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始终经受着一种生态学上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一方面是对高产值、高物质享受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其结果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一有机会便投身于大自然中去露宿、去遨游，为此又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的，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手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硬性地谐调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试图从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寻求医治上述“心理症”的良方。正如中国的气功和针灸对西方世界充满魔力一样，中国古老的“风水说”也被认为是医治这种“心理症”的魔方，被称为是“通过对最佳空间和时间的选择，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并可获得最大效益、取得安宁与繁荣的艺术”，是“驾驭龙的真正的科学”[1]；有人甚至誉其为“宇宙生物学的思维模式（Astro-biological mode of thought）”[2]和“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3]。国外的“风水热”对国内产生了一种“回归效应”，使国内许多敏感的学者也开始对这种长期被斥为“封建迷信”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大多数持全面批判态度的人相反，有的给“风水说”以很高的评价，并认为在现代仍有其实用价值；有人则持折衷态度，认为其整体上属于封建迷信产物，但在某些方面如对罗盘的应用和对地形的分析仍具有科学性。笔者将从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原始人的环境经验和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的环境吉凶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以及这种环境吉凶意识如何经过理论和技术的解释，而被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风水说”，由此认识“风水说”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以便对这种文化现象作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还“风水说”以本来面目。
引 言
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始终经受着一种生态学上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一方面是对高产值、高物质享受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其结果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一有机会便投身于大自然中去露宿、去遨游，为此又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的，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手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硬性地谐调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试图从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寻求医治上述“心理症”的良方。正如中国的气功和针灸对西方世界充满魔力一样，中国古老的“风水说”也被认为是医治这种“心理症”的魔方，被称为是“通过对最佳空间和时间的选择，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并可获得最大效益、取得安宁与繁荣的艺术”，是“驾驭龙的真正的科学”[1]；有人甚至誉其为“宇宙生物学的思维模式（Astro-biological mode of thought）”[2]和“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3]。国外的“风水热”对国内产生了一种“回归效应”，使国内许多敏感的学者也开始对这种长期被斥为“封建迷信”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大多数持全面批判态度的人相反，有的给“风水说”以很高的评价，并认为在现代仍有其实用价值；有人则持折衷态度，认为其整体上属于封建迷信产物，但在某些方面如对罗盘的应用和对地形的分析仍具有科学性。笔者将从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原始人的环境经验和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的环境吉凶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以及这种环境吉凶意识如何经过理论和技术的解释，而被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风水说”，由此认识“风水说”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以便对这种文化现象作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还“风水说”以本来面目。
12楼
1、从“辰”“涣”到“森林”“吉”
在周人早期活动的黄土高原边缘地带，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加上地势高差显著和频繁的地震，使山洪、滑坡及山崩等灾害经常发生，如帛书《周易》之《涣》、《辰》卦等都生动记述了周人的这些灾害经验[10]。长期的灾害经验，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生态关系。如对森林的认识有“森林。贞：吉”；“甘林，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至林。无咎。”和“知林，大君之宜，吉。”（帛书《易》，《林》卦），反映了周人不仅看到了森林直接的实用功能，而且还看到了森林的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旱涝灾害的生态功能，因而对保护森林作出了“吉”的判断，而以森林的遭破坏为凶。这种农业生态经验，直接影响了环境吉凶意识的形成。但由于《易》中只反映了“现象——吉凶”的直觉判断模式，而并没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论述，使得“风水说”在继承了这种直觉判断模式之后，又采用了新的解释体系进行解释。“风水说”中以山上林木茂密为吉，但它把这归因于林木的“聚气”功能，而不是用其原有的农耕生态意义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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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2、从“肥遁”“嘉遁”到“利西南不利东北”
从周与其它社会的空间关系上看，其西北为攻击性极强的游牧部落，而东及东北部为强大的商国及其所属部落，在防止来自西北游牧部落“为寇”的同时还要对东部的商国“为寇”，因而战争频繁，而就在周所依据的秦岭山地一侧，却充满了大自然和平与欢乐的气氛。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与自然交界面上，使周人更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可爱，并把它作为理想社会的模式，如《易》《中孚》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与世无争的心态进一步发展为对“肥遁”“嘉遁”（见《易》的《遁》）卦的逃跑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的崇尚，并成为中国建筑中特别注重风水环境这一传统的思想基础。这与欧洲建筑中以突出建筑自身为特色的传统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易》中关于方向的吉凶反应都始终以西南为吉，东北为凶。如《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川》：“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亡朋。”等。对其原因，历代的易学家多有争讼，实际上，这是因为周所在的西南一侧正是秦岭山地，是其逃避来自西北、东北及东部各社会压力的天然庇护所，使周有了“见机行”的条件。“风水说”中对于"向"的吉凶的强调，无疑也受到周人这种独特的方向吉凶经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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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五、“风水说”关于环境吉凶意识的解释体系
由以上讨论可知，环境的吉凶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心理能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民族文化发展定型阶段自然和社会经验的影响。所以，关于山水环境吉凶意识早在“风水说”产生之前就已存在，“风水说”的形成应归功于对上述环境吉凶意识引入了一整套理论和技术的解释体系，而由于这一解释体系并不反映吉凶环境的功利意义和逻辑关系，从而使“风水说”带有很大的虚幻性和神秘性。
据载，“地理有书，始于划黄石（秦末汉初），续于郭璞（晋），盛于扬公（唐），厥后伪书杂出[11]”。可见，托名黄石公所写的“青囊经”可以说是最早的风水理论了，通过它可以认识“风水说”的基本解释结构。依据它的解释逻辑，阴阳二气是天地万物之源——“化始”；无形之气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化机”；所以，通过天象地形可以求得生气，有生气则人事万物得以化生——“化成”。那么怎样通过“形”来求“气”呢，作者又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这就是“风水”。即风水之吉凶关键要看“形”是否可以“得水”，是否可以“藏风”，是则吉，否则凶。所以，就山地而言“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12]，即使“穴”位于山脉止落之处，“穴”前之水屈曲回环，左右护山绕抱护“穴”，就成为理想风水环境的模式。在此理论体系下，又通过罗盘等测量仪器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技术体系，从而使看“风水”成为一门技术，并成为部分人的谋生手段。此后，为了使自己的职业圣化，民间术士便又助“鬼神”对“风水说”大肆渲染，从而使“风水”带有很浓的迷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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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结 语
原始人类“满意的”生态环境和中国文化定型阶段的环境是理想风水模式的原型，它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和文化深处，决定了中国人的环境吉凶意识。“风水说”建立了关于这种环境吉凶意识的解释体系，它主要从两个层次上进行了解释：“化始——化机——化成”的阴阳哲学体系和时空测量的技术体系；此外，还有一个并不属于正统”风水说”的迷信解释体系，而这些解释体系只构成了风水意识的表层结构.
目前，国内外关于“风水说”的讨论实际上多在风水意识的表层结构上进行，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封建迷信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的。但是，正如以上所讨论的“风水说”并没有对"环境现象——吉凶感应"关系的本质联系进行解释，而是进行了系统的曲解。所以，无论把这一解释体系当作迷信或科学，实际上都无助于对“风水说”所欲解决的环境与吉凶关系的研究。如果我们能深入讨论中国人环境吉凶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风水模式”的深层意义由此找出人与环境关系的定性和定量的规律，必将有益于建筑环境理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科学研究的发展。使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这不单是对“风水说”的研究而言的，也是对中华民族其它文化遗产的研究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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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想不到楼主也喜好风水园林!
我也看过这类的书籍,但是不是很明白说什么。
我只知道房子最好坐北朝南，最好朝西南。
树木以松、柏类为住，具体怎样的搭配我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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