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

全不是人话。

你……你……你怎么泄露国家机密呢，太不应该了

有这些狗屁当官的，中国怎么能搞好，又怎么能得到世人的尊敬！

小子识之，苛政虽猛于虎，然纳税人的荣誉牛B于苛政也！”

这个社会太他妈的过份了！

调查研究显示教育和医疗支出拉大贫富差距

本报记者 陈黛 发自北京

　　在GDP保持了二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增大。零点调查公司与指标数据网近日合作完成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和医疗支出，已成为导致贫富差距的最大因素。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提倡提高收入，但却没有重视降低支出。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的CPI中，也没有将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列入监测范围，这样，尽管CPI上升幅度不大，老百姓却因教育和医疗等支出而感到贫困。”




　　零点的调查是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大中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等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进行的。根据调查数据，袁岳将城乡贫困人群的现状概括为“教育费、医疗费，支出没底；缺技术、缺机会，脱贫无路”。

　　“可以说，在当代社会，教育日趋成为社会群体分化的基础性力量。良好的教育政策应当是社会和谐的正面力量，而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罪魁祸首。”袁岳说。

　　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向记者表示，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季铸说。

　　2005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EFA)高层会议上，强调了普及、发展、提高“三大任务”，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表示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杂费。

　　袁岳表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努力的方向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尤其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减负会有明显的推动。正在着手建立的城市和农村的合作医疗网络，也能够让农民在小病阶段得到诊断医治，避免发展成大病时加重支出负担。

　　“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了，但是政策执行起来需要时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如何分担，资金如何使用到位、如何监控等等，都是需要各级政府应事先考虑到的。”袁岳说。(文：第一财经日报)

贫富差距源自“权力掠夺”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中国改革困局与转轨路径

□记者钟加勇


中国的转轨改革在经历了27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推进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方面，中国经过调整后的GDP高达19317亿美元，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经济结构也突然变得健康起来；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同时，有70％－80％的中国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正朝着“越穷的人越不能通过教育进入快车道”的“马太效应”驰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正一反的局面？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内民众对改革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不争论”口号下合力做大蛋糕的改革已经过渡到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新阶段，在民众对改革的共识正在破裂的今天，重新开始从理论到现实问题的论争，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通过公开争论廓清每一个改革的利害是非，让各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享受市场提高效率所带来的福利，是当前重建改革共识的唯一途径。

为此，《商务周刊》特在此时开辟“重思改革”论坛，约请、访问、刊登各界对中国改革的新解读、新思维、新建言。首期本刊采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与国内经济学家不同，陈最近通过对贫富差距的实证分析为这一轮争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在这种起始条件下，最好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都进行。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做到，继续其一也比现状更优。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商务周刊》：您最近发表了《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一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地区间收入趋同速度所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有利于地区间收入趋同的国家形态是宪政体制下的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您怎么看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贫富差距和发展机会不平衡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是由市场化改革引起的。

陈志武：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恶化，到今天不同地区间以及同一地区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面对这一现实，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决办法，所以很多人说问题就出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本身上，于是他们认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办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所以我想找数据、做研究，看到底什么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主因。有一点是我们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多年来一直是市场经济，东欧国家现在也基本是市场经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却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美国的收入差距也没这么高，日本、英国、德国都没这么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则世界多数国家都会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动荡不安了。原因肯定在于其他制度架构上。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还通过国有银行等让资源由政府来配置，问题就出在这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年腐败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先分配给谁呢？当然是会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到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同样的道理，当老百姓的金融储蓄和资源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有权力，谁有关系，当然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

一旦认清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和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保留国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住腐败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实际上是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缩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

《商务周刊》：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指出，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看病越来越贵，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这样的评价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卫生、教育等问题不满情绪的爆发。

陈志武：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开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基本底线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是让不幸运的穷人能够体面生活下去的基础。在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49%用于社会保障和各种医疗保障上，约占其GDP的8%。而在中国2004年，政府开支的7.4%用于抚恤、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补助，18.1%用于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才占政府总开支的25.5%。在政府预算过程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民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扶贫角色，没能从这个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说要阻止商业性的民间医疗机构的出现，而是说政府要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医院外，还必须鼓励商业性的和非商业性的民间医院、诊所的出现，增加国有医院之外的医疗服务机构对全社会来说是好事，这可提升医疗服务的供给量，鼓励竞争，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换言之，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是把所有医疗服务都市场化，而是让医疗服务多元化，既有国有的，也有赢利性的和非赢利性的民营医院，因为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

《商务周刊》：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目前进入了负面效应的释放期，有3000万国企下岗职工，有5000万失地农民，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那么，到底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仅仅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还是路径选择上出了问题？

陈志武：两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关于路径问题，中国选择的是在不推进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先进行经济改革，这等于是在还没有保证民营化程序公正的架构下就逐步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的民营化。也就是说，在没有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前，就由权力来决定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并由权力决定各行业里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等等，最后只能是权力大小决定收入的多寡，权力原则成为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社会不满日益恶化。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样先定好规则并设立好公正的规则执行机制，然后把国有资产按人均一份，那样至少能保证起点公平，不会引发高度的社会不满。我知道许多人会说：“东欧私有化的过程名义上是给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国有资产券，但结果是很多人拿了资产券去换酒喝了，他们还是落得一无所有。”这种说法太夸张，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拿资产券去换酒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少他们还有这样选择的机会。他们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是自己决策的结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

我们也必须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个人天赋、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会导致收入的不等。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没有，这当然也会导致收入差异。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收入的不平等，这是自然的。关键是，如果由于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拥有极不同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是人为的，是应该改变的。

《商务周刊》：中国人现在对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官员、记者，就连一贯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的崛起获得了国际上很多的赞誉，难道是国内的人们自己理解不当吗？

陈志武：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走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不奇怪。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1978年后实际上在进行三项大转型。第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三项大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的震荡，更何况这三项大转型同时在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跨国海洋贸易使西欧经历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使美国等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完全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纪末期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经历的只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因为在此之前它们已经历了开放和工业化的过程，但就此一项转型就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因此，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身边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至少能给我们更好的心理准备。

《商务周刊》：您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转轨时会存在哪些不足和偏差？世界银行有研究表明，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实际上绩效并没有改进。很多前东欧国家发现，它们现在对那些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减少。不仅是一些偏左派的经济学家，即使是林毅夫最近在“中俄会议”上也认为，主流经济学作为大的框架应该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的工具是有缺陷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设上，比如充分竞争、信息完整等，这些条件现在需要重新思考。您的观点是什么？

陈志武：如前面所谈到的，任何社会或经济转型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你今天把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在其他相配制度机制（包括文化、法治）还没跟上的情况下，怎么能立即下结论说私有企业不行？一夜间改变企业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性质容易做到，但要彻底改变培植腐败的温床不是一两天的事。你说的这些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国企改革的艰难和长期性，但不能否定民营化的方向。简单地讲，世界上有哪个富有的国家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其实，这些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就能知道结论是什么。

退一步讲，以往关于是否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讨论太多局限在企业效率上，实际上民营化的意义远非如此。比如，前面讲到，国有制使权力太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会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含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让民间就没有呼吸空间了，这种安排所蕴含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再比如，我们现在到处听到关于自主科技创新的论述，许多人又在指望国家、指望国有企业来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如果科技创新只要有人才和资金就行了的话，那么国家既可召到人才又可通过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可是，过去几十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为什么没见到太多创新，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一如既往地呼唤着呢？关键是在国有制下缺乏创新的激励，而私有产权提供的恰恰是让人挖空心思创新的激励。

什么叫“主流经济学”？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经济学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去陈迎新，要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遗憾的是，任何时代的人所能用到的知识和工具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在这种知识局限下，如果我们不需要做决策，那当然好，但是在现实改革问题面前，我们又不能回避必须做决策的硬事实。因此，尽管我们知道现有的知识有局限性，但应用这些到目前为止是公认最好的知识总比靠拍脑袋来做决策更优。换句话说，批评现有理论总是最容易，但在没有提出逻辑上更好而且经得起实证数据检验的理论之前，现有的经济理论框架还是我们仅有的依赖。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是伴随着不同经济理论的引进而前进。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转型、变迁，虽然那些转轨变迁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也许跟中国正在发生的有所不同，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我们不能以表面上的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不管肤色和种族，人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城里人VS农村人
我是一个城里人
　　我是一个农村人
　　我出生了
　　我也出生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出生在医院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出生在炕上
　　
　　我是一个城里人——从今天起我成了共和国一名幸福的小公民
　　我是一个农村人——从今天起我成了共和国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享受国家和父母单位给的各种福利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交纳国家和村里按人头摊派的各种费用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多幸福啊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多“光荣”啊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父母的工资除了花消，还能存点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父母种的粮食交了公粮，还勉强能吃到过年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的童年玩各种玩具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的童年玩各种泥巴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上幼儿园了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可以跟大人后面拣麦穗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经常吃零食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经常把快熟的麦穗烧来吃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上小学了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也上小学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的学校好漂亮啊，新中国给新盖教学楼好高啊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的学校好古典啊，旧社会的地主盖的庙真TM结实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们的课桌好漂亮啊，高兴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们的课桌好实在啊，还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但是还要自己带凳子，郁闷

　　我是一个城里人——妈妈好疼我经常给我零花钱
　　我是一个农村人——妈妈因为我老喊吃糖，经常打我屁股，好疼
　　我是一个城里人——星期天了可以去公园，可以去少年宫
　　我是一个农村人——星期天了我要去放牛、割草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生病了，爸爸带我去医院看病，不知道报销不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生病了，爸爸把猪卖了，带我去看病。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长大了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也长大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学习努力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努力学习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家买了摩托车，准备过些年再买小汽车了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家又买了一只小猪崽，也许明年就能下小猪崽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上高中了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也上高中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妈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够一年学费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父母种了一年的地攒的钱也够我一年的学费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要高考了 好好学习争取考一好大学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也要高考了 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考了630，考上了北大 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考了680，考上吮臼〉拇笱?我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
　　

　　 大学要收费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爸爸拿了家里一年的积蓄交了学费
　　我是一个农村人——父母借了一个村子，学费还差1000，又卖了牛， 勉强够
　　
　　我是一个城里人——大学里的MM真多啊，抓紧时间别虚度
　　我是一个农村人——大学了可以做家教，抓紧时间挣钱把解放鞋换了
　　
　　我是一个城里人——爸爸下岗了，厂里效益不好
　　我是一个农村人——父亲不想种地了，年年赔钱
　　我是一个城里人——爸爸下岗了，单位给爸爸一月300低保
　　我是一个农村人——父亲不种地了，照样给国家和村里交300左右（提留等）
　　
　　我是一个城里人——爸爸想自己做生意，开个铺子
　　我是一个农村人——父亲想进城，当个民工
　　
　　我是一个城里人——国家给爸爸各种优惠政策，税收减免
　　我是一个农村人——家乡的提留照样缴，城里还让我父亲交钱办各种证
　　我是一个城里人——爸爸生意不错每天早出晚归，偶尔带家人出去旅游
　　我是一个农村人——父亲任务不小，每天早起晚睡，没有星期天
　　
我是一个城里人——爸爸天天去银行存钱，营业员笑脸相迎
　　我是一个农村人——爸爸到年底讨薪，包工头有骂又打
　　
　　我是一个城里人——政府说我爸爸下岗创业，繁荣城市经济
　　我是一个农村人——政府说我父亲进城打工制造问题，还总恶意讨薪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们家住在漂亮的楼房 我幸福
　　我是一个农村人——城里的漂亮楼房是我的父辈兄弟们盖的 我“自豪”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毕业了 国家不包分配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毕业了 国家不包分配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父母托人，我进了机关，成为人民的仆人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没有关系，走出校门，依然做着国家的主人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是仆人，我主人家表太多，带着麻烦，把最重的3块给我带。他们分别是金钱、权利、享受。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是主人，主人怎么能有仆人不用呢，所以就把最重的3 块表让仆人带，多轻松啊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积极消费，拉动内需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努力生产，挣钱吃饭
我是一个城里人——国家在用之于民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我，感动
　　我是一个农村人——国家在取之于民的时候也总首先想到我，感动
　　
　　我是一个城里人——国家在拉动内需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我们，给我们钱消费
　　我是一个农村人——国家在需要保卫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我们，给我们枪打仗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必须为我们着想，照顾我们的利益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是国家的公民，我们必须为国家着想，考虑国家的利益
　　
　　我是一个城里人——我可以在我的国家自由走动
　　我是一个农村人——我可以在我的村里自由走动
　　
　　我是一个城里人——明天一片灿烂
　　我是一个农村人——明天一片茫然

最后的比较很好
很真实
也很具体
更很贴切
不过
差距还在延续哦
何指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