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古根海姆美术馆（Museo Guggenheim Bilbao）的建成，改变了毕尔巴鄂市的命运，为这座原本走向衰落的工业城市带来了经济繁荣。此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尝试通过制造大型 文化工程的方式来打造地标建筑，复制毕尔巴鄂的成功。这一过程使得文化建筑逐渐失去了对人地关系进行深度思考的特性，成为一种媒介化的都市景观。虽然这种通过新奇感官体验塑造出的标志性建筑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长此以往也会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和地域特质造成损伤。

相比之下，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技术传播与更迭的速度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实现当地的文化基因传承。 [1] 同时受当地经济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地处边疆的中小型城市很难“大刀阔斧”地复制“中心”区域的既有做法，而不得不尝试以一种相对“平实”的方式，“小心”地和当地的气候、经济、技术条件“相适”。经过日积月累的沉淀，这种起初“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选择，逐渐成就了蒙地文化类建筑的地方特质。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蒙地建筑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地域性与全球化的矛盾和 困境。一方面，技术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催促着蒙地文化的建设与时代需求的融合；另一方面，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对于文化符号滥用的情况，以及与低质、媚俗有关的文化消费现象层出不穷。以上问题，需要建筑师从更深层次挖掘这一地区的文化特质与建造传统，重新审视当代蒙地文化建筑的身份认同感。

20世纪70～80年代，对于文化认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根基论（primordialist）与工具论（instumentalist）两种观念。具体来看，前者认为地方性来自出生而获得的“既定特质”（givens），包括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后者认为地方的文化特质具有多重性和可变性，通过面向现实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解释群体认同的形成。 [2] 以往蒙地文化建筑更加强调前者，通过少数民族装饰纹样的拼贴和对图腾形象的模拟，塑造地方的文化认同感。当代新蒙地的文化建筑实践，主张从内蒙古地区的地域现实出发，形成两种观点的融合，通过对传统建造智慧的批判性反思，逐步形成“融自然、低建造、承传统”的设计策略。

以往谈到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筑，首先想到的是建筑立面上的骏马、雄鹰、弯弓，蒙古包形态的屋顶，以及与“蒙古族风情”相关的装饰符号。这些代表着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形式语言，广泛存在于当地的建筑实践中，构成了20～21世纪初文化建筑的基本语汇。例如：20世纪中期的内蒙古博物馆曾经是呼和浩特这座城市中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类建筑，其厚重的建筑体量与屋顶上的骏马雕像体现出内蒙古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之后，建成于2008年的内蒙古博物院，设计团队通过对蒙古族的图腾——雄鹰，以及草原地貌的形态模拟达到一种移情的效果，体现了建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关性。

民族符号和相关的图示语言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在一定时期内，符号化的形式模仿也是地 域文化传承的有效方法，但这种刻意制造的文化景观很难为地方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首先，符号的泛滥使得内蒙古地区文化构筑物和建筑形态塑造局限于对“边塞风情”的文化猎奇，缺少对地方文化的深层解读。当代的新蒙地文化建筑既需要努力进入时代的语境，促成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融合，也要通过对地域现实问题的反思与传统营建智慧的深度挖掘，为当下内蒙古地区的文化类建筑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当代内蒙古地区的在地建筑实践，尝试通过“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视域的融合，超越 符号化的设计语言，从全球化的视野对地域现实进行反思，形成更加广泛的理论价值体系。具体来看，从“工具论”的视角出发，面向现实的蒙地地域特征包括“内在”的地理文化特征构成的地域现实，与“外在”的日常实践逐渐建构起来的低技术策略两个方面，即“融自然”与“低建造”。

第一个层次，即“内在”的地理文化特征构成的地域现实，包括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气候、地 形和地貌特征等。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中温带季风气候，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温热而短暂，尤其是西部和北部的干旱和半干旱区，春季风沙较多，具有降水量少而不匀、寒暑变化剧烈的显著特点。在具体的实践工程中，需要通过对建筑形体的组织与材料的选择提升建筑的保温和隔热性能，减少能源消耗，应对多风沙的气候环境。此外，内蒙古地区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包括草原、沙漠、丘陵、山地等，这对该地的生态系统、经济活动和文化传统都有重要影响。建筑师需要充分考虑场地的地形地貌特征，实现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第二个层次，由“外在”的日常实践建构起来的地方特质，具体指向一种与蒙地相对落后的经济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低技建造策略，包括在地材料与建造技术等方面的内容。蒙地建筑的低技术策略是当地建筑师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通过对可选择的建造材料、建造手段的创造性表达，形成与这一区域的气候、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并具有艺术价值的审美系统。这一人为建构的地方特质，不仅促成了新蒙地文化建筑形象的生成，同时通过对绿色生态和低碳节能的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实现了地方建造智慧的转换与突破。

事实上，“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观点没有根本上的矛盾和冲突。当我们剖开符号化的蒙古包几何形态，对其背后的生成逻辑进行解析，即会发现蒙古包的建造传统虽然包含了少数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既定特质”，但也与当时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方式存在着紧密关联。其本身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地域性建筑，是游牧民族在与寒冷的气候环境和相对落后的建造手段不断对抗、磨合、相适的过程中催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居住形式。之后，随着生活、生产模式的转变和建造技术的提升，蒙古包作为一种建造技术的使用价值逐渐衰弱，相应的符号价值逐渐增强，最终使其失去技术层面的意义，而转变为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美学形式。可以说，“融自然”与“低建造”是传统蒙地建造方式中固有的建造智慧，新蒙地建筑中面向现实的地域性本身也是“承传统”的表现形式。

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通常由于设计条件的差异，导向不同的设计触发动因，但这一过程不 是追求单一维度的最优解，而是场地、气候、功能、结构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多维平衡，达成技术理性与文化感性、时代精神与地方特质的融合。 [3] 本文基于设计团队在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筑实践项目的梳理，提取出“以地为因”和“以材为因”两个方向的多维平衡设计策略。

“以地为因”，是指以地形、地质为触发动因的多维平衡。“大地是人日常生活的‘舞台’”，其中地形与地质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方向感和认同感，“建筑师的工作可以视为对这一自然场所结构的揭示和补充说明”。 [4] 内蒙古地区有着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质环境，文化类建筑的设计过程时常以地形作为触发动因，融合气候、低技建造策略等多个维度的平衡，实现文化建筑的在地性表达。

在建于半沙化坡地中的内蒙古多伦京津蒙生态科普展示馆项目中，设计团队为了适应当地的 地形、地质条件，利用条形的台地和轻质的细钢柱分散屋面荷载，并在北侧用地运用现有石材砌筑一道挡土墙，起到固坡的作用（图1、图2）。同时，这一布局又兼具设计团队对功能和气候等多方面的考虑，是对当地多风沙和冬季严寒气候特征的回应。设计团队将这道挡土墙延伸至室内，使其成为建筑迎风面的承重墙体，并在入口处起到遮风、蓄热的作用。

在恩格贝科学博物馆的设计中，设计团队通过对当地气候条件与传统民居的解读，采用低密度的单元布局模式，使建筑的形态构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契合；进而在建筑迎风面设置厚重的墙体，通过双层墙的构造设计提升建筑的蓄热能力，增强建筑的抗风沙的效果，使整个建筑的形象自然地呈现出沙漠地区的在地特征（图3、图4）。

4 恩格贝科学博物馆空间局部

新近建成的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位于城市公园北端的一处深达6 m的天然凹地中。考虑到 建造的经济性，设计团队采用自埋覆的方式，将建筑的形体与地势的起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城市公园景观的延续（图5）。同时，设计团队采用将建筑体量嵌入基地的做法，有效减少了建筑的体形系数，降低了建筑的能源消耗。最终，这种消隐于大地的设计方式使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得以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区获得标志性与特殊性。

5 内蒙古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鸟瞰

“以材为因”是指以材料为触发动因的多维平衡。首先，在地材料的利用和研发，是建筑师为应对内蒙古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和建造技术而形成的应对策略，通过就地取材的方式提升建筑的经济性。 [5] 另外，由当地石材、矿产、工业废料集合而成的建筑材料，又蕴含着这一地区地形、地貌、气候等面向现实的地域信息。以材料为先导，融合气候、低技术建造等多维度平衡的设计策略，是当代蒙地文化类建筑重要的发展方向。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少数民族雕塑艺术工程研究中心项目中，设计团队采用了由工业废料压制而成的再生砌块砖这一材料。该材料不仅有助于实现该项目的快速建造，而且还降低了建筑造价。同时，设计团队利用砌块做成兼顾承重与维护双重功能的夹心复合墙体，在材料层间的空腔内灌入浆料，有效提升了外墙的保温性能和气密性。在结构方面，设计团队采用经济高效的装配式钢框架结构，该结构形式与粗犷的砌块材料有机结合，呈现出内外一致的连贯性与真实感（图6）。 [6]

6 内蒙古师范大学少数民族雕塑艺术工程研究中心室内空间

在内蒙古黄河渔类增殖站及展示中心的设计中，设计团队为了减轻建筑自重而采用多孔矸石 砖，利用双层墙体夹芯保温构造的做法提升材料的热工性能。建筑墙体砌体结构的开洞位置与形式，同时综合了结构力流的组织、材料耐久性与视线通透性等多方面的需求（图7）。在此基础上，设计团队增设预制卵石混凝土条形砌块作为拉结构件，增加结构整体的稳定性（图8）。材料、结构、气候多维度的平衡与适恰，使矸石砖获得真实的在地性表达。 [7]

8 内蒙古黄河渔类增殖站及展示中心院落空间

新蒙地的文化建筑不再通过刻意制造“新奇的感官体验”与“文化猎奇”式的视觉图像来塑 造标志性，而是以一种相对“平实”的方式，与当地的地理文化构成、日常的社会生产活动展开对话。通过面向现实的地域性表达，形成对当代内蒙古文化建筑的身份塑造。这一过程不仅成就了一种新的蒙地建筑特质和美学形象，同时还通过地方传统风土文化与当代性的结合，为蒙地建造智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