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下午，为了能赶到傍晚的火车，我们飞车直奔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这个建筑物的气势，在几百米的校园外就能感觉到，如同一个巨大的碉堡——请原谅我如此粗暴的比喻。离图书馆越近，则越来越体验到这个高耸的方形巨物的魅力，进到里面以后，更有奇妙的感觉。
　　外面的图书馆，仰头看，长条形的窗户如水面游走的鱼，只不过它们的方向是朝着天空；赭红的黏土砖外墙面上，被不规则挖出几个方形凹坑，坑面则是黄色原木；四方的楼顶上还长出几个透明圆锥体，活象科幻片中外星人的触角。进入馆内，中空有几个平台，大概就像蒸笼里的隔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感受，像芭蕾舞台，像演讲舞台，等等。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形式感超强”。这也是人们经常质疑库哈斯的“批判性偏执妄想方法”的建筑理念，是为创新而创新，为批判而批判，为形式而形式。
　　对此，马清运的回应更加直接：“批判就是为批判而批判的。因为没有任何人会用批判去交换有价值属性的物品或状态。批判属于概念层面、意识层面的，它是理性主义的护卫兵。如果一旦将批判落在现实上，落在人与事上，批判的后果则是不堪想像。中国历史有这样的教训，所以，一定要保持批判的健康，这是我们中国这一代年青人的历史责任。但创新不能只为创新。创新是理性批判的结果。至于你提出的创新、形式等问题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要说两句关于形式的问题。形式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方式，怎么能抛弃形式。所以有人说要放弃形式那是说谎，就连笛卡儿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也只能是将形式的感知部分关闭，从而将形式定义成没有感情的维度。再进一步就只能找上帝帮忙，而那里就没有什么建筑的问题了。”
　　形式没问题，但我们感到更大的问题是，建筑的细部材质和工艺很粗糙。这其实也是我们所看到的马清运以及其他中国建筑师的作品里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需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看，如果你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讲，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筑。建筑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翻译出的词汇。在这之前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的。我们以前就只有一个构筑物，就是一个工匠。这样一来，你怎么期待中国的建筑，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西方强调的做工精美的这种文化，同样在中国的建造史上是没有的。西方的建筑是作为一种永久性概念作为纪念物开始的，也就是从金字塔开始的，从希腊开始的，它的永久性是衡量建筑的真正性标准。而我们中国的建筑是换一个朝代就要烧一次宫殿，我们的建筑是物的东西，而物在中国文人的理念里永远不是永久性的东西。只有思想是永久性的东西。所以孔子也就说了逝者如斯夫，就让它去吧。”在清华学古建筑专业出身的马清运四两拨千斤般给中国建筑的“顽疾”找出了渊源。
　　“其实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是以中国的建筑标准还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事实上我认为发展到最后还是要以中国的东西作为标准的。建筑都是临时的，我说这个可能是城市概念上的。建筑它有来的时候也有去的时候，建筑作为永久性的是对地球的不负责任的。”马清运的“建筑临时观”听起来有点吓人，“我实质上是很喜欢精美的东西，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中国需要的是‘合适科技’，既不是高科技，逼着人老是做错事的那种，也不是低科技，假装粗俗，而是在低科技之后的一种唯美的、诗性的一种隐藏。作为真正的建筑物来说，把它当作一种机器我觉得也是‘合适科技’。”
马清运的‘合适科技’已经在他的建筑中运用，宁波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什么用粘土砖，就是因为旁边有个粘土砖厂，就要倒闭了，有大量的粘土砖。用它的话，造价每平方米不到800元。马清运在老家陕西蓝田的乡下为父亲建造的房子，筑墙的材料是河里的卵石，“几十万年前，有蓝田猿人时，河里就一直漂着这样的石头，你说我用不用，用了石头，我就可以少花三分之二的钱，你不用这样的材料你就有问题！”
　　“我对建筑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它不应该有任何的形式的，这与我们公司（马达思班的英文名MADA s.p.a.m）的名字spam也有关，我们公司的名字中文翻译就是午餐肉的意思，午餐肉也就意味着，不管是鸡肉还是猪肉，只要是有营养的东西，我们把它们和在一起，我们只要它的营养成分，而不要它任何携带的形式。”马清运对于种种质疑似乎非常兴奋，很喜欢针锋相对的辩驳，他说对他们这些成名的建筑师就应该狠狠地批评。
　　“我并不把建筑当作一个自我封闭的有完美审美价值的陷阱。我觉得建筑是一个开口。它一旦造成了就不是我的。这就是有人问我你是建筑的作者吗？我觉得不是，我只是觉得我是这个阶段的的生产者，只要它盖起来，它就不属于我了。你不能说是它的作者，你只能是它的一个制作者，它的生命是完全跨过它被设计的时间段。”在与马清运一起驱车前往浦东机场的路上，他不停表达着对那种生命旺盛的热带城市的热爱，像广州和海南，因为那里城市的新陈代谢暗合了他的“批判性偏执妄想方法”，看着他拖这旅行箱行色匆匆地消失在前往海南的登机通道，就像一个狂热的特种兵冲向他的丛林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