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我国有关城市规划哲学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90年代，这段时期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的快速起步阶段，该时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规划认知的一些探索性的哲学思考，对当时的城市规划发挥了方法论的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良镛先生提出的科学的进步需要哲学作为指导，城市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慎于决策，需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观察与思考。进入21世纪，城市空间规模日益增大，城市问题更加复杂，学者们更多关注我国古代和西方某一体系的哲学思想对现代规划的启示及影响。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后，吴志强院士发表了《国土空间规划的五个哲学问题》一文，从哲学的高度回应了国土空间规划的五个基本问题。笔者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城市规划思想演进过程的梳理，把城市规划思想的演进谱系纳入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工具论、实践论五个范畴，并从中总结出其演进过程中的辩证逻辑及与系统论之间的互补关系，进而对城市层面国土空间规划范式转型期的方法论进行哲学思考。

1 城市规划思想的哲学谱系

孙施文把城市规划的理论分为哲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理论。哲学层次的理论又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有人把技术层次的理论归到哲学层次，称其为“工具论”，如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培根的《新工具》；还有人把实践过程形成的认知规律——实践论也归入哲学层次，如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基于此，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哲学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工具论、实践论，而在某一家哲学体系中，这五种理论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有些时候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可能是融贯一体、相互重叠的。本文以哲学的五种理论为框架对城市规划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但并不意味着每个时期的哲学观念都对城市规划思想产生自上而下的指导意义，有时城市规划思想也会对哲学观念产生自下而上的反馈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必然联系，并非对号入座的关系。

1.1 本体论

本体论主要是探讨城市空间形式规律的思想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构成事物的因素分为“四因”，即致动因、资料因、目的因、形式因。其中，形式因指该物之所以为该物的规定性，亚里士多德将形式作为事物的第一本体。对于城市规划而言，技术发展水平、生产方式、财富分配方式、资源配置、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城市发展的致动因；气候条件、地形条件、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的历史基础是资料因；城市主体对生活质量、经济效益和环境质量的美好追求是目的因；在城市规划中物质化的空间结构格局是形式因，毕竟空间设计思想的贯彻和实施最终要落实在物质形态的空间形式上，故而城市的结构形态和空间格局是城市空间规划的本体(图1)。古希腊晚期的希波丹姆斯模式、我国西周时期的周王城模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模型，以及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和光辉城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雷德朋体系、克里斯托弗的半网状结构、克里斯泰勒中心地蜂窝结构等有关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都属于城市本体论的范畴。这些城市模型有的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有的出于城乡二元结构融合的目的，有的立足于城市经济生活、生产功能的高效运转，有的立足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等，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最后皆落实到物质形态的城市空间格局上。

1.2 认识论

对于城市规划来说，认识论主要指人们对城市规划规律的认知以及所采取的价值评判体系。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主流价值观对城市设计产生较大的影响。主流价值观受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宗教信仰、思想潮流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单纯用哲学的认识论来解读。哲学中的认识论只是影响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因素之一。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理智处于蒙昧状态，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人们对诸神的崇拜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这是弗雷泽所谓的“巫术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理智活动初步觉醒，人们对世界本源的探究和对事物普遍规律的追求成为主流价值观，崇尚知识和理性，提倡知识就是美德，一切实践活动均以追求真理为指导法则，这是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欧洲中世纪，宗教信仰成为主流价值观，强调肉体与心灵的对立以及神启的、内在的心灵体验，崇尚神秘信仰、宗教信条和仪式，即弗雷泽所谓的“宗教时代”；16世纪至18世纪封建体制走向成熟，人们将君主专制政体所体现的中央集权形式看作普遍理性的最高代表和社会秩序的核心，追求严明的封建伦理秩序和天赋理性成为主流价值观，这近似史学家所谓的“英雄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的17世纪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萌芽，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科学、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想成为主流价值观；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前工业时代，随着机械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发展，大量产业工人涌入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膨胀、环境恶化，追求生活、生产功能合理性成为主流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对历史文脉的发掘整理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成为主流价值观，历史文脉、地域特色、场所精神、社会圈层、权力分配、资源共享、多元化和人性化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主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发展成为主要目标，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产业、贸易等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前工业时代掠夺式开发的恶果日益凸显，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生态主义和环境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价值观，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平衡、生物多样性、低碳城市、绿色城市、海绵城市等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议题。

1.3 方法论与工具论

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是对具体方法的综合研究。方法论受哲学世界观的影响，也受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影响。工具论是具体的方法技术，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借助不同的工具来体现，工具论与方法论往往是一套对应的系统。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阶段进行梳理，可将其划分为神学时代、古典理性时代和现代实证科学理性时代。其中，神学时代又分为巫术和宗教两个时期，古典理性时代可分为古代形而上学理性、近代先验理性和近代辩证理性三个时期。古代形而上学理性以形式逻辑和几何学中的演绎法为方法论；近代先验理性在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够主动整理外部经验材料的四个范畴(量、质、关系、模态四个范畴，每个范畴又包含三个小范畴)；近代辩证理性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提取正—反—合的三段式的辩证逻辑，揭示事物内部对立因素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现代实证科学理性时代又可分为前工业化时代的“机械论”时期和后工业化时代的“系统论”时期。如同耗散理论中的分叉现象，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不是线性、树状的结构所能描述的，其发展中的某些时段也存在分叉、合流、穿插和起伏。

“巫术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以采集和渔猎为主，没有形成聚集的城镇聚落，也不存在具有现代理智活动特点的方法论，主要通过以交感思维为特征的“相似律”和“接触律”来理解和认知外部世界，通过想象和虚构把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赋予外部生存环境，动植物的分类系统成为社会区分系列的图式，其认识论属于泛灵论和物活论的范畴。占星术、占卜学、堪舆术是该时期城市规划的主要工具，在这些工具的指引下，聚落格局呈现以图腾偶像或部落首领为核心的向心模式。

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理智开始觉醒，追求绝对的、终极的真理成为主流价值观，一系列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思维模式，如形式逻辑、欧式几何、阴阳五行、原始宇宙图式、伦理差序格局(树状结构)、地缘伦理(同心圆辐射)等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方法。人们认为这些思维模式中所存在的同心圆、中轴对称、等级分层的结构形式不仅存在于宏观的自然秩序之中，还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心理结构以及社会权力阶层和血缘伦理之中，在这种认知模式的指引下，城市空间追求内在理性秩序与外在自然秩序的同构，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城市设计中“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这种认知模式在城市空间上的具体反映。形而上学理性时代的城市格局往往呈现“十”字轴线对称和同心圆模式，“十”字轴线对应子午线和太阳自东向西的运行轨迹，同心圆是社会结构分层的物质化体现，《吕氏春秋》中“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的空间格局就体现了这种特征。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方法论经过宗教体制的强化，在12世纪以后的欧洲被广泛采用。宗教伦理、地图学、军事防御技术随之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城市规划的主要工具，由于当时欧洲封建割据势力和各宗教团体之间战争频发，客观上强化了城市对军事防御功能的需求，城市多以要塞或城堡的形式出现，外部以棱堡状城墙围合，内部空间以教堂为核心，街巷呈藤蔓状向四面蔓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反弹，透视学所发现的控制空间景深的方法为城市规划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改造城市的主要工具，城市街道作为通视走廊、标志性建筑物的景观效果和聚焦效果得到强化，如罗马教皇西斯塔斯五世和封丹纳的罗马改造计划就体现了这种倾向。18世纪，随着先验哲学的发展，人们一方面巩固了天赋观念、演绎逻辑中的理性真理，另一方面也利用先验范畴整理外部经验世界的事实真理。以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为代表的新工具拓展了传统的空间认知模式，相较于欧式几何只关注事物内部的空间形式，笛氏几何更关注事物外部空间的定位关系，这恰恰为当时追求君主荣耀和宏观叙事的城市规划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笛氏几何在城市布局上强调轴线统领作用，强调空间关系的对称和均衡，豪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梅恩的伦敦重建计划都利用了笛氏几何的原理。该方法综合了古典主义与巴洛克的特点，在北美的城市美化运动中大放异彩。辩证理性更强调把城市看作各种对立因素辩证发展的过程，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开展的城市改造计划都体现了对历史过程的尊重，罗马城、巴黎、伦敦的改造计划都是立足于城市历史现实的一种调适。

16世纪至17世纪，在英国出现的经验论对欧陆唯理论提出了挑战。经验论认为演绎逻辑只能从已知的公理推导出没有悬念的结论，归纳逻辑却可以在未知事物的类比中发现超出预期的结果。虽然这种认知方式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并未留下明显痕迹，但是经验主义哲学作为现代科学实证理性的萌芽，它推动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前工业化城市的发展，因此前工业化时代城市规划中对功能理性和机械理性的追求在经验主义哲学产生之初已显露端倪。机械理性、功能理性把事物看作机器，用分解、重构、组合、装配的方法去理解事物，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则是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功能理性主义。功能理性仍以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作为主要工具，现代主义建筑中的构成学方法为城市功能区的划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世纪末，随着热力学、生物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了很多经典力学、机械理性无法解释的事实。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以“老三论”“新三论”为代表的新的方法论。例如，系统论通过有机、联系、交互、反馈、耦合、融贯、流动的方法看待世界。在这一时期，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分析软件、概率论、数学模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为主要工具，城市规划由读图时代进入数字时代(图2)。

1.4 实践论

哲学中的实践论主要探讨实践理性的形而上学依据，把代表道德最高层次的善作为实践行为的最高准则，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实践论包含了为人们谋福利的善的目的，更侧重于实践活动对理论认识的反馈作用。实践论并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复，它是在检验认识论、方法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新认识，包括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修正、调适。在城市规划学科产生之前，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主要集中在实践论方面。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并不是在系统的空间规划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而是在特定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在与环境不断磨合、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是城市规划实践经验叠加的结果。现在人们居住的城市大多数也不是按照理想的规划蓝图一次性建造而成的，都是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不断调适、拟合，最终演化成现在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规划实践活动每一阶段的产出都会作为下一阶段的投入。城市空间规划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的、迭代反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终极的目标。实践论要求城市空间规划的每一项行动都需要符合城市社会自身的能力和当时、当地的实际需求。如果说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多地体现在自上而下的规划活动中，那么实践论则更多地体现在自下而上的规划活动中。

2 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辩证逻辑

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两种互相平行、各司其职、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模式；黑格尔从人类思维、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正—反—合的辩证发展逻辑；系统论、耗散论和协同论发现自然界存在着从混沌到有序的“临界涨落”现象。那么，城市规划思想史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循环的巨链和双螺旋的上升结构，是否存在着正—反—合的辩证发展逻辑？

回顾城市规划形态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各种对立因素、矛盾要素的交锋和博弈。在城市空间规划的主题方面，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生态环境和建成环境二者之间的优先性往往是争论的焦点；在城市空间规划的形式方面，感性化的空间形式和城市运营的功能效率是有机形态和无机形态争执的主要议题；经济规模效益和人居环境质量是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交锋的主要阵地；在规划理念方面，高效的工作效率与人文关怀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争论的焦点。这些二元对偶结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像自然界的“临界涨落”现象，呈现周期性的交替循环。这种规律性的循环往复并不是对前一个时代的重复，而是在不同层次上的螺旋上升，这种变化体现了人类认识与城市自身发展规律之间的辩证统一。

2.1 二元对立的结构——从二元对立到多元竞争协同

有机形态和无机形态是城市规划思想中最典型的两种对立观念，也是分析城市形态特征时最常用的二分法。有机形态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现存的大部分城市属于该种类型，根据生长模式有人把这种城市称为有机生长的城市。无机形态主要指人工化的几何形态，这类城市多是权力机关、职能部门按照一定目的和蓝图，统一筹划、组织建造而成的，有人把这种城市称为无机形态城市。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有机形态和无机形态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一些规划师立足当下的城市规模、社会结构、功能构成的复杂程度与当下的交通技术，认为网格化的城市格局在交通效率和经济效益方面更具有优越性，如嘎涅的工业城市、伯恩海姆的城市美化运动、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和光辉城市；一些规划师出于对现代城市中环境污染、人性疏离、人机尺度缺失等问题的切身体验，提倡前工业时代的风土城市设计。20世纪60、70年代，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盛行的时期，有机形态规划思想受到很多规划师的青睐。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Team10小组的“人际结合”理论、斯密森夫妇的簇群城市理论、亚历山大的半网状结构思想充分体现了城市的发展、流动、生长。他们认为，城市形态必须从生活本身的结构中发展而来，城市和建筑空间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体现，城市规划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把社会生活引入城市空间。

集中形态与分散形态的争论是工业化以后出现的，工业化以前城市中的主要居民是手工业者、个体商贩和封建领主等，城市规模较小，工业化以后城市中产业工人的数量激增，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功能的聚合度、集成度逐渐提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集中形态布局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对于集中形态与分散形态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人居环境质量方面的争论也随之产生。其中，盖迪斯的城镇集聚区、戈特曼的大都市带、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和光辉城市、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模式以及克里斯泰勒城市中心地理论都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进行了考量，对集中式布局寄予厚望，认为集中式布局可以聚集人气、增加城市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同时提升公共资源利用效率。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赖特广亩城市理论都是从人居环境质量的角度考虑的，更加支持分散式城市布局，他们认为低密度城市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多接触自然的机会，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优化城市社会结构。

2.2 有机生长现象——从机械运动到迭代反馈、有机更新

斯宾格勒把不同的文化类型看作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有机生命体。城市作为文化形态的物质性载体，也具有有机生命体的特征，其组织细胞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的过程，而非一个共时性的历史片段。城市规划也是一个迭代反馈、循环滚动的过程，而非终极目标。传统的刚性规划把城市当作静止的历史片断，试图“一图定终身”，对城市几十年的发展做出面面俱到、甚至毫厘不爽的规定，看似科学，实则违背了辩证法的运动发展观。针对传统刚性规划的弊端，有些学者提出了“弹性”规划理念，将片段式、阶段性规划转变为滚动式、连续性规划。例如，吴良镛先生提出了有机更新的理念；日本新陈代谢派提出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生，重视实体间的关系胜过实体本身。这些规划理念都试图对如何维持城市规划中的多变量因素的动态平衡做出回答。

虽然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但是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观，一种是连续的发展观，如莱布尼茨的“自然没有跳跃”、伯格森的“时间不能做阶梯状截流”及解构主义流变、涌现、延异的发展观；另一种是阶梯状、跃迁式的发展观，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出的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梯性变化、现代突变论理论中跃迁性的变化。这两种发展现象都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也是发展观中存在的二元对立现象，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针对城市规划领域发展观中存在的二元对立现象，仇保兴提出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并存”的辩证思想。这些方法理念充实了传统辩证法中的运动发展观，丰富了传统辩证法的具体形式和内容。

2.3 普遍联系观——从机械联系到靴袢理论

机械论哲学强调事物的可分割性、还原性和构成性，把城市看成是一座放大的居住机器，城市所有的元素都可以拆装和改变。但是机械论哲学忽视了城市主体关系的丰富性、多样性，忽视了个体与环境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反馈作用，割裂了城市生活的有机联系。

现代粒子物理的研究成果，提升了人们对“关系”要素的认知程度。海森堡说“我们不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组的物体，而是分成不同的关联。我们所能识别的只是在某个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那种联系。世界就是这样地表现为事件的复杂结构，不同类型的联系在其中交错、重叠或者结合，从而决定着整体的结构”。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把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的过程，认为过程中各种因子相互作用和转化，在过程的背后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物质实体，其唯一的持续性就是运动的结构。

有些学者把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理念方法引入城市规划，强调个体因素间的非线性、交互反馈作用，强调个体因素的相互竞争和协同合作。在该组织系统中，任何特定的适应性主体所处环境的主要部分都由其他适应性主体组成，任何主体在适应上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适应别的适应性主体。“自组织”和“自适应”系统受皮亚杰发生学的启发，强调主体与环境信息交互反馈过程中学习的作用，通过同化或顺化外部信息和能量，修正和调整原有的组织结构以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状态。皮亚杰的发生学主要针对人类的知识和思维方式，霍兰德的自适应系统在引入遗传算法后又将其拓展到社会学和城市规划领域。

多样性是任何一个自适应生态体系生存发展的重要特征。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而言具有很强的抵抗外来干扰的能力和自适应能力。而城市多样性离不开其基本元素和相互作用方式的多样性。有些学者主张借鉴生物结构组织中的自相似系统，采用分形几何的方法去中心化，形成递归性层层嵌套的巢式结构。雷德朋体系和克里斯泰勒的城市中心地模型都体现了该理念。 

3 国土空间规划的哲学思辨和方法逻辑

2018年，中央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整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等职责，成立自然资源部，形成了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传统的城市规划相比，国土空间规划从国土空间全要素全域视角出发，强调不能把城市当成一个孤立的建设空间，而是把其放在宏观的自然基底和生态系统中进行考量。立足于地域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和承载力，寻求自然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方案，在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再进行建设环境规划，以达到自然、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目标。回顾空间规划的演进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对城市空间规划本源问题的形而上学思考从来没有停止，城市规划的视野从最初的建成环境和生活空间，逐步扩展到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规划的范围在逐步扩大，系统层次也在逐渐增加，但这并不是一个系统叠加的过程，而是一个系统扩容和探底的过程。面对国土空间规划范式转型期出现的新任务、新内容及新挑战，规划界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3.1 国土空间规划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空间规划范式的转型引发了学界对规划根本问题的哲学反思，针对“国土空间规划”这一新的范式体系，吴志强院士进行了“是什么？为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追问。“是什么？”回应了空间规划本体论的问题。从城市规划到城乡规划再到国土空间规划均是以“空间”为载体的规划，生态、生产、生活是空间上承载的功能，空间仍是规划的“本体”。山、水、林、田、湖、草等具体的物质形态是“本体”所依附的“实体”，“实体”代表的是“物理空间”，对“实体”的研究必须从其中抽离出“几何空间”，以“几何空间”为基础和依托，对物理空间中的偶性因素，如质料、密度、速率、性能等进行定量研究。在对这些偶性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时，具有广延性质的“几何空间”形式仍是其他偶性关系所依附的载体。“为什么？”回应了国土空间规划认识论和价值观的问题，国土空间规划以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空间规划不仅考虑到自然资源的优化合理布局，还要顾及资源公平分配、利益均享的问题，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从哪里来？”回应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方法论问题，吴志强院士认为国土空间规划并不是代替城乡规划，从各国空间规划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土空间规划是在城乡规划积淀的规划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规划的空间范围，发展新的空间成长知识体系，故而其方法论仍是以城市规划为核心的。“到哪里去？”回应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工具论问题，吴志强院士强调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技术世界之后，人类将进入数字建构的世界，数字化、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将成为空间规划的主要工具。

3.2 国土空间规划的方法逻辑

转型之后的国土空间规划扩展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巨系统，如何构建其认识和实践的基础方法逻辑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有些学者把国土空间规划的方法归纳为认识、对象和方法三个层次，并运用辩证逻辑，分别从实然与应然、开发与保护、刚性与弹性、成本与收益、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整体与局部、输入与产出八组二元对立的概念着手，分析国土空间规划的认识、方法和对象。从哲学的角度看，可以将康德的四大范畴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框架(表1)：①量的范畴，包括国家级规划、省级规划和区域专项规划，向下拓展至县域规划、乡镇规划和社区规划等。不同级别规划侧重点不同，其中国家级规划侧重战略性，省级规划侧重协调性，市县级和乡镇级规划侧重实施性。②质的范畴，包括生活资源、生产资源、生态资源等。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要严格控制生态保护红线、生产用地底线和建设用地上限。③关系范畴，不仅包括实体与偶性要素，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生态与经济、科技与文化等，还包括抽象的关系要素，如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历时性要素与共时性要素等。④模态范畴，包括或然、实然和必然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可以理解为现实状况、不可预测目标、可预期目标。在康德的逻辑框架中很多要素和关系是静止的，“质”与“量”的关系不能转换，关系范畴是二元对立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了康德的方法论，提出质量的转换关系，质是规定一定阈值的量，当量超出一定阈值，质的属性也发生了改变，那么从量的范畴去考察国土空间规划时，也要考察各类自然资源属性类别及空间分布状况；从质的范畴去考察生态、生产、生活各类资源时，也要从量的角度考察各类资源的分布梯度和阈值，设定以自然生境本身机能健康运作为目标的阈值和以人居环境质量健康为目标的阈值。同样，从黑格尔辩证法的角度看待康德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范畴，其中的很多要素也是相辅相成、可以相互转化的。系统论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对康德的方法论进行了第二次弹性扩容，关系范畴中二元对立要素辩证关系转化成多元交织、交互反馈、竞争合作的耦合关系。关系范畴也非静止恒定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中，不仅要科学评估各种关系的各种层次和差异，还要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及时响应生态系统的多维变化。此外，系统论更加关注偶然性、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要素，在康德的模态范畴中，表现为关注或然状态和不可预期性目标，而传统方法论主要是以目的论和因果律为引擎的，关注的是实体与偶性，现代方法论关注的是关系和过程。因此，从哲学的视角看，国土空间规划方法论综合了康德先验方法论、黑格尔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

4 结语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结果不可与人类理智活动的错误陈迹的展览相比拟，而只可与“众神像”的庙堂相比拟，这些“神像”就是理念在辩证发展中依次出现的各阶段。同理，城市规划史上出现的各种理念和方法反映了人类不同阶段对城市规划规律的认知情况，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城市规划思想如同一棵大树的根须、枝干和枝叶，是融贯一体的，但是就其整体发展趋势而言，呈现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细密、越来越深化的特征。在低层次视角看起来似乎无序的现象，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仍然包含着一种规律性和秩序感，这表明人类对城市问题的认知是宏观、多元、包容和富有弹性的，趋向有机体组织系统的特征。人类对城市空间有关事物的秩序感和规律性的把握，是人类理性的先天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