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经常受益于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他们就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 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今年4月他重访自己所熟悉的北京，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他说这是他所难忘的经历，真实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回到美国后，他写了一篇评论投给本刊，以期进一步地交流和探讨。经他允许，编辑将他的文章作了适度压缩，并配分段标题发表如下——
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经常受益于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他们就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
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今年4月他重访自己所熟悉的北京，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他说这是他所难忘的经历，真实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回到美国后，他写了一篇评论投给本刊，以期进一步地交流和探讨。经他允许，编辑将他的文章作了适度压缩，并配分段标题发表如下——
我在中国从事城市规划和设计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在这个广袤而多元的国家，我领略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目睹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变迁。我对中国的理解基于我多年有幸参与公共事业的深度，基于与中国领导和专家们的合作，基于我个人对那些较少被光顾的中国勤劳百姓的住所和街道的踏访。我热爱中国，北京是我最喜爱的世界都市之一。作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和一位有经验的规划师，我感到我有责任对中国正在为下一代创造怎样的城市遗产，表达我个人的职业意见。
俗气的“洋裤褂”缘何受到青睐
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竞相引人注目，以致构成对城市的伤害。北京正在成为的现实，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震撼，这些“震撼效应”无处不在。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如果以为访问首都的客人会被那些推销古城“碎片”的广告牌和宣传册唬住，而看不到北京的现实形象，那就错了。
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凡服务于公共事业的专家，都不得从公共收益中获利一分。可目前的体制却允许中国的专家与开发商或外国设计师达成交易。误人的咨询就产生了误导的决策。这就产生两个令人不安的后果：北京，一个曾经庄严而美丽，居住着令人迷恋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的城市，正遭到破坏，而涌现出来的东西又没有解决任何城市化难题。另外，由于北京的首都身份，中国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城市，差不多都把北京当作样板。在中国许多偏远的城镇，我们都能轻易地找到长安街的“仿制品”。
不难理解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缺乏城市设计培训或经验的中国官员，通常会把现代性和盛气凌人、古怪异常的设计混为一谈。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由于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他们就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动。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2楼
“建筑将军”湮没中国设计传统
如果对这种标新立异设计的痴迷仅限于一两栋建筑物上面，问题还不大。每座城市都需要几个当代的偶像或“签名”式建筑。北京的问题在于把每个建筑都弄成这样的偶像，甚至连街道都成为超大尺度的象征。北京的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身份和特征。由于缺乏规划和设计法规来管理和维持城市的历史身份和特征，未加分析也未从广泛的公民视角来定夺可供选择的方案，北京失去了都市感，成为杂乱无章，遗弃着建筑师和工程师青春期冥想的景观现象。人性化的城市应该以绝大多数建筑作背景，由此界定城市的公共属性，就如同一支军队需要成千上万名优秀士兵排成整齐威严的队列，却只有几个将军一样。北京却几乎被改变为一个充满了“建筑将军”的城市，每个将军统领着只有一个士兵的军队。一处处“震撼效应”叠加起来，结果就是城市的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
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令人惊奇的元大都，这个古代的北京城，以它积极的“震撼效应”激发着马可波罗心中的敬畏。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仍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在我去过的中国城市中，只有那些按照自身特点建设的，并能从北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才会在未来成为最健康和最有吸引力的城市。北京不需要借助洋建筑师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其悠久的建筑历史应足以激发起它对自己身份的信心。自信铸造着一个民族自尊与自豪的核心。
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没有把城市的文化和物质层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甚至许多中国的规划“专家”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综合训练。源自计划经济的规划，不过是执行预先安排的发展计划而已，把规划作为综合解决社会、经济、文化和物质问题的理论来对待，在中国才刚刚开始。许多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尽管中国的经济政策自1979年以来已经改变，那种固守成规、机械地把规划当作工程施工和摆房子把戏的观念却在抗拒变革。从长计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就将是不可持续与不宜居住的后果。
建立公正规划程序乃大势所趋
北京的另一种思路就是培养它的历史感，不仅仅是珍存一些历史建筑，还应敏锐地将老北京独一无二的尺度、肌理、韵律和特色融会贯通。当然这需要大规模修订培养中国学生的规划课程，让他们学到真正的城市规划，而不是建立和推动所谓的设计竞赛。有人认为邀请了四五位自以为拿出了让业主满意的方案的建筑师来参加竞赛，就是公平的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功能紊乱的体制，置身其中，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公正规划意味着建立一个真正的规划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以互动的、有建设性的对话机制为载体，系统地、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规划决策过程的各个层面，政治家、决策者、开发商、居民、学者，无论老少和贫富，都有均等机会参与。一个优质规划程序要求建立制约与制衡机制。这样的规划体制将明确全社会共享价值，并确立一个反映这种价值的公民决策程序。更为紧要的是，只有做到如此的“系统”，才谈得上“公平”。
话题不该就此打住。我还要斗胆建议，那就是从现在开始，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应该采取一个全新的规划程序：这个程序应起始于弘扬与整合历史与文化的城市视角。这个视角应该包括所有与前景相关的热点话题的讨论，以及从市民那里收集意见，因为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这些决策之中。这个程序将采取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综合方案，在投入建设之前，先要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物质问题。它将进而提出一些详细的规划来描述如何在综合开发的背景下维持和保存历史的资源。它将以与城市文脉相关的新的地段规划和设计为基础，融入尺度、肌理、比例和材料等因素，而不强加任何建筑的风格。这些规划将通过新的法律来施行，它们与行政工具一道，是有威信和透明的。基于中国原理和地方特色的设计导则将得到发展，并由有见识的专业人员来管理。不再建造奢华的偶像和举办精英的竞赛，会节省大笔资金，城市的财政将能够支持历史特征和街区的保护，并维护社区和居民的利益。这个方法将节约城市的经费，提高它的经济发育能力，重新确认其认识度。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产生一个与人民和谐相处的城市，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它是人与空间有机的结合，能经受光阴洗礼，历久弥新。当这样设计了，这个城市，而不是一些建筑物，才会被完整地铸造为最伟大的艺术形态。谨愿目前的这个阶段尽快过去，那些“休克城市”将被“人性城市”唤醒。美国的规划师将为你们的成功和你们的历史表示祝贺，并愿成为协助你们的伙伴。
文／苏解放（JeffreyL．Soule）美国资深著名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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