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你凭什么劝返我？
　　
　　2006年3月2日上午10时，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开展预防重大治安灾害事故、保障公共安全专项督察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请问徐局长，两会期间公安机关对北京的有关人士进行清理，想问一下清理人员是什么样的标准？而且清理的人数大概是多少？是会增加还是减少？
　　回答：
　　我们没有针对某些特定人的清理，主要是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管理。在两会期间对一些无正当职业、固定住所及稳定收入而长期滞留北京的人员，采取集中劝返，减少危害社会安全的一些因素，我们没有特定的数量限制和指标的要求。
　　
　　虽然我是北京人，有正当职业（虽然不懂何为“正当”、谁来认定）、固定住所（虽然这住所是我父母的）、稳定收入（但这收入会因为失业而波动），但我依然无法理解这样的措施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难以保证两会安全就可以作为违法操作的理由吗？
　　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没有法律根据，却还在我们这个号称“以法治国”的人民共和国里到处存在着。
　　当年的收容遣返制度如今被改成了自愿救助制度，然而“遣返”还是能以“劝返”的面目出现，而且还要以可笑的“集体劝返”方式，是要包专列吗。
　　
　　再来看劝返的标准，“无正当职业、固定住所及稳定收入而长期滞留北京”。
　　“无正当职业”怎么了，我失业了，在找工作，难道就因为一时没找到而且在开两会，就要把我给遣返了。
　　“无固定住所”到底啥意思，怎样才算固定的，怎样才叫打游击。我一天换一个地方不行吗，我住旅馆不行吗，我住钟点房怎么了。
　　一个人是否有“稳定收入”难道也成了他能不能在北京呆下去的标准了。我今天挣500，明天挣1000，后天挣2000，这样的收入很不稳定啊。
　　“长期滞留北京”和“长期滞留中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是我的祖国，这是我的祖国的首都，为什么不能滞留、不能长期滞留。
　　
　　万恶的劳教制度即将倒掉，像如此之类的公安部发表的言论为什么还那么落后于时代。
　　当然这根本就不是公安部发言人的问题，而是长期人治天下所养成的任意发挥、践踏人权法制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参考以下网友相关评论：
　　http://comment.news.qq.com/cgi-bin/comment_show?srv=news&id=330215

　二十八 为什么花瓶总是很大陆
　　
　　看过超级女声叶一茜的被淘汰，就想到评委何炅的评价：你的唱法或许不是很强势，但你的歌声很适合当夜歌听，你很适合唱歌的，希望你继续走下去。这么客气的评价，其根本的意思却是：没特点、缺内涵、少个性。
　　叶一茜很漂亮，标准美人儿，或者说，是个大陆花瓶儿。我想她也一定这样自我认为，她内心那个美的标准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男人们喜欢这样的美女。因为她代表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作为一个榜样。
　　只要看那些电视上的广告就能明白，美女们就是循了社会的一般认识对自己的各个零件进行精加工的。修身的范畴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美女们依照社会商业标准不时自我打磨、抛光，终于百炼成钢。
　　一个女孩子的长相跟她的审美观有很大关系。对于美女而言，往往不是审美观影响长相，而是长相影响到审美观。这和中国美女的成长史紧密相关。
　　美女们一般都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更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经常不能自已。美女的外表来自父母的遗传，美女的心理则来自社会、家庭。她们的家庭、父母、亲戚、同学、同事都在时刻潜移默化地造就着美女的心理。
　　这样的特殊心理导致了美女的审美观也只能依赖于外界。于是，社会的审美标准结合了美女的特殊性进入到美女的内心。美女们总是扎堆儿去一些商场、酒吧、KTV，就表现了这一点。这就不难解释，何以韩国人美容后全是一个模样，何以花瓶的歌声大多抒情和缓而缺乏个性，何以卡拉OK里听到的歌声很少有耳目一新。
　　与此相反的是，网络偶像的出名就在于其不按常理出牌，能够独辟蹊径，敢于向一般的美女标准和审美情操挑战。所以，她们火了。但火的同时，也招来一片骂声。这骂声也就都是来自那一般的美女标准和审美情操。
　　花瓶儿们虽然也注重表现自我，但她们更多地依靠她们的美丽来塑造表演特征（就像评委夏青夸叶一茜那样），而不是相反。叶一茜无疑也是如此。她作为最后一个被淘汰掉的大众美女，完全堕入了古典情调的汪洋大海。
　　还有很多超级女声，她们长得不够漂亮，比如李宇春、周笔畅、何洁，但她们注意根据自身才智个性特点来安排表演特型。她们的表演反而更容易得到认同，这说明花瓶儿终究不是关键的一件事。
　　李宇春靠的是舞台控制。她的中音确实很窄，但她的控制面却很宽。她总是能把一首烂歌通过丰富的表情结合四肢的造型来表现得光芒四射。周笔畅的唱法和她的长相一样中性而且夸张，她在表演当中几乎不笑。张靓颖靠的是脱俗的外貌和嗓音的完美结合，以静制动。何洁则活力四射，她的舞蹈节奏明显快于歌唱。
　　而这些，都是叶一茜所没有的。她有的，只是那些软绵绵的诗情画意，是最没个性的风格。这些即使运用到水墨画中，也是犯了大忌。这也可说是技术策略的失误。叶一茜一味抒情，造成齿音过重、表情呆滞、五体静止。这些缺点仅靠长相和身材是无法弥补的。时代终究不同了，人们甚至刻意地想找些审美疲劳的茬儿。叶一茜算是撞到了枪口上。
　　可见，超级女声不仅仅否定了权威对电视媒体的垄断，而且让裤子战胜的裙子，使一个个花瓶乍破水浆迸。这对于引导美女们向着更智慧、更个性、更技巧、更创新发展，无疑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不过，美女们是否买帐还是个问题。因为她们心中那个审美观实在是和封建性一样地根深蒂固。
　　叶一茜，一个美人儿。据我猜想，出于对自己的长相过于自信和自恋，而忽视了在其它特质上的塑造。这也是花瓶儿们的通病。所以说，于是美得标致，不如美得有个性。与其五官平平而美，不如一官突出而美。与其生来就美，不如成长中美。
　　至于那些既有美貌、又聪明、又有专长的美女们，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她们属于美女中的另一类了，很早就知道以色事人不得长久的道理，便积极地和非美女们在一个饭堂里抢食吃。她们以先天的自信和后天的努力造就了今日的辉煌。她们能够得到这些美貌之外的品质和技能，实在算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了。

　二十九 从计划走向市场的美女们
　　
　　计划经济下的美女带有淑女的气派，在一夫一妻的大原则下规划着小日子。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和通货紧缩让美女们陶醉于比较传统的美德当中，相夫教子，把美貌当成遗传学的最佳证据。
　　美女们的美色难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个性的展示，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只生产产品。产品概念下的美女首先是一个生产人类的产品，其次才是一个具有美貌的产品。由于计划经济没有将美貌作为社会的主要产品，更没有把美女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来规划。所以美女的交换价值被严重低估，美女的使用价值也遭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同时，计划经济受到理论的局限，无法看到人性本身也是生产关系当中的重要因素，也就不能把美女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由此造成美女的购买力严重疲软，相当薄弱，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小数位上。计划生育更是不加区别地严格限制着美女的生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计划性对此的极大忽视与轻视。
　　
　　等到市场经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比起计划体制下分配的产品来更加注重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于是美女的美貌得以获得高出生育的地位，并且获得了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在市场自由理性的操作下和其它商品相交换，具有极高的附加值和深加工优势。
　　美女们此时也严重地意识到自身的市场经济特征，开始主动寻求适合自身的市场以及可以对自身进行精细加工和优质包装的工场。模特业，演艺业，广告业，时装业，家居业，汽车业，选美业，色情业，都在这样的买与卖的相得益彰中蓬勃起来。
　　此时，人性作为生产关系当中对美色举足轻重的要素，深刻地推动了美女经济的发展。人性如乌贼那样把触角伸向了与美女有关的生产、销售、渠道、宣传、公关、社会调查等各个环节，并且使美色越来越远离其自然价值。
　　而且，人性还在美女的行业标准制定上不遗余力。各个行业都会制定各自的美女标准，并且严格实行，使得美貌更加客观化、平面化。保险业业加入进来，以保证行业标准在执行当中可能遭遇的风险。
　　
　　美女不仅是商品，也是稀缺资源。就资源的稀缺性来说，美女更是价值连城。不可再生的差异性，是美女这种商品的最主要特点。既然此种资源如此稀缺，自然要加强保护。于是，护肤、健美、化妆、滋养等功能性商品及服务也应运而起。同时，法律、道德、规章也有相应改变。
　　但是行业标准和美容（整容）业对美女的差异性和不可再生构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化妆术更接近一种魔术，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容貌，只是靠制造幻觉和掩盖真实来达到众所周知的目的。但人工美女的出现，人造美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天生美女们的死敌。在这方面，韩国人似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使得韩国的美女资源遭到万劫不复的破坏。
　　市场经济对美女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说是精耕细作、倾情投入。美女们也回报给市场无限荡漾的春情。美女们在市场舞台上的打擂表演对新一代人观念的冲击与刺激，远比学校还停留下计划体制下的淑女教育要见效快，还有效得多。
　　美女新经济的蓬勃，还应归功于运作者的抄袭、创新二合一的精神。他们首先能充分理解中国的独特文化生态，同时也对中国美女的传统和新作风有着精准的把握。而后他们就会为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个年龄层的美女们定制适合她们的经济开发项目。这很像在不同的地区环境种植或养殖适宜的作物牲畜。

二十九 从计划走向市场的美女们
　　
　　计划经济下的美女带有淑女的气派，在一夫一妻的大原则下规划着小日子。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和通货紧缩让美女们陶醉于比较传统的美德当中，相夫教子，把美貌当成遗传学的最佳证据。
　　美女们的美色难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个性的展示，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只生产产品。产品概念下的美女首先是一个生产人类的产品，其次才是一个具有美貌的产品。由于计划经济没有将美貌作为社会的主要产品，更没有把美女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来规划。所以美女的交换价值被严重低估，美女的使用价值也遭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同时，计划经济受到理论的局限，无法看到人性本身也是生产关系当中的重要因素，也就不能把美女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由此造成美女的购买力严重疲软，相当薄弱，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小数位上。计划生育更是不加区别地严格限制着美女的生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计划性对此的极大忽视与轻视。
　　
　　等到市场经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比起计划体制下分配的产品来更加注重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于是美女的美貌得以获得高出生育的地位，并且获得了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在市场自由理性的操作下和其它商品相交换，具有极高的附加值和深加工优势。
　　美女们此时也严重地意识到自身的市场经济特征，开始主动寻求适合自身的市场以及可以对自身进行精细加工和优质包装的工场。模特业，演艺业，广告业，时装业，家居业，汽车业，选美业，色情业，都在这样的买与卖的相得益彰中蓬勃起来。
　　此时，人性作为生产关系当中对美色举足轻重的要素，深刻地推动了美女经济的发展。人性如乌贼那样把触角伸向了与美女有关的生产、销售、渠道、宣传、公关、社会调查等各个环节，并且使美色越来越远离其自然价值。
　　而且，人性还在美女的行业标准制定上不遗余力。各个行业都会制定各自的美女标准，并且严格实行，使得美貌更加客观化、平面化。保险业业加入进来，以保证行业标准在执行当中可能遭遇的风险。
　　
　　美女不仅是商品，也是稀缺资源。就资源的稀缺性来说，美女更是价值连城。不可再生的差异性，是美女这种商品的最主要特点。既然此种资源如此稀缺，自然要加强保护。于是，护肤、健美、化妆、滋养等功能性商品及服务也应运而起。同时，法律、道德、规章也有相应改变。
　　但是行业标准和美容（整容）业对美女的差异性和不可再生构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化妆术更接近一种魔术，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容貌，只是靠制造幻觉和掩盖真实来达到众所周知的目的。但人工美女的出现，人造美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天生美女们的死敌。在这方面，韩国人似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使得韩国的美女资源遭到万劫不复的破坏。
　　市场经济对美女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说是精耕细作、倾情投入。美女们也回报给市场无限荡漾的春情。美女们在市场舞台上的打擂表演对新一代人观念的冲击与刺激，远比学校还停留下计划体制下的淑女教育要见效快，还有效得多。
　　美女新经济的蓬勃，还应归功于运作者的抄袭、创新二合一的精神。他们首先能充分理解中国的独特文化生态，同时也对中国美女的传统和新作风有着精准的把握。而后他们就会为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个年龄层的美女们定制适合她们的经济开发项目。这很像在不同的地区环境种植或养殖适宜的作物牲畜。

三十 冯小刚的“大便学说”
　　
　　导演冯小刚说，文艺片是盲肠，可有可无。娱乐片是胃的一部分，切除了就会吃饭不香。冯是拍娱乐片的高手，有高票房，自然是最硬通货的论据。可他却得不到影评家的肯定，艺术上的肯定，这当然源于他的电影取向、趣味取向和市场取向。
　　人们只能说，这片子多逗，演员阵容多豪华，布景投资多排场。
　　可没人说，这片子多令人感动，拍得多美、多艺术，有多难忘，有怎样的回味。
　　于是冯导就将这些他的片子里没有的东西归入盲肠一类。
　　如果人类从没有过泪腺，那么伟大的进化历史或许会让我们把唾液当成眼泪。如果这世上从没有过艺术片，那么娱乐电影或许能回到盲肠的地位。
　　可是我们曾经被感动过，曾经有过过目不忘的经历，曾经在生命的低潮期见到过令人心潮澎湃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现在被收入盲肠，可冯导正好说出了一个真理：真正的艺术是无用的，只作用于精神，决不会像胃一样最终产生大便。
　　所以，冯小刚的几句随便之语，足以构成其“大便学说”。
　　


作者：世纪婴儿3000　
　　　三十一 《十面埋伏》里埋伏着张艺谋的职业道德
　　
　　《幸福时光》在艺术和票房上的惨败两双让张艺谋不务正业地去搞了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此后，他就着重在票房上下工夫，才有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张艺谋说，他必须每年拍电影，因为跟着他得的那几十几百口子都要吃饭啊。
　　记得王朔在写出那本让他停笔的《看上去很美》之前曾经感叹说，拷，我终于能为自己写作了。看来大腕儿们的苦衷还挺一致的，都有生计（有时是自己的，有时是别人的）之忧啊。
　　《十面埋伏》让张艺谋的艺术道德丧之殆尽的同时，又突出显示了他的职业道德。上对得起投资人——新画面影业，下对得起那些和他一起起早摸黑的电影工作者们，中对得起那些价码颇高的参演明星们。
　　《十面埋伏》的出品人张伟平说他看了《十面埋伏》后就知道这部电影如此多的破绽非要借助大型包装形式不可，否则就会血本无归。于是《十面埋伏》大型晚会如期上演，片花继承了《英雄》的华美，而《英雄》里的破绽是不是也被发扬光大了呢。
　　具体的破绽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有目共睹。很多进电影院看《十面埋伏》的观众，要看的便是这样的破绽。没想到破绽也能成卖点，张导着实了得。这么破绽百出的电影作品到底哪里埋伏着他的职业道德呢，就是在那些艺术道德倒下去的地方。
　　

　三十二 贫嘴张大民，新时代的阿Q
　　
　　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贫嘴张大民是个生动的人物，甚至能觉出他的唾沫星子会落到我们脸上。他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和我们一个饭馆吃饭、一个单位干活、一个菜市场买菜、一个洗手间抽烟。
　　但这个人物已经不是我们当中一般的一分子了，他可说是现时代的阿Q。他的衣着一如阿Q那般简朴，但他的嘴皮子却相当华丽。他把京味儿那点儿精髓给吸个精光，而后非常奢侈地稀释-释放到可以达到的视听空间里。说这稀薄的髓雾就是鸦片，似乎有些不够厚道。但要论张大民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却是能好好分析一番的。
　　像鲁迅笔下的阿Q，生长在绍兴水乡，孤苦伶仃，受人欺压，随时想到翻身。他到处寻找革命党，想通过咸与革命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不许他加入党组织，这让他的灵魂异常痛苦，只得每日依赖着精神胜利法过活。想阿Q如真的像秋瑾那般成了革命党，他的精神胜利法或许就变成了什么主义。
　　而张大民呢，身处一个大家庭，又是长子，上老下小，责任重大。而他却没有丝毫的进取心，每日倚赖着贫嘴过活，还特别有精气神，不惜以自残来吓退邻居的攻击。苟且偷安，这是他的基本生活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也决定了他的嘴皮子。
　　他的嘴皮子在一次次事件后越来越溜，达到了庖丁解牛的水平。他总是能找到自我解脱的道理，不用儒不用道，倒是很有佛家的风范。一切重的事物在他嘴里都变得轻飘飘，一切轻的东西到他嘴里都凝重得无以复加。他的贫嘴十分自然而然地颠倒了轻与重的概念，也使得他的人生变得无足轻重。
　　因而可以说，张大民虽然不是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者，但他却把此法运用到一个连阿Q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假设作家刘恒真的是想给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可与阿Q比肩的人物，那么至少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愿如此。

三十三 历史就是这样被浪费的
　　
　　中国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其中的影视素材不可谓不丰厚。然而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又是如何来开发利用这一座富矿的呢。皇帝戏满天飞，奴才遍地皆是。不反抗专制何以长久，不反思人性何以卑微。套用陈腐模式，只把这当作可供娱乐的情节。
　　
　　《汉武大帝》里的陈宝国，以为演了回汉武帝就可以气指颐使了。是入戏太深，还是万岁情结太重，二者都有吧。汉武帝实行中央集权，禁锢思想，制裁董仲舒，这些都被当成事迹来演绎。那些董仲舒的学生，和孔子门生风骨迥然，对老师的思想毫不理解。
　　在这样的戏里，一切都是按照王道的规律和权术的规则来排演。纵然戏中有人物去反抗汉武帝，那也是按照同样的规律与规则。难道在汉武时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人性来发言吗，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生命的价值凌驾在皇权之上吗。
　　那么，我们能不能虚构一个这样的人物呢，有了这样的人物就是不尊重历史、就是戏说历史了吗。最后，司马迁竟然匍匐在汉武帝面前歌功颂德，实在让人不忍看下去。这，就是忠于史实吗。
　　
　　《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一出皇帝与大臣相互取乐的戏。乾隆大智若愚地玩弄权术，把忠臣和奸臣一起玩弄于股掌。和珅善于谄媚，又工于心计，和纪晓岚争风互有胜负。纪晓岚故作忠臣状，其实乾隆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忠臣。三个人又一起把中国的那些国粹国学玩弄一番，再以女孩子为调味品，哄成一出热闹。
　　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纪晓岚这个人。他很博学，是四库全书总编，也很忠心于乾隆。但在乾隆眼里，他与和珅一样都是奴才，都得服务于爱新觉罗氏。和珅于内心时常表达出一种为奴才的痛苦，而且还当着纪晓岚的面儿一吐为快。而纪晓岚只知一味地骂和珅，时刻提防和珅，经常整治和珅，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为奴才的那种苦来。先不论其形象塑造的单薄，只就其思想上的不能自拔已经输给和珅。
　　
　　《雍正王朝》歌颂了一位为江山鞠躬尽瘁的皇帝，吐血而亡，很可能是要影射当下的改革人物。我不禁记起还有一出戏，写慈禧（丛珊饰演）竟然看着看着奏折无疾而终。我想编导们这样毫无吝啬地去歌颂一位清皇帝，也是无奈之举，否则又能写什么呢。难道表现皇帝的残暴吗，毕竟是有作为的皇帝啊。
　　这里，我们实实地遇到一个症结，那就是如何来表现皇帝。作为历史上出现过的皇帝，只要他还算正常，无不是为了维护皇权。如果影视剧只一味展示这些权力斗争，虽然人物各有千秋，其实质不过是重复历史、重复那些已经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难以有超越。慢慢地，观众也会腻烦。
　　
　　而目前的历史题材剧就是这样，汉皇帝和明、和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简直就是一个朝代。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情态也没甚分别，反映出影视工作者根本就不具备历史深邃的眼光，不能把每个朝代、每类人物演绎到骨子里去。往更深里说，是思想的缺陷导致了这一切，是对历史古板的理解导致了这一切，是不能以人性的光辉照耀历史的尘埃导致了这一切。
　　有意思的是，这些历史剧还有一大特征，便是用主题歌来表达其中心思想、赞美其主人公。像《汉武大帝》主题歌，说汉武帝把一生心血献给了中华大地，大地上的鲜花象征着一个民族永恒的春天。实在可笑到了极点。这歌要是被项羽听到，肯定得复活与汉家再争高下。
　　
　　只有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还算是接触到一些本质问题。它描写的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在当了临时大总统后，首先做的，便是在临时约法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他看来，什么是革命者呢，革命者首先要革自己的命。这才是民主的开端，也就是倡导民主者首先要限制自己的权力。
　　但当后来孙中山决定实行带有独裁色彩的新制度、每个党员都要效忠党魁、还要按手印，黄兴出来反对，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孙中山这个人物塑造得相当复杂，也极大地提升了这部电视剧的思想水准，是我看过的思想最为深刻而生动的一部戏了。

　三十四 当观众比演员更幽默
　　
　　人人都有幽默的细胞，只是有的是职业的，有的是业余的。职业的幽默被叫做“相声”，号称是“笑的艺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是说学逗唱。说练的是嘴皮子，很少能见到很幽默的绕口令。学是模仿世间万物，容易有很滑稽的段落。唱是练一副好嗓子，基本上不涉及幽默。逗是抖包袱，也就是玩儿幽默。
　　但并非围上个场子就一定能幽上一默的，这违反了幽默的发生原理。经常性地，幽默就沦为了滑稽。
　　渐渐地，相声演员把滑稽当成了幽默。于是更加滑稽，直到以自己的搭档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互相喷唾沫星子，给搭档下绊儿，讽刺搭档的长相，贬损搭档的亲属，人身攻击也被当成笑料。
　　如此滑稽的相声虽然也能引来笑声，观众却是在笑演员的滑稽和低能，而不是别的。或者说，这样的笑声是观众的下意识反应，要不然就得起一身鸡皮。
　　
　　在剧场里要想逗观众乐，也不一定要靠幽默。在剧场表演的好处是可以比较随便地表演，有些二人转的意味，可以说些稍带黄色的段子也没问题。不像电视上那样，被各个部门审查之后才能播出。黄色小段儿和粗口又出现了，这是比滑稽更滑稽的一个层次。
　　观众在黄段子当中笑，是为了掩饰其低俗，是为了让剧场里的气氛不至于凝结成尴尬。演员不能自知，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打动了听者，反而更为卖力地贩黄。像在周末相声俱乐部，我只去过一次，却能听到开乳罩玩笑的相声，不虚此行啊。
　　相声演员下场前的最后几句也很重要，是最难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的好坏，能充分看出他们的作品是否经过了仔细雕琢和费尽思量。遗憾的是，大部分相声都是在俗套中结束了滑稽的表演，有的竟然像电视剧的某一集那样毫无前兆的结束了。这样的安排让观众在对相声失望的同时，更加深了对演员的失望。
　　
　　如今很多主持人的脱口秀相当精彩，远远高过相声演员在平时的谈吐。从后者平时那些庸俗熟练而又无趣的讲述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们虽经专业训练，却没有练就信手捏来的技术，更谈不上现卦和“脱口相声”。
　　他们对先进科技的掌握以及世界政治的认识，和普通人无二。他们还活在传统的圈子里，不懂得幽默的本质是令人惊奇的创新。他们只会胡乱创新，根本不顾及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也就更加滑稽。
　　这跟相声的传承制度有关系。这种拜师学艺的方式使得相声不仅仅土，更要命的是传统的程式被一代代深入骨髓地继承下来。于是，我们见不到大气磅礴的相声能打动人心，我们也看不到讽刺现实的相声能深入人心。
　　我们可曾听到过谈论世界政治风云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说孔子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涉及航天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电脑意趣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三农问题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民主海选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环境保护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天文地理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保护民俗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可可西里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科学家故事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述缉私的相声。
　　没有啊，那些相声演员在这么多“没有”面前却已经不务正业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
　　如果观众比相声演员还幽默，那么后者该怎么办呢？

三十五 马路边的一分钱
　　
　　小明从马路边拾起一分钱，交给了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问：“你交给我了，我又交给谁呢？”
　　小明说：“我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我完成任务了。”
　　警察又问：“你完成什么任务了？”
　　小明说：“老师说的，‘捡了东西要交公。’”
　　警察说：“孩子，光交公是不够的，还要明白为什么。”
　　小明说：“我知道为什么，为了培养拾金不昧的好品质。”
　　警察说：“对呀。一分钱虽小，培养了好品质可了不得。”
　　小明说：“叔叔说得真好。丢了一分钱的人，是不会回来找的。但是，捡了一分钱的人，找回了很多很多。”
　　警察说：“小朋友你说得真好。”
　　小明说：“希望叔叔用好这一分钱，培养更多更多的人的好品质。”
　　警察说：“小朋友，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小明说：“老师说，‘做好事不应该留名。’叔叔再见。”
　　警察说：“小朋友再见。”
　　警察看着小明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多懂事的孩子呀！”
　　说着，他把那一分钱又扔回了马路边。
　　远处，几个放学的孩子正朝这边走来。

三十六 当话剧也变得时尚
　　
　　林兆华开创了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后来被孟京辉发扬光大。后者超越了前者，也使话剧变得很时尚。前者依旧坚持着话剧理想，虽然也在时尚中冲浪，但票房依旧很惨。
　　孟京辉继儿童剧《迷宫》之后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新话剧《琥珀》。编剧还是廖一梅，孟的妻子，《恋爱的犀牛》也是她杜撰的。
　　孟氏话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姑且不论这些特征是不是移植自国外。其特征之一是比较荒诞。其特征之二是音乐歌曲助兴，运用各种姊妹艺术形式并加以改造。其特征之三是布景的后现代风格。其特征之四是孟廖式的语言组合和各种知识的奇妙灌输。其特征之五是情节比较简单，以各种插曲（小情节）来表现。《琥珀》再一次表现了这些特征，讲述了一个现代中国版“唐璜”的故事。
　　在演出完毕后孟京辉上台来说，《琥珀》在香港是彩排，在上海是预演，在北京才是正式公演。想必大多数来此观看的都是受了媒体的教唆，被孟氏话剧的花里胡哨所吸引。那天的保利剧场上中下三层观众席宛如大学里的集体宿舍，很多人站着看。可见宣传力度之大，这是孟京辉的拿手好戏。
　　而我辈早已是戏虫一般，对于这种明显带有拼凑痕迹的剧情不能恭维。纵观此剧，了无新意。它实在不能和《恋爱的犀牛》相提并论，男女主人公的恋情也完全落入某种悲欢离合的窠臼。过多的多演员表演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显得非常混乱。那场多床戏也没有演得尽兴，看的尽兴，草草收场。那个摇滚歌手的表演更像插科打诨的臭虫，是严重的败笔。用银幕上的电影片段来诠释剧情的手法，当初古榕在《孔乙己》里已经使用，它们都属于多此一举。
　　孟氏话剧已经是一个时尚的标签，有着一切时尚该有的那些特点。上演之前的宣传，类似国军追击红军时的狂轰烂炸。还要访谈主创人员，交通广播里有时能收听得到。以前的孟氏话剧，是在小剧场。现在则换到了最豪华的保利，这里的票价也最贵。在孟氏话剧里，最大的大牌儿当然是孟京辉。只是《琥珀》已经没有孟氏的气味儿了，除去调侃还一息尚存外。
　　
　　话剧，至今和我的朋友们提起这个词来，还有人以以脸严肃对严肃艺术还以颜色。啊，话剧曾经是那么严肃。《茶馆》，《狗儿爷涅槃》，《龙须沟》，《推销员之死》，《阮玲玉》，《原野》，《蔡文姬》。这些虽然经典然而相当严肃的话剧根本就不能让年轻一代焕发出时尚的激情。
　　然而沧桑巨变，那些一脸严肃的朋友已经大大地落伍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公司加入到这一行当中来，尤其是小剧场话剧，可以受到短平快的效益。
　　各个文学经典被改编成话剧，有莫言的《霸王别姬》（比较火，说是话剧三部曲之一，但另两部一直没出来）、石康的《晃晃悠悠》（很逗，惟妙惟肖的大学生活）、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温情脉脉地）、萧红的《生死场》（场面火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写得臭，演得也臭）、歌德的《（盗版）浮士德》（很奇特的观赏感）、鲁迅的《故事新编》（林兆华导，票房很惨）。
　　话剧市场一片繁荣，每晚平均有三场话剧在北京的大小舞台上演。明星们有些本身就是话剧演员出身，有些客串演出，有些当起了票友（当票友最多是模特和主持人）。他们把话剧舞台当成了和观众亲密接触的媒介，水平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都很认真地把这种高雅艺术涂上时尚的色彩。如果经营策划得好，一出话剧赚个几十万没什么问题。这比电影的风险小多了，而且门槛低，几个人合计合计租个场子就可以鸣锣开练了，尤其是小剧场。
　　相对于荒漠化的各地话剧市场，北京可算极度繁荣了。这当然要归因于北京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底蕴。而更重要的是商业的参与，才从话剧中提炼出诸多的时尚元素，如：
　　搞笑 这个特点北京人艺已经在很多剧目里实验了，直到孟京辉发扬之后才蔚为壮观，当然京味儿文学的贡献也不能抹杀；
　　迷离 利用灯光制造特殊氛围，有似夜总会、有似卧室、有似洗手间、有似初恋之夜，《恋爱的犀牛》在这点上做得非常棒；
　　无情 胜过煽情，这也是《淡了，添点韭菜花》失败的原因，它的主演瞿颖根本不会煽情，倒不如此时无情胜有情；
　　模拟现实 越逼真越好，就像何炅在《爱吃麻花我就给你拧》中表现的那样，一会儿装香港歌星腔，一会儿做足球明星状，一会儿玩儿成作家老爷爷，一会儿又成了秦始皇。
　　无意义感 这点最重要，即使有意义也不要让观众看出来，把它留给评论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