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移民与平民共同富裕梦想的破灭


自从“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出台后，少数“先富”踊跃行动着，大多数“待富”苦苦坚持着……

但仿佛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以“超英赶美”的速度成功地把“少数”扶上了“富豪排行榜”名单，实现了“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的目标，但那些勤劳善良的“大多数”仍然在超高强度、超长工时、超低收入、超低福利（甚至无福利）的劳动状态中生存着；忍受着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地污染的伤害和食品安全的危险。
其实谁都知道，在中国，如果没有六亿多农民和普通阶层的辛苦，是不可能造就这些极端富豪的。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声称：“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按照计划应该想想如何带动大多数人致富了吧？可是，先富的权力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却掀起了向境外转移肉体、财产和妻儿的高潮：
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从香港携巨款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了；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携10亿巨款顺利逃亡加拿大了；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在法国考察时失踪了, 温州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赴法国“公干”而“滞留”不归了；此外还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菲律宾），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丁岚（泰国），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新西兰），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童言白、福建省厦门市副市长蓝甫（澳大利亚），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党组书记蒋基芳、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金杯客车董事长仰融（美国），……
影坛大腕兼政协委员巩俐刚刚加入新加坡籍。此外还有:张铁林（英国籍）；王姬、李连杰、陈凯歌、陈红、顾长卫、蒋雯丽、宁静（美国籍）；徐帆（加拿大籍）；斯琴高娃（瑞士籍），……
国内的企业家们海外移民的浪潮也正愈演愈烈，早在十几年前的广东，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就纷纷在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取得外籍身份。现在，这股风潮正蔓延到全国各各地区。

我自己也是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移民在其他国家本来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惊奇的地方，完全属于个人自由，能自由在世界各地游走其实是人生难得的享受。
但在中国，移民似乎是有着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别。

一类走出国门的是那些一穷二白靠自己出国的人，毫不惭愧地说我也属于这一类。我个人是觉得这类移民无可厚非，国内不给人家更好的发展机会，总不能不让人家寻求出路。这类人往往是不善于或者不屑于钻营人际关系，固执而老实的普通技术人员，在国内属于苦干阶层却生活全无保障。这类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却往往在外国容易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找到更体现自己社会价值的机会。
至今我仍然鼓励那些勤奋的、但在国内高度的人才市场竞争中无法立足的人向国外发展。咱们的奥运会不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这放到哪儿都很合适。这世界本是属于全人类的，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换取所得并回报社会，就可以做真正的自由人。

另一类移民则完全不同，他们是有钱的老板、有权的官员家属，成为海外移民大军中的新主体，而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这一类移民一抵埠就过上豪华舒适的生活，完全不用象留学生们半工半读苦出身。他们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贵，动不动就是付全额购买几套豪宅，名车名牌可以全身披挂。据加拿大海外集团统计，二年中已经帮助近千名老板拿到加拿大绿卡。常州国旅集团出入境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他们办理的公民移民业务中，企业老板占80%以上。而这些老板中有多少是有着这样那样权利背景的，草根们不用太聪明也能想得出吧。这一类人如果不从国内运很多很多的钱出去，靠他们的“才能”根本无法在那些关系学并不热门的国家生存，他们也没有机会在国外谋求一份同样的公务员身份。这一类财富移民之所以倍受非议，根源是，他们的巨额财富来自哪里，不用说也容易想得明白。很多人忽略了，即使每个人有发财的自由，更有回报社会的义务，这些财富的累积必然消耗一个国家的大量资源。

事实上，不到万不得已，多数官员还在国内做着高高在上的“ 裸官”，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从中国老百姓而来，他们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同样，那些大多数企业家、影视明星也并未将生意、业务移到海外，因为谁都知道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人人垂涎三尺的唐僧肉。

富裕阶层都跑了，拥有80%财富的少数“先富”们要“外走”扩大发达国家的内需了，留给只占20%财富的大多数平民枯竭的资源与恶化的环境。
“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了？如果不能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大多数“待富”和平民阶层，后果还是很难想象的。
有人说很多发达国家更象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通过对富裕阶层的高税收来强制对社会的回馈与贡献，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均贫富的措施。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把税收真正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保障、环保、医疗、教育、养老等，给公民一个普遍来说高水平的、实在而非奢侈的生活质量。
而这 “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的单一设想，没有配套应有的监管与社会保障体系，当首富们在世界上风光，而相当部分的人还生活在边缘状态，同时到处在宣扬着奢侈与物利，这样的社会，能容易和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