网络一般来说具有生理上的抵触，所以他们无法想到网络新偶像的方式。他们只会用原始而血腥的方式试图唤醒现代人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艺术力量，当然这种力量也该是原始而血腥的才对。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改变，现代人除了在犯罪时原始而血腥外，一般时候都温文尔雅，只在网络上才又一次出现返祖。而网络新偶像也正是借助了这种原始而血腥的口水才红得如此。
　　网络在成就新偶像的同时，也成就了行为艺术。网络行为艺术完全可以作为其欣欣向荣的一支不断进化。这也是行为艺术得以被挽救的唯一出路。
　　
　　网络新偶像才是真正的行为艺术，真正的行为艺术家。
　　想一想新偶像那强烈地欲改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审丑冲动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莫大讽刺，从美到善一路颠覆下来构成丑恶的不能承受之轻版本。
　　更在于她运用了互联网这一艺术形式，其村姑身份足以让那些留洋归来的大艺术家们汗颜。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使一向小众的行为艺术第一次拥有了亿万口水客。
　　自一九八九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现代艺术展上一声枪响打破了行为艺术的桎梏以来，还没有谁能像网络新偶像那样，把行为艺术推向万人瞩目的高度。就像人们说的，瞧！这娘们儿。他们总是不能弄明白，网络新偶像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一种行为从一开始就那么明确，就是为了让人恶心、倒胃口，就是为了给人当头一棒，那么这样的行为艺术绝对是短命的。
　　而网络新偶像完全超越了恶心、倒胃口、当头一棒。她是持续不断地以美的外衣来遮掩那烘烘之丑，在含情脉脉中让天下人利令智昏，用那些无以名状的舞姿来展示一个行为艺术家的长谋远虑。
　　

四十三 《超级女声》的娱乐民主
　　
　　火暴的《超级女声》造就了不少平民偶像，令神州为之一阵疯狂。观众投票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超女，这种方式早已有之。但此法在《超级女声》中作为和评委评选同样轻重的手段，并如此大规模地发动了全国人民，实在罕见。
　　这已然相当于一场娱乐选举，选举出投票者喜欢的娱乐人物——超女。大家在电视上可以分毫毕现地看出每个人的表演和水平以及可爱的程度，而后在自己的兴趣下用拇指按动手机键。在选举之前，超女们还要来上一番拉票秀。于是，一条条短信在让运营商盆满钵盈的同时，也记载了娱乐的民主之声。
　　粉丝、盒饭、荔枝、玉米、凉粉、笔迷们，则分外操心、忙碌。他们大多年轻，具有娱乐上的创造性和无比高涨的兴趣。他们各自是自己盟主的选民，为了自己盟主的胜出而运筹帷幄、合纵联横。想想中国足球的娱乐史，就能想见如今的大众会以怎样的热情参与到娱乐民主当中了。
　　
　　而这又是一场不完美的选举，因为还有评委在。在这样一场民主的娱乐选举中，评委只能是很尴尬的角色。柯以敏无奈的退出、何炅一味说好话的表演、黑楠与日俱增的白板，无不透露出处于民主选举制当中权威们的心态。
　　一向很权威的评委们如今一不能不按照专业的技术取向来评判，二不能不顺应选民们的呼声，三又要按照娱乐的原则办。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评判的权力更多地移交给大陪审团（超女评判团）和广大观众选民。到了六进五的决赛，只有何洁是三评委一致推选才晋级的，就说明了这点。
　　权威诞生在寓教于乐的时代、存在于学校之类的教育场所。他们挥舞着专业的大棒，游走在嘉宾的流水席上。他们以分数和评价左右着选手和观众的情绪，以及比赛的走向。他们扮演着大众的教师、选手们的班主任，以个人的技术性偏见代替了大众的耳目。
　　权威终将让位于大众，这是娱乐民主的一个趋势。那时的权威们将龟缩在演播厅的一角，角色类似迪厅里的DJ、股票交易中的操盘手。可以预见的是，到了《超级男声》，这种娱乐民主制将更加完善，很有可能取消评委，从而使娱乐民主抵达它的彼岸。
　　至于央视主持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过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思维。央视的节目何尝不想当收视之冠、广告之王呢。他们以前不就是如此嘛，如今只是来了危机感罢了。并非“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权威对娱乐的专制才是万恶之源。
　　
　　依旧可以看到，《超级女声》之所以被指责为“恶俗”，在于其娱乐民主外衣之中的商业利益驱动。天娱公司、湖南卫视、买广告时间的商人、电信运营商，他们是这场娱乐民主的最大获益者。而大众在付出了低廉的成本之后，也获得了娱乐性的享受。这里，商业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善的一面。
　　没有商业利益的推动，就不会有娱乐民主的超然。正像天娱公司的董事长王鹏说的，谁当选冠军（谁就是人气最旺的），对我们都一样。我们有什么必要搞黑幕？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接受老百姓选出来的人，和民意作对？这样对我们今后的包装有什么好处？
　　王鹏话意的主旨是“顺应民意”，可见其对娱乐民主的认识。可以说，一切商业行为都具有顺应民意的朴素倾向，只是在大多数时候商人的自利使得这种朴素倾向翻倒在市场的魔爪之下，从而上升为经济规律。
　　
　　《超级女声》虽然接近尾声，但那种“想唱就唱”的精神却能留存下来，并在其衍生产品中继续发扬。我想，娱乐民主最接近娱乐的本意，也是大众想唱就唱的本源，更是何洁语“想在哪打洞就在哪打洞”的动机所在。
　　《超级女声》会渗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与种种细节当中。或许以后会有很多类似的节目跟风而动，这已是娱乐的中国特色。但很难再有《超级女声》这样的巨大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制造第一、追逐享受这个第一。
　　而《超级女声2005》制造的最大的第一就是确立了“娱乐民主”在中国的形成，使中国人知道了自己手中握有娱乐权力（而非权利）。

四十四 文言文保护了大熊猫
　　
　　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是二十世纪初白话文运动的成果。而白话文又改造自我国自古以来一直就存在的口语语言。在古代，口语是白话一样的，写到纸上却成了文言文。作为古代书面语的文言文简洁、明快，虽然有时比较难懂，但受过一定的教育就能运用自如。
　　文言文之所以简洁、明快，在于其语法和一般口语不同。与后者相比，它更复杂，更多修辞，更多的逻辑陷阱，更多地用典，更抽象，也就更难懂。那么，文言文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现在知道，起先的文字是刻在龟壳以及牛骨上，还有的竟然或刻或铸在青铜器上。龟壳、牛骨的数量限制了文章的长度，青铜器上的铭文更需要简洁。于是文言文就适应了这样的要求。
　　到后来，人们发明了竹简载书法。文言文的语法已经确立了，在竹简上书写就显得游刃有余。这时，就出现了毛笔书法中的隶书。再后来，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文言文写在纸上更加一目了然，比起口语文能节约很多纸张。中国人历来崇尚节约，而且中国人的建筑都是木结构，家具也是木制的。所以，中国人对文言文就格外亲睐。用文言文写成的散文、文论受到追捧。而如果是平话一样的小说，则会遭到贬斥，以为不可登大雅的二流。
　　可见，文言文因为简洁、明快的特点，大量地节约了造纸用的木材，也就节约了森林资源。而森林有涵养水源之功，所以文言文对防止水土流失是有极大贡献，不然黄河早就如此浑浊了。
　　此外，汉简的发明与使用固然造成一些竹林资源的破坏，但文言文同样保护了竹资源，使得大熊猫逃过了灭亡之劫。如果在我国古代就开始使用白话书面语，相信今天幸存下来的那几千只大熊猫也早就作古了。

四十五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似乎已被无数次谈及和讨论。这些口水足以让软弱性更软，当然也淹没了真相。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等。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下可联想至王朔无知者无畏。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赢者通吃。就像现在的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唱演优则主持，则上大学。春秋争鸣当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得，就是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某个诸侯青睐，从而获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道家等到了汉朝初期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周朝到汉朝）就在努力使自己受到统治者的尊重、重视、赏识、重用。“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种观念影响了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如过江之鲫，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天下的名义下求得个人的名禄。即使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也想着儒家所教唆的治国平天下。李白难道不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吗。
　　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始终不能独立于现实的团体。知识分子被家（庭）、国（家）、天下（社稷）所包围，被家族、师门、党派、地方所牵扯，其精神上的焦虑感就像竹林那般卧听皆是疾苦声。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用来使精神超脱的迷药（如道家、禅宗、水墨艺术），但它们都只能作用一时，属于暂时性麻醉用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思想者反抗的记述，更难觅科学家的独立探索精神。只有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英雄、清廉官员、忠臣谏客，充满了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仿佛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沸腾热血代替冷静思考、用还我河山覆盖文化精脉、让治乱更替掩盖专制世袭的可歌可泣。 怪不得如今的皇帝戏如此之多，原来是历史教育就留下的病根儿。
　　我们的学校也不进行哲学教育，只有马列主义的独门独派。这直接导致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新一代缺乏思想的方法论和自我支撑的思想习惯。于是，除去那些从思想及其相关专业毕业的知识分子外，其他的知识分子在把握思想递进发展的能力上有了先天的缺陷。
　　
　　具体来说，当代影视作品的编导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文视野可说是并未出古代之右，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作品。我们连文革尚且不能彻底反思，遑论当下与未来。影视文化的娱乐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和学校教育一样，强烈地影响到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以前是政治性的软弱，现在是政治和经济上双重的软弱。以前主是依附于权势，现在还要依附于商人。只有依附于权势、当局，知识分子们才觉得自己的知识、思想有了可施展的时空。达济天下、报效祖国的观念一直就是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历史遗产。
　　在历史上，中国文人鄙视很多下九流的文化，也包括小说。他们觉得小说只能供人消遣，而非经济天下所必需的利器，也不是依附权势的手段。其实，小说当中恰恰可以寄寓个人的独特思想。原因正在于其消遣性，面向的是非具体的大众（读者）。文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天地，使得那些经久部息的精神得以薪尽火传。可是，到了如今的影视文学，这样的传统却没了。
　　从先贤的榜样来看，历史上不为家国天下、只为真理而行而人物实在寥若晨星，亦自周朝到今日更没有被重视和广泛传扬。于是，那种独立天地的精神就一直不能射入到民族的血液当中。在我们中华民族看来，这样的精神似乎并不对民族的进化有多大的好处。我们总是以民族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价值，从而就只能养育出软弱的知识阶层分子来。
　　

四十六 这个时代缺什么
　　
　　中国历来也不缺少聪明人。说一个人聪明，那绝对是恭维。说一个人小聪明，虽略带贬义，但基本上还算很善意。聪明、小聪明，体现了我们为求生存而必需的举措。尤其在中国，求生存的经典简直无数。
　　这个时代从来就不缺少财富及其载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吧。也不缺乏专家、奥运冠军，他们每四年都肯定会出一批。更也不缺乏那些慷慨陈词、思路敏捷的主持人和嘉宾，他们只是这个时代的小小注脚。
　　这个时代缺乏的是智慧。
　　聪明和智慧截然不同，就像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聪明往往是灵光一闪，是对环境变化的随机应变，是明哲保身的，是以损人骗人为前提的生存之道。阿谀奉承可以算聪明，善于搞关系可以算聪明，主持人的机峰可以算聪明，炒作话题可以算聪明，但它们绝与智慧无关。
　　智慧可以很朴素，很简单，很木讷。但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智慧，而不是投机的聪明。任何理论不过是智慧的一种或一时的标本。虽然智慧本身只是“一”，但它却可以闪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智慧是活在时代中的最真实的生命现象，是对现实生存环境做出反应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智慧得以存在，是因为生命本身。智慧能够不断精进，也是因为生命本身。智慧是生命的生存本质，同时，智慧又是生命等级的唯一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