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园林的形成与发展
一、概述：
我国古典园林建造的历史始于何时，至今尚无明确的定论。但从园林建筑的使用性质来分析，园林主要是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的要求而兴建，而使用者则必须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才有可能建造供他们游憩享乐的园林。在人类的生产能力很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时，即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原始社会，是谈不到造园活动的。《礼记•札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即便是到了久、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时期，有了典型的村落，如西安半坡村，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已出现，用手制的形态和花纹都很精致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但该时期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十分低下，也只能提供极其微小的多余东西。只有当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后，由于生产的增长，交换的扩大，奴隶主的财富不断增加，从而他们的思想和趣味也随之起了变化。这时，既有奴隶经济基础的剩余生活资料可供奴隶主使用，又有可供他们驱使的劳动力，这就为满足他们要过奢侈享乐生活所需的园林的建造活动提供了条件。如在我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农业和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发展，那时已有青铜器，有锛、凿、刀、锥、戈等工具，为营造活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因此，在夏朝已经出现了宫殿建筑。商朝的甲骨文是商代文化的巨大成就，文字构造以象形为主，现已认识的字约有两千个。商代已有立法，有相当的天文知识，雕刻艺术也很发达。从商朝的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看，已具备了造园活动的基础。而甲骨文中又有园、圃、囿等字的出现，也就引起了园林的营造活动和最初形式到底是开始于商朝还是周朝，以及最初形式是园、圃，还是囿的讨论。从有关记载，如《周礼》的：“园圃树果瓜，时敛而收之”；《说文》的：“囿，养禽兽也”；《周礼地官》的：“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等等中，说明囿的作用主要是放牧百兽，以供狩猎游乐。在园、圃、囿三种形式中，囿具备了园林活动的内容，特别是从商到了周代，就有周文王的“灵囿”。据《孟子》记载：“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中养有兽、鱼、鸟等，不仅供狩猎，同时也是周文王欣赏自然之美，满足他的审美享受的场所。可以说，囿是我国古典园林的一种最初形式。到了封建社会的秦代，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统一的大国后，连续不断的营建宫、苑，大小不下三百处，其中最为有名的应推上林苑中的阿房宫，周围三百里，内有离宫七十所，“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可以想见，规模是多么宏伟。在终南山顶上建阙，在当时来说已算是一种高大的建筑物了。山本静，水流则动。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这其中的道理，把樊川的水引来作池，苑中还有涌泉、瀑布，以及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规模相当壮观。汉代，所建宫苑以未央宫、建章宫、长乐宫规模为最大。汉武帝在秦上林宛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苑中有宫，宫中有苑，在苑中分区养动物，栽培各地的名果奇树多达三千余种，不论是其内容和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从三国到隋朝统一中国的四百六十多年中，由于战乱较多，在没落、无为、循世和追求享乐的思想影响之下，宫苑建筑之风盛行，又因当时建筑技术与材料已相当发达，建筑装饰中色彩丰富以及优美的纹样图案等，都为造园活动提供了技术与艺术的条件。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苑室，如三国时代曹操所建的铜雀台，台是建在南北五里，东西七里的郓城(今河南临漳)，规模虽不算太大，规划却相当合理，说明当时的城市规划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台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一般的建筑，出现了五层楼阁，可以说它是当时的高层建筑了。在台与台之间设有可以放置或卸下的阁道(类似浮桥)，而且是用机械设备开动，足以说明当时工程技术的进步。在三国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擅长山水画的名手。他们善于画山峰、泉、丘、壑、岩等。为此，在山水画的出现和发展的基础上，由画家所提供的构图、色彩、层次和美好的意境往往成为造园艺术的借鉴。这时文人士大夫更是以玄谈隐世，寄情山水，以隐退为其高尚，更有的文人画家以风雅自居。因此，该时期的造园活动将所谓“诗情画意”，也运用到园林艺术之中来了，为隋唐的山水园林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三国时，魏文帝还“以五色石起景阳山于芳林苑，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吴国的孙皓在建业(今南京)“大开苑圃，起土山楼观，功役之费以万计”。晋武帝司马炎重修“香林苑”，并改名为“华林苑”。在以园林优美闻名于世的苏州，据记载在春秋、秦汉和三国时代，统治者已开始利用这里明山秀水的自然条件，兴建花园，寻欢作乐。东晋顾辟疆在苏州所建辟疆国，应当是这个时期江南最早的私家园林了。南朝，梁武帝的“芳林苑”，“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他广建佛寺，自己三次舍身同泰寺，以麻痹人民。北朝，在盛乐(今蒙古和林格尔县)建“鹿苑”，引附近武川之水拄入

二、园林的最初形式——商朝的囿
在古代，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殊阶层出现以后，经济基础以及技术、材料达到一定的水平，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艺术等开始达到比较发达的阶段，这时才有可能兴建和从事于以游乐休息为主的园林建筑。大约在公元前16～11世纪，在商朝奴隶社会里，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都是大奴隶主，从事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广大劳动者，都是奴隶(农业奴隶叫“众”或“众人”，家内奴隶叫妾、奚、仆等)；在战争今俘虏来的异族人也都留作奴隶。当时商朝国势强大，经济也发展较快。文化上不仅发明了有以象形为主的文字，还有会意、形声、假借等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有了园、圃、囿等字，而从它们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出囿最具有园林的性质。在商朝末年和周朝初期，不但“帝王”有囿，等而下之的奴隶主也有囿，只不过在规模大小上有所区别。在商朝奴隶社会里，奴隶主盛行狩猎取乐，如殷朝的“帝王”为了游猎和牧畜，专门种植刍秣和圈养动物，并有专人经营管理。《史记》中就记载了殷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乐戏于沙丘”。从各种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商朝的囿，多是借助于天然景色，让自然环境中的草木鸟兽及猎取来的各种动物滋生繁育，加以人工挖池筑台，掘沼养鱼。范围宽广，工程浩大，一般都是方圆几十里，或上百里，供仅隶主在其中游憨、礼仪等活动，已成为奴隶主娱乐和欣赏的一种精神享受。在囿的娱乐活动中不只是供狩猎，同时也是欣赏自然界动物活动的一种审美场所。商朝社会已有了奴隶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并以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狩猎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为了重温过去的生活方式，为了得到再经历一次的享受，转而成为专门供脱离生产活动的奴隶主娱乐和享受。所以说，我国园林的兴建是从殷周开始的，囿是园林的最初形式，而且这种园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即使到了清朝也还未脱离开。如避暑山庄，从康熙到乾隆，都还经常在避暑山庄内举行骑马射箭等礼仪、游憩活动。

三、春秋战国的囿苑与文化
春秋、战国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社会等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并提出各自的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史称参加争鸣的各派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的有儒、道、墨、法、杂家等。孔丘是儒家的创始人，相传曾删定六经(诗、书、易、礼、春秋、乐)为儒家的教材，他的主要言论汇集在《论语》一书中。儒家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为孟轲，一为荀况。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李悝、商鞅、韩非。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也有相当发展，有壁画、帛画、版画等，主要绘人物、鸟、兽、云、龙和神仙等等。由于春秋、战国文化、艺术比较发达，表现在建筑上也有很大的进步，如宫室建筑下有台基、梁柱上面都有装饰，墙壁上也有了壁画，砖瓦的表面有精美的图案花纹和浮雕图画。如《诗经》中对当时宫殿形式的描述是“如翚斯飞”，这说明我国古典建筑屋顶造型上出檐伸张和屋角起翘，在春秋战国，甚至是周期已经有了。据《述异记》上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豆五里，祟馆土木，弹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作长夜之饮”。“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构玉槛，宫楹槛，珠玉饰之”，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也非常华丽。另据记栽，吴王夫差曾造梧桐园(今江苏吴县)，会景园(在嘉兴)。记载中说：“穿沿凿池，构亭营桥，所植花木，类多茶与海棠”，这说明当时造园活动用人工池沼，构置园林建筑和配置花木等手法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上古朴素的囿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章 秦汉宫苑
一、秦统一中国和大规模的宫苑建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物质、经济、思想制度等方面做了不少统一的工作。为了防范旧贵族的反抗，迁徒六国贵族和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及南阳、巴蜀等地，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秦始皇在咸阳营造宅地，“写放”(即照样画下)六国宫室，照式建筑在北阪上，可说是集中国建筑之大成，使建筑技术和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即皇帝行车的路)，以咸阳为中心，东至河北、山东，南至江苏、浙江等省。又修“直道”，自咸阳，经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上郡，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驰道宽五十步(按秦制六尺为步，十尺为丈，每尺合今制27.65厘米)，路边高出地面，路中央宽三丈，是天子行车的道。每隔三丈种植青松，标明路线。始皇灭六国后，拆除六国战时的城廓决通川防。于公元前215年(始皇三十二年)，派将军蒙恬率士卒二十万人，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置四十四县。又修缮旧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始皇在较短的时间里，修宫殿，造坟墓，伐南越，筑长城，修驰道。每年至少有二百万丁男在征发之中，这个数字约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仅宫殿这一建筑类型，大小不下三百余处，比较著名的宫室有信宫和阿房宫。这期间，囿也得到了进—步发展，除游乐狩猎的活动内容外，囿中开始建“宫”设“馆”，增加了帝王在其中寝居，以及静观活动的内容。《史记•始皇本记》记载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后更名信宫为极庙。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南道，自咸阳属之。《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信宫亦称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山名)，南至鄠、杜(地名鄠县和杜顺)，东至河，西至汧、渭(水名)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从这种描写和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的规模，可见信宫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秦始皇还建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朝官—阿房宫。《史记•始皇本记》载“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阿房为朝宫先作之前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末成而亡。姑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作阿房前殿，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建五丈旗。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太极阁道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基旁，故天下谓之阿房宫”。从“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冶炼技术相当发达。另一方面，秦始皇先后荡平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他自知积怨甚多，会有许多人想要暗算他，因此他的阿房宫大殿北门用巨大的磁铁做成，为防备刺客，要有穿铁甲或暗藏兵器潜至殿门的话，就会被磁铁大门牢牢吸住，使你动弹不得。这也说明了园林建筑被少数人所占有的性质。从信宫和阿房宫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秦朝的宫苑建筑大抵因势而筑(随着自然形势来筑造)，规模宏伟壮丽，来表示帝王的尊严和极权。但正是由于秦朝徭役赋税繁重，因而激起秦末农民大起义，促成秦的灭亡，前后只有十五年。

二、汉代的文化和宫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承袭了秦王朝的制度。西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主要原因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政治情况有所改善，地主经济得到大发展。在哲学与宗教方面，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的经典几乎无存，通经的儒生也很少。西汉前有些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上传授了一些经书，以隶书记录下来，叫做今文经。此后，又相继在孔子的旧宅或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用战国文字写的经典，这些经典多数归国家。西汉末年，刘向等人整理旧的经典，叫做古文经。从此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今、古文经两派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两汉时期的主要宗教有道教和佛教。道教是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产生的，大约形成于东汉(公元25～220年)中期。最早的经典是《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佛教是西汉之际由西域传来的，东汉明帝时，蔡惜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京师洛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东汉末，西域僧人安世高来洛阳译经一百七十五部，百余万言。从此，佛教教义在中国流传。儒教学说的发展，道教产生，佛教的传入，对汉以后寺院丛林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汉代的文学家许多有作赋的特长，如贾谊、司马相如、张衡等。两汉时期的绘画、雕塑、舞蹈、杂技等都很发展，张衡等人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的代表。在汉代也是我国建筑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如砖瓦在汉代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格。除一般的筒板瓦、长砖、方砖外，从汉代的石阙、砖瓦、明器、画像等图案来看，说明框架结构在汉代已经达到完善的地步。框架结构的形成，对建筑形式的变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屋顶形式如悬山、硬山、歇山、四角攒尖、卷棚等，在汉代已经出现。屋顶上的直搏脊、正脊，正脊上有各种装饰，用斗拱组成的构架也出现，而且斗拱本身不但有普通简便的式样，还有曲拱柱头等。已经有柱形、柱础、门窗、拱卷、栏杆、台基等多变的形式。在汉代，建筑艺术的形成、发展、变化，为我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形成我中华民族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而这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也直接为园林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汉武帝刘彻在国力强盛之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并且在此时大造宫苑。把秦的旧苑上林苑，加以扩建形成为苑中有宛，苑中有宫，苑中有观。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汉旧仪》所载看出：“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另《关中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三十五”。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我国古典园林汉代的皇家禁苑上林苑，正证明“古谓之囿汉谓之苑”的历史发展事实。一方面苑中养百兽供帝王狩猎，这完全继承了古代囿的传统，而汉代的苑中又有宫与观(供登高远望的建筑)等园林建筑，并作为苑的主题，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人工内容逐渐成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林苑，宛中又有三十六苑，如宜春苑、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等，从各个不同的苑又可以看出上林苑的活动与使用内容是比较多的。如思贤苑是专为招宾客的，实际上是搜罗人才的地方。御宿苑则是汉武帝的禁苑，是他在上林苑中的离宫别馆：“游观止宿其中，故曰御宿”。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造园者在总体布局与空间处理上，把全园划分成若干景区和空间，使各个景区都有景观主题和特点。后来我国历代皇帝所造园林都师承了汉代宛的活动内容，并有所发展。据《汉旧仪》记载，“上林苑中有六池、市郭、宫殿、鱼台、犬台、兽圈”，仅建筑而言，据陈宜的《三辅黄图校证》中记载，就有“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建章宫、承光宫、储元宫、包阳宫、尸阳官、望远宫、犬台宫、宣曲宫、昭台宫、蒲陶宫；茧观、平乐观、博望观、益乐观、便门观、众鹿观、榴木观、三爵观、阳禄观、阴德观、鼎郊观、椒唐观、当路观、则阳观、走马观、虎困观、上兰观、昆池观、豫章观、朗池观、华光观”。可以看出，各种不同功能的建筑数量相当多。上林苑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景区，昆明池、如祀池、郎池、东陂池、池镐池、蒯池等池沼水景，在建章宫有太液池等。据《三辅故事》记载：“昆明池盖三百二十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鱼，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风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昆明池也用以载欲载舞，皇亲贵族乘舟听萧妓，真可以说是游乐临观，其乐无穷了。上林苑中的植物配置也相当丰富，特别是远近群臣各献奇树异果，单是朝臣所献就有二千多种。建军官是上林苑中最重要的宫城，而建章宫北太液池是组景很好的园林景区，池中有蓬莱、瀛洲、方丈，像海中神山。《两京杂记》中还记载：“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树池，池中有洲，洲上杉树一株，六十余围，望之重重如彩盖，故取为名”。又有彩蛾池“武帝凿池以玩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与园林艺术
一、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长期的混乱时代。这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是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是以“无君论”和“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宗教相当发展，也主要有两种，一为佛教，一为道教。东晋统治阶级提倡信仰佛教，西域的许多僧侣东来，中国人西去求教的也不少。名僧法显曾到古印度求法，带回大量经典。他所著的《佛国记》，汉名《法显传》一书，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当时的名僧还有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随着佛教勃兴，佛寺建筑大为发展，木塔、砖塔也就在南北朝时代兴建。伴随佛教而来的信奉宗教的绘画艺术、人物肖像画出现了繁荣的新面目，雕刻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北魏开始开凿的敦煌千佛洞、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大宝库。东晋顾恺之等人的绘画及绘画理论都有极高的成就，现有顾恺之的摹本《女史箴》，是我国文化的珍品。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以及当时的音乐、戏剧等都有很大的成就。

二、魏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他的六法其一是“气韵生动”，“气韵”是一幅画的总的艺术效果和它的艺术感染力。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一幅绘画作品有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其二是“骨法用笔”，即绘画的造型技巧。“骨法”一般指事物的形象特征；“用笔”指技法，用墨“分其阴阳”，更好地表现大自然的阴阳明晦、远近疏密、朝幕阴晴，以及山石的体积感、质量感等。下笔之前要充分“立意”，作到“意在笔先”，下笔后“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一气呵成，画完后又能作到“画尽意在”。其三是“应物象形”，即物体所占有的空间、形象、颜色等。其四是“随类赋彩”，即画家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观不同的对象。我国古代画家把用色得当和表现出的美好境界，称为“浑化”，在画面上看不到人为色彩的涂痕，看到的是“秾纤得中”，“灵气惝恍”的形象。我国山水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这种“浑化”的境界，与我国园林艺术中的建筑、绿化、山水等色彩处理上的清淡雅致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但自然中的景色入画，画的色彩是不变的，而园林艺术的色彩却可以随着一年四季，或一天内早中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园林与绘画的不同特点，也是绘画达不到的。其五是“经营位置”，即考虑整个结构和布局，使结构恰当，主次分明，远近得体，变化中求得统一。我国历代绘画理论中谈的构图规律，疏密、参羡、藏露、虚实、呼应、简繁、明暗、曲直、层次以及宾主关系等，既是画论，更是造园的理论根据。如画家画远山则无脚，远树无根，远舟见帆而不见船身，这种简繁的方法，既是画理，也是造园之理。园林中的每个景点，犹如一幅连续而不同的画面深远而有层次，“常倚曲阑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这都是藏露、虚实、呼应等在园林建筑中的应用，宜掩则掩，宜屏则屏，宜敞则敞，宜隔则隔，抓住精华，俗者屏之，使得咫尺空间，颇能得深意。其六是“传移模写”，即向传统学习。从魏晋开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纡，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豪富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祟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有诗咏金谷园之景物，说明石祟经营的金谷国，是为老年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并作为吟咏作乐的场所。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把金谷涧的水引来，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养鸡鸭等，真是游玩、吃喝皆具了。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兰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碓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也即是注意写意了。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已经从写实到写意。例如北齐庚信的《小园赋》，说明了当时私家园林受到山水诗文绘画意境的影响，而宗炳所提倡的山水画理之所谓“坚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这成为造园空间艺术处理中极好的借鉴。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三、佛教与佛寺丛林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寺建筑兴起，佛寺特多。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的佛寺多达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较大的寺院都拥有大量田地和其他财产，奴役一般为“僧尼”、“白徒”、“养女”或贫苦农民，为他们耕种田地。他们还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这就是寺院经济。东晋释道恒曰：“憎尼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空谈，坐食百姓。”(《弘明集》第六释道桓《释驳沦》)。自从北魏奉佛教为国教，更是大建佛寺。《洛阳伽兰记》记载，从汉末到西晋时只有佛寺四十二座，到北魏时，洛阳城内外就有一千多座，其他州县也建佛寺。到了北齐时全国佛寺约有三万多所，可见当时佛寺的盛况。在佛教兴盛时代，因为魏朝提倡和宣传与信仰的关系，帝王贵族豪华宫殿建筑也大量地用在佛寺建筑上，因此佛寺建筑都装饰得华丽和金碧辉煌，与帝王的宫城一样豪华和大气派。佛教建筑在总的布局上，有供奉佛像的殿宇和附属的园林部分，这和私家园林居住与园林部分类似，因此构成佛寺园林。佛寺园林的建造，都需要选择山林水畔作为参禅修炼的洁净场所。因此，他们选址的原则是：一是近水源，以便于获取生活用水；二是要靠树林，既是景观的需要，又可就地获得木材；三是地势凉爽、背风向阳和良好的小气候。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往往都是风景幽美的地方，“深山藏古寺”就是寺院园林惯用的艺术处理手法。这种佛寺园林建筑即使在城市中心地段，也多采用树木绿化来点缀，创造幽静的环境，而在近郊的佛寺建筑总是丛林培植，花木取胜。如今保存完好的佛寺建筑，如泉州的开元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千年古刹，它是由佛教建筑与塔组成的寺院丛林。当时最大的寺院，应推建康(今南京)的同泰寺(今鸡鸣寺)，杭州的灵隐寺和苏州的虎丘云岩寺、苏州北寺塔等，皆在此时陆续兴建。佛寺园林不同于一般帝王贵族的苑囿。寺院丛林已经有了公共园林的性质。帝王臣贵各造范囿宅园，独享其乐，而穷苦的庶民百姓，只有到寺院园林中去进香游览。由于游人多，求神拜佛者都愿施合，这又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我国不少名山大川，如庐山、九华山、雁荡山、泰山、杭州的西湖等的开发。

四、皇家园林
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朝历代的首都，城址在今洛阳市区东面约十五公里。东汉末年，在洛阳已有皇家园林十余所之多，魏、晋时期在汉旧有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如芸林苑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魏明帝时加以扩建的。芸林苑在洛阳城内北偏东，汉之旧苑：“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愈增祟宫殿，雕饰楼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子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芸林之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居力”(《魏春秋》)。扩建芸林苑时皇帝也亲自率百官参加，可见芸林苑是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了。“青龙三年(235年)……于芸林苑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技歌者各有数千。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片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水，使博士马均作司市东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芸林宛西阪，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以禽兽置其中”。(《魏略》)芸林苑可以说是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一个皇家园林，园内的西北面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面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小品，形成很好的景况。又有各种动物充其中和种树木花草，还有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既继承了汉代苑囿的某些特点，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北魏洛阳的皇家园林，在《洛阳伽兰记》记载中还有“千秋门内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那是魏文帝(苔五)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视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从记载中可以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的简单情况。比起当时的私家园林来看，它已具有规模大、华丽、建筑量大，但却没有私家园林富有曲折幽致、空间多变的特点。

第四章 隋唐苑园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苑囿，其主要特点是气派宏大、豪华富有，在内容方面尽量包罗万象。而艺术性还处于初期阶级，既不可能富有诗情画意，更不可能考虑韵味和含蓄，也没有悬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没有过多的政治束缚，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也比较自由开放，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加之文学绘画等方面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美从直观、机械、形式的认识中有所突破，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巨大的花园、崇尚富贵、铺张罗列，而是追求自然恬静、情景交融，这为以后的园林艺术创作是一个崭新的开拓。
隋朝的宫苑(公元58l～618年)隋炀帝杨广是我国历史上以荒唐著名的皇帝，隋朝虽短，但在我国建筑史上却留下了许多令后人眩目的建筑作品。如大运河，今天仍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兴建大兴城(即唐长安)，以空前的规模与布局独步世界城市；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无论是从工程结构还是艺术造型，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杰作；敦煌、龙门等石窟，表现出佛教艺术民族化的新趋向。隋朝极盛时期的版图，“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目末(今新疆目末县)，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隋书》卷29《地理志》)。隋朝也大造宫苑，隋炀帝所修的显仁宫，“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隋书》卷24《食货志》)，“五年，西巡河右。……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夜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同上)，“登极之处，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隋炀帝大业元年(606年)在洛阳兴建的西苑，是继汉武帝上林苑后最豪华壮丽的一座皇家园林。据《隋书》记载：“西宛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百余尺，台观殿阁，罗塔山上。海北有渠，萦纡注海，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穷极华丽”。《大业杂记》载：“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十丈，上有通真观、习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机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关于西苑十六院，《大业杂记》中记有延光院、明彩院、合香院、承华院、凝辉院、丽景院、飞英院、流芳院、耀仪院、结骑院、百福院、资善院、长春院、永乐院、清暑院、明德院，每院开东、西、南三门，门开临龙鳞渠，渠宽二十步，上跨飞桥，过桥百步即杨柳修竹，四面郁茂，名花异草，隐映轩陛(台阶)。另有逍遥亭，结构之丽，冠于古今。十六院相互仿效，每院置一屯，每院置四品夫人一人，有宫人管理，养猪、牛、羊等，穿池养鱼，为园种蔬菜瓜果等无所不有。另外筑游观数十、或泛轻舟画舸，习采菱之歌，或升飞桥阁道，奏游春之曲。从西苑总的布局内容不难看出，是以人工叠造山水，并以山水为园的主要脉络，特别是龙鳞渠为全园的一条主要水系，贯通十六个苑中之园，使每个庭院三面临水，因水而活，并跨飞桥，建逍遥亭，丰富了园景。绿化布置不仅注意品种，而且隐映园林建筑，隐露结合，是非常注意造园的意境，形成了环境优美的园林建筑。每个庭院虽是供妃嫔居住，但与皇帝禁宫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以后的唐代宫苑带来较大的影响。
唐代宫苑(公元618～907年)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国富民强，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达到高峰的体现，仅据《全唐诗》所收录，诗人达2200余人，诗歌近五万首。李白、杜甫、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唐诗的内容涉及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方面，有位于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寺艺术，龙门山从北魏开凿迄于唐，现存石窟1852个，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莫高窟(敦煌石窟、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东南，现尚存四至十四世纪壁画和雕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尤以隋唐时期为最多。它不仅是瑰丽的艺术宝库，也是当时某些社会风貌的写照。在绘画方面，阎立本、阎立德兄弟为隋唐间著名的艺术家，绘有反映汉藏友好关系的《步辇图》等。擅长绘山水画的李思训、画佛道人物的吴道子等。书法方面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柳公权，笔画清劲遒美，人称“柳体”。这一时期的园林也大为发展。北宋时期的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提到，唐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洛阳建造的邸园，总数就有一千多处，足见当时园林发展的盛况。唐朝文人画家以风雅高洁自居，多自建园林，并将诗情画意融贯于园林之中，追求抒情的园林趣味。说园林是待，但它是立体的诗；说园林是画，但它是流动的画。中国园林从仿写自然美，到掌握自然美，由掌握到提炼，进而把它典型化，使我国古典园林发展形成为写意山水园阶段。如白居易、王维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人物。后因五代十国的战乱，池塘竹树被兵车蹂躏，皆废而为丘壑，高亭大榭也都为烟火焚燎化为灰烬，唐代洛阳的园林艺术可以说是“与唐共灭而俱亡”了。王维(公元700～760年)知音律，善绘画，爱佛理，以诗和山水画方面的成就最大。他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画家，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