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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四年《东南水利总图》  

运河肇始自先秦

     

蜿蜒的东苕溪航道与笔直的高铁相交。（潘劲草摄）

湖州是浙江已知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近年来，在湖州安吉溪龙、上马坎等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表明，早在45.5万年以前，古人类已经在西苕溪流域繁衍生息，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形态带给先民的首要问题是：在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时代，如何改进低洼地的农作？地处南方的湖州自上古时期，与北方相比，一直有地势卑湿的缺陷，正如《尚书·禹贡》记载的“淮海惟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农业生产必须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大禹治水使“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防风氏因防洪抢险而延误会期被大禹误杀，这些治水故事都是历史事实的投影和演绎。《吴越春秋》卷九记载越国大夫文种出使吴国，对吴王示弱说，“越国湾下，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乏”，此虽文种所设计谋之言，但在当时确是很现实的问题。在中原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卑湿之地是不适宜居住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均直言“江南卑湿”，当贾谊被贬长沙时感慨“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

南宋刻本《尚书正义》书影

考古工作揭开了先民长期与低洼湿地改造斗争中得出的一种答案。2004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湖州东郊的毗山脚下马桥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发掘出一条人工开挖、宽度达15米以上，深3.8米的沟渠，这条“大沟”开启了在太湖南岸洳湿之地上疏干排水、垒塘开溇、围圩筑堤的先河。经检索查考，这条开挖的人工大沟，位于软流质淤泥中，不仅在中国的湿地排水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在世界水利史上也从未见诸报道，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考古人员和有关水利专家的研究，在毗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当时湖州先民的一项创举，就是发明了具有固壁、防塌、利渗、保土等四大功能的“竹木透水围篱”支护技术，以及采用了具有复式断面的双层梯形结构的渠形设计。这两项技术为软流质淤泥地区开沟成功解决了固壁支护和渠形设计的难题，也为世界湿地疏干排水技术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环太湖地区开凿江南运河遇到的难题，其实在4000年前的毗山大沟已经得到解决。

油菜花开毗山麓

《浙江省水利志·概述》指出，浙江省“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水利工程则为春秋吴越时期的胥塘、蠡塘和西湖（均在今长兴县）”。胥塘位于长兴“县南四十里伍子胥筑”，故名胥塘，约建于公元前480年前后，由胥仓桥进口至横塘全长3.9公里，现仍为西苕溪重要分流河道。蠡塘位于长兴县“西南三十五里”蠡（里）塘乡，相传为吴越争霸时，越国名相范蠡于前482-前476年所筑，由小溪口港口进水向北至罗高村附近入泗安塘，原宽80-100米。而西湖的挖掘为长兴长泗平原形成湖州最早大规模平原聚落奠定了基础，使得该区域成为湖州秦汉村落的先发之地。《太平寰宇记》卷九四记载：“西湖，在县西南五里，塘高一丈五尺，周回七十里。”《山墟名》云：“西湖一名吴城湖。昔吴王阖闾筑吴城，使百姓辇土于此，浸而为湖。阖闾弟夫概因而创之。”《大明一统志》中对湖州府长兴“西湖”一条记载如下：“西湖在长兴县西南五里，一名吴越湖，旧记吴王筑吴城，辇土于此，遂成湖，溉田至三千顷，后堙废。”嘉泰《吴兴志》载，西湖周围七十里，有水门二十四所，所谓水门，就是斗门、闸等古代综合排灌设施。另外，安吉北部丘陵岗地上的南北湖也应该是类似水利灌溉设施，安吉所谓的“北大荒”曾经是商周到秦汉的宜居之地，湖州最好的商周到秦汉的文物大多出土于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长兴横跨胥塘的胥仓桥

长兴虹星桥蠡塘港

两汉的水利工程依旧集中在长兴区域，西汉初刘贾（约公元前200年前后）在县南修筑荆塘；汉元始二年（2）皋伯通为御太湖水，在长兴东北修筑了太湖最早的障水堤坝——皋塘。东汉司隶校尉黄向在乌程西南山区的妙西开挖了黄浦，亦称黄檗涧。《吴兴记》称：“黄浦，春申君黄歇于吴墟西南立菰城县，青楼连延十里，后汉司隶校尉黄向于此筑版溉田。”郑肇经在《太湖水利技术史》分析认为，“太湖流域浅沼洼地的围垦，在春秋末期已逐渐出现。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努力，到汉末，初级形式的围田已经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太湖周围的广大田野，促进着以稻为主的水耨农业的发展”。两汉时期的长兴平原地区应该完全符合郑肇经的分析，是湖州平原聚落的先发地，建立在水利建设基础上，湖州先民的生活区域逐渐向水乡平原进军。

太湖流域地形图

六朝诸塘如棋布

     

湖州的开发在六朝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期。六朝时期南方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与北方并列对峙的格局。在很大的程度上，经济的发展与政权中心位置、统治者决策有莫大关系，秦汉时期，特别是秦和西汉的两个多世纪，长江流域和南方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反映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逆动性。自孙吴在江南建立政权后，晋室南渡，宋齐梁陈都定鼎建康，使南方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经济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因此，为巩固维持政权的存在、抗衡当时北方政权的入侵，为了最大限度地捍卫环太湖“基本经济区”利益，六朝统治者在经济政策上给予环太湖地区以特殊的倾斜。由于吴兴郡及其属县的设立和地域的划定，以东西苕溪流域为主的一个独立的地域单位应运而生，历经秦汉六朝对低洼平原的水利兴建和土地开发，人口逐渐向低湿地集聚，流域内资源整合也日渐紧密。南方政权高效经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经济，从而促进农工商业迅速发展，而扮演着基础设施的运河水利建设，自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比如为了彻底解决湖州东部低洼洪涝的出路问题，萧梁时期曾两次提出在吴兴往南开大渎排水入海的计划。

元 王蒙 《溪山无尽图》局部

古代乡村聚落地名往往包含聚落缘起时的地理环境信息，由于乡村聚落地名属于自然形成的低层次地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微小，很少像政区地名那样反复经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加工，所以能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稳定地延续，有时候村落名称因宗族主体的变化而更名，但自然环境信息则相对得以保留，因此乡村聚落地名在与其他文献相互参照的情况下，可作为追溯聚落发生史的较可靠资料。在湖州，表述不同水域的词汇极其丰富，嘉泰《吴兴志》就对湖州丰富多样的水域做了很细致分类，卷五中单列的就多达十五种，“河、渎、湖、潭、溪、涧、洲、浦、川、水、汇、湾、漾、泾、渚”。此外，还有塘、港、溇、浜、濠、荡、池……这些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赋予水的不同涵义，共同组成了湖州作为江南水乡丰富而隽永的概念。村落的命名往往与自然环境和村落的职能有关，湖州的水域之名常被用来命名村落，并保存至今，从一特定角度表现了湖州村落与水的密切关系，今天我们可以尝试从湖州传承有序的村落地名中寻找村落逐水而聚的选址特点和规律，而湖州境内运河水网发展对居民生活区域范围变迁的秘密，也藏在了逐水而聚的村落名称之中。

湖州最早村落选址集中在西南部的河谷阶地和坡麓坪地，符合古代《管子·度地》篇“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经验和思想。西部的山村都溯溪而聚，都有称为溪、涧、坑的水流穿越环绕，代表的村名如鹤鹿溪、青东涧、响水涧、杭坑、松坑、横坑，集中分布在长兴与安吉区域。东部平原地带诸多以“塘”为名的村落比如息塘、吴兴塘、新塘、叶家塘，则分明是人工运河建设的遗产。

金锁桥 双林镇运河边

缘水路而聚是逐水而聚的升级版，在古代运河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物资、信息交流的黄金水道，水乡地区因水而兴，交通性和商业性的水系成为村落组成的核心要素，“可耕”、“可灌”、“可汲”靠水利，交通、交易也靠水路。水乡水系发达，村落依水而成，除了用水方便外，更重要的是交通便捷。湖州平原的村镇都有穿村而过的水道，村落夹水而建，水道的形态决定了村落的空间发展脉络。村子位于周水环绕的高爽之地，很多市镇都津津乐道于过去的“九潭十八浜”，享水之便捷而少虞水患。荻塘边的南浔、凌波塘边的菱湖、吴兴塘边的双林，都经历了一个由村到草市再到市镇的发展过程。在东部平原，市镇在大运河边，自然村在连通运河的小河港和?浜里，形成网络状的群体乡村聚落格局。如果说六朝时期政府主导的水利建设，确定了从西部长兴和湖州城四周向南和向东发展的整体趋势，倘若要从运河建设这条线索上去思考南浔等江南水乡市政诞生的关键，则必然要仔细观察湖州段唐宋运河网络的形成。

又苕溪经湖州府城下，分流为运河，经府东七十里之浔溪，达于苏州府吴江县南四十里之莺脰湖，而与杭、嘉二郡之运河合。唐天授二年（691）敕钱塘、於潜、余杭、临安四县租税，皆取道于苕溪，公私便之。然今自余杭以上，涨涸不时，未可方舟而济矣。潘季驯曰：“浙西运河，大都发源于天目，盖以苕溪为之委输也。”

《读史方舆纪要》八十九卷 书影

唐朝初的江南运河网络有了新发展，就是东苕溪航道的正式开辟，由此正式形成了江南运河西线。也就在天授二年（691），武则天析武康东境17乡立德清县，初名武源。景云二年（711）改名临溪，天宝元年（742）又改名德清县。德清的立县与东苕溪航道的开辟密切相关。嘉靖《德清县志》记载：“馀不志：邑人戴德永等上言，武康东界一十七乡枕溪泽，通舟航，饶鱼稻桑麻竹茗之利，愿析置一县。从之，以县东有武承塘，置县曰武源。”以武承塘命县名，说明它不是一般的塘，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记载：“自杭州府安溪奉口流入县西南境，会武康县前溪之水，逶迤而北，经百寮、吴匡两山之间，至下兰山东，益折而东北，为苎溪漾。至县东北十八里，为武承塘。亦谓之石塘。南岸为东石塘，西岸为西石塘，逮接数里，入郡界。北至岘山漾，与北流水合，而为霅溪。”从这段话可知，武承塘是运河西线——东苕溪航道非常重要的一段，是东苕溪下游的主航道。正如宋陈深《送许希元尉德清》说的“苕水清且迅，苕民号难治”，武承塘处的河段水情复杂，西边有山溪激流汇入，因此更需要修筑牢固的石砌堤塘。清康熙《德清县志》载：“石塘，即古武承塘也，三都四都东西相对为石塘，袤延数里。近葛山坝，且中有潘家港一浚，以备旱涝。”说明石塘运河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水利灌溉功能，武承塘极有可能是武周时期东苕溪主要的运河水利建设工程。

德清新市运河古镇。谢尚国 摄

中唐时期开挖的陵波塘是对东苕溪航道的进一步完善优化，《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一载，“东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宝历中刺史崔玄亮开”。参考嘉泰《吴兴志》“湖趺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的记载，陵波塘起自和孚漾，往南一直延伸到菱湖镇南连接德清，“今府东南四十二里有菱湖，又有菱湖镇，即凌波之讹矣”。这一段河道比较直，人工痕迹明显，跟荻塘一样是从低洼湿地中开挖堆垒起来的水利工程。杭州到湖州的东苕溪航道在唐宋被称为余不溪，嘉泰《吴兴志》非常详细地记载它到湖州的行程：“经临安县，又经余杭县，又东至安溪，又东至奉口，经德清县，折而东北至苎溪漾、敢山、牛坟、戈亭，又后林村，又东北为菱湖，又东北至湖趺漾，经荻冈寺东，直北折而西为大湾，又西北会前溪水入岘山漾，入定安门至江子汇为霅溪。”这条湖杭通道作为运河正式开通唐初，但盛于南宋。

瑞雪兆丰年，德清乾元运河货船入画卷。小绍兴 摄

东苕溪是连接山溪河流与平原水网的主动脉，德清以下的苕溪水以一种迂缓的形态自由地流入嘉湖平原，天目山南麓所出的东部山溪水流，一部分经导流之后，在平原上经陵波塘迂回向北，沿线也出现众多的湖泊水域资源，可以供枯水季节的航运所需。东苕溪流经湖州低洼沼泽地区，水源充足，苏轼曾有“绕郭荷花一千顷，谁知六月下塘春”之名句，这条航道从太湖南岸至临安，起初并没有一条渠化的河道，也没有堰闸设备，当时应该只是对一些水面较宽的河港稍加疏通，施元之对这句诗所作的注言：“震泽以南，派太湖之水，乱苕霅二溪，以通舟揖，东尽吴兴，西尽余杭，名曰下塘。”施元之说明苏轼当时所描述的下塘即杭、湖间的一条通道，其水源引自苕霅溪流。而上塘运河行于高地之中，旱季水量不足，一些大吨位船只不能走这条路线。南宋的杭州成为宋王朝国都，大量物资运输、客商往来都要途经嘉湖平原，“杭城辐辏之地，下塘、官塘、中塘三处船双，及航船、鱼舟、钓艇等船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双泊于城北者夥矣。”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对京杭运河杭嘉段之上塘运河与下塘运河宋元时期的变迁过程做过精要的总结：“淳祐七年（1247）大旱，西湖涸竭，上塘运河断流，遂开渠引东苕溪水自余杭塘河灌西湖。又自德清县南奉口镇开河三十六里，引东溪水南至北新桥，漕船改行奉口河和下塘河，代替了上塘河经临平、长安堰至崇德的运道。到元至正时（1341-1368），由于钱塘江北岸继续淤涨，隔断江与运河，上塘河浅，遂大修这条河道，形成后代的运河河道，直到现代。”

画舸悠悠荻塘路

     

太湖南部江南运河水网示意图

荻塘是太湖流域开凿最早的运河之一，运河、横塘，官塘、东塘，北宋《太平寰宇记》引杨儡的《隋录》云：“其塘西引霅溪，东达平望官河，北入松江。”清光绪《乌程志》卷五说：“归安县南之横塘，乌程县东之东塘，震泽县西南之西塘，皆古之荻塘，分隶三县，在唐时并乌程地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说：“荻塘自府城东，至震泽县平望镇（莺脰湖）。凡袤一百二十五里，即运河之堤岸也。为西来诸水之障，且通往来。”荻塘在唐代屡坍屡修，最早一次重修是唐开元十一年（723）的乌程令严谋达；唐贞元八年（792）湖州刺史于頔再次组织民工大规模修筑，此次修治疏深河道，加高堤岸，两岸植树，上可驰马，更加巩固。于頔重筑荻塘后，“民颂其德，改名为頔塘”。广德（763-764）中刺史卢幼平，元和（806-820）中刺史孙储都对荻塘并加增修。据元稹的《唐故越州刺史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文铭》记载，薛戎“移刺湖州，其最患人者，荻塘河水潴淤，逼塞不能负舟，公濬之百余里”。在中唐广德至元和不到50年的时间里，荻塘重筑重修重浚就多达四次，从中可见其在当时的重要性。荻塘是太湖南岸一项规模庞大的古代水利工程，它与五代北宋形成的太湖溇港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水网，把东西苕溪下泄的湍急水流逐渐分流至大大小小的河港之中，既减轻旱涝之灾，又灌溉了浙北地区数万顷农田，有研究者将其比肩于郑国渠、都江堰。

1973年，荻塘升山段的拖轮船队。王友生 摄

据统计，唐代兴建的水利工程达253次，其中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就多达74次，占比34.2%。其中浙西37处，不少是灌田千顷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湖州有10处，在润常苏湖杭睦六州中占比27%，可见湖州唐代水利工程的规模。除荻塘外，在中唐湖州还兴建了大量集交通、灌溉、排涝于一体的水利工程，无一例外均是以塘命名之。唐朝诗人朱庆馀写有《吴兴新堤》：“春堤一望思无涯，树势还同水势斜。深映菰蒲三十里，晴分功利几千家。谋成既不劳人力，境远偏宜隔浪花。若与青山长作固，汀洲肯恨柳丝遮。”在荻塘南20里，以南朝时期就开始疏浚开挖的吴兴塘为基础，在东部平原的中间形成了一条与荻塘平行的南塘，称吴兴塘，亦称双林塘，这是湖州往双林乌镇方向东西向的运河，清初的《浙江通志》称“吴兴塘，在县东二十三里”，按距离计算，和孚漾西是它的起点，由此向东经过思溪，到达重兆，重兆至今仍有名唤“吴兴塘”的村落，再往东就是双林了。《浙江通志》接着说，“洪城塘、保稼塘、连云塘，俱在县东与吴兴塘相接，以上俱唐宝历中刺史崔元亮开，双林塘与洪城塘相接在县东南五十四里”。

远山逶迤，思溪村前的运河，依旧船来船往。

吴兴塘（双林塘）再往南30里，从余杭德清交界的塘栖往东北到平望，沿着杭嘉湖苏四地交界还斜穿着一条运河，统称为爛溪塘，亦称烂溪塘，《嘉兴市志》载，爛溪塘为五代吴越时开，因红叶烂漫而得名“烂溪塘”。爛溪塘在湖州归安县境内一段，历史上称为含山塘，在县东南九十里。爛溪塘同样具有行洪、排涝、供水、航运等功能。爛溪塘运河正好是嘉湖平原高地和低地的分界线，这条航道存在的历史应该非常久远了，运河沿线的湖州市镇新市、练市、乌镇等的历史要比菱湖、双林、南浔三大镇更为久远。当然这条运河也是运用原来的自然水系和湖漾。据淳祐《临安志》载：“（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镇江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河达于行都。淳祐七年夏大旱，城外运河干涸，吏部尚书安抚知临安府赵公懙新开河，奏照得临安府客旅船只经由下塘系有两路，一自东迁至北新桥，今已断流，米船不通；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间有积水，去处亦皆断续。”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即东苕溪航道，而自东迁至北新桥是斜穿嘉湖平原苏杭航道，是江苏到杭州航行距离最短的航道。元代诗人陈基有诗文题他在下塘道中五处地点分别是:谢村、塘西、东迁、南浔、荷叶浦。这条苏杭航道与爛溪塘从塘栖到练市是并流的，过练市后运河线路一分为二，爛溪塘往东到乌镇，白米塘往北到东迁，转进荻塘，两条线路在平望并流。爛溪在明代时嘉湖中沟通苏杭及之间最便捷的航线，许多皖、苏经太湖而来的船只，取道这条路线至杭州是最快的，明末学者陈仁锡说:“若以湖中间道而言，则自五龙桥不三十里，至吴江甚便；出鲇鱼口，至滩阙口，由莺脰湖循爛溪、乌镇，出崇德、长安，至杭州又甚便；出鲇鱼口，至震泽、南浔，由练市、寒山、新市，出塘栖至杭州，又甚便。”

双林三桥横跨双林塘，自东向西依次为万元桥、化成桥、万魁桥。王成 摄

嘉泰《吴兴志》这样对当时东部平原的水体进行分类:“今首敷叙以运河、漕渎，给郡计而供公上，次之其他，潭、汇、洲、浦、池塘在城者鳞附焉。”编纂者实际是以运河为纲，次级其他水体。湖州东部平原在唐宋已经形成了十分复杂的运河水网。东迁到练市的白米塘是南北连通东西向的荻塘和爛溪塘的支流。连云塘即练溪，练市傍练溪也傍爛溪塘（含山塘），《浙江通志》记载，连云塘在归安县东与吴兴塘相接，说明连云塘也是连接爛溪塘（含山塘）与吴兴塘（双林塘）的支流。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说道：“烂溪县（桐乡）北二十里……其西自青镇下湖州之浔溪，以达于震泽者，则谓之西溪。”此西溪应该就是现在的三长的息塘，南北走向的息塘也是连通乌镇的爛溪塘和南浔的荻塘的。清代的水利学家凌介禧于道光年间亲自踏勘编成《蕊珠仙馆水利集》一书（一名《东南水利略》），书中对太湖南部沼泽区中的运河水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揭示了太湖南部沼泽区中四通八达的运河水网：

这复杂的运河水网在唐宋时期已经基本定型了，尤其是由东苕溪、荻塘、南塘、爛溪塘等构成的主干骨架在晚唐就已经形成。

含山紧贴京杭运河，是东部平原唯一的小山，是杭嘉湖的蚕花圣地。沈勇强 摄

唐宋成型的湖州运河水系，还以湖州府城为中转，向西延伸，连通长兴、安吉，远抵广德。《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一载，“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杨汉公开，开而得蒲帆，因名”，嘉泰《吴兴志》载，“统记云：西接长兴县入大溪，长八十里，入茶山修贡行此”。这是在原青塘的基础上修建蒲帆塘，东起吴兴，西接长兴，折北经水口镇直通顾渚茶山。宋章敏德“挂帆一纵疾于鸟，长兴夜发吴兴晓”，走的就是这条水道。湖州西通四安（思安、泗安），毗连广德。嘉泰《吴兴志》载：“四安山溪，在县南四十三里，一名周渎，源出四安山过清泉乡又过维新乡经本山下会苕溪。”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思安塘府西南三十里。……由此登陆趋广德州，为往来之要道。《志》云：府由水路至金陵，八百有十里。由陆路出广德至金陵，四百八十里而近耳。”宋代张耒有《四安道中》，“地平弥望水，舟稳满帆风。黄叶新霜后，青山落照中”，宋代牟巘五也有《四安道中所见》。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详细写出从苏州到湖州，再到泗安的水路，苏州府沿京杭运河南下50里至吴江县，40里至平望，出平望沿荻塘西南行40里至震泽，10里至南浔，自南浔北20里出太湖，又20里至东、西二山，自南浔西行10里至东迁，20里至旧馆，30里至湖州府，出湖府城西行10里至杨家庄，10里至严家坟，由此南沿西苕溪去安吉梅溪，西北去长兴县城，由严家坟西行10里至思安塘即今泗安塘，沿泗安塘西行30里至红心桥，继续西行约56里至泗安，陆路25里至界牌，25里至广德州。这条四通八达的水路始于六朝，成型于唐宋，一直沿用至今。宋董嗣杲有诗《四安乘舟上安吉州》：

这里的安吉州是指南宋后期的湖州城。连通湖州安吉的湖梅航道利用的是西苕溪的自然河流，东汉末年，孙策在梅溪建立粮仓，南北朝时，梅溪已是远近闻名的竹木市场了，史载“陈高祖（陈霸先）为舟木在安吉梅溪之曲”。《湖州府志》记载：“五代后梁时梅溪乡领梅溪镇”，这说明梅溪镇在五代后梁前就已建置定名，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宋代已是商贾云集，人烟稠密的市镇，据嘉泰《吴兴志》记载的湖州地区六大镇湖梅航道沿线就有梅溪、和平两镇。西苕溪在梅溪之上汇集了诸多的支流，曲折蜿蜒不利于行船，从梅溪下行行船，经吴山、和平、凡常湖，又合长兴之南乌程之西众山之水至湖州城下那是非常便捷的。

空中俯瞰吴兴钱山漾遗址（左岸），曾出土过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家蚕丝织品。项飞 摄

明代的水利专家史鑑在他的《西村集》里将湖州的地势特点与太湖周边的其他州府都做了一番比较，总结湖州水系的特点，就是以运河联系西部苕溪水系与东部吴淞江，“湖州西连广德、宣州，南接杭州、严州，诸山诸溪之水道于湖州而入于苏，太湖东南之巨浸也，容汇停蓄过于江而达于松，以放之海，则夫官是职者，其可斯须而离此地哉。其地势之要害，非他州之可比也。”到唐宋时期，湖州运河水系基本定型，一是以东西苕溪为干流的自然河流水系，二是以塘路为主要形式的人工运河水系组成，运河的水源来源于东西苕溪。以湖州为中心，往东南有东苕溪（陵波塘、石塘）、荻塘、南塘（吴兴塘、双林塘）、爛溪塘（含山塘），把湖州东部的武康、德清、归安、乌程诸县联系成一个整体，而且顺畅地南达杭州、东抵苏州、嘉兴；往西南通过西苕溪、泗安塘、蒲帆塘（青塘）沟通长兴、安吉，远通宣城、金陵。宋室南渡，驻跸临安，湖州成为非常重要的行都辅郡，这些运河航道更成为长江以南十分重要的交通路线，从苏州沿太湖南岸经荻塘运河经湖州到杭州，宣、歙等地从长兴而下，过湖州到杭州都最为便捷。

京杭运河练市段。古渡舟 摄

湖州运河水网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客流量很大，自唐代起就留下了很多描写湖州运河的诗歌。南宋时期的官员、诗人和商人都选择湖州路线而不走杭嘉路线，因为这条路线的风光和景物比杭嘉段更美，行船也更加方便，不需要过堰闸。当时运河沿线有许多夜航船，“我家苕霅边，更更闻夜船，夜船声欺乃，肠断愁不眠”，《中吴纪闻》中也称“夜航船惟浙西有之”。“天目山南来之水，自临安余杭至郡南门，二百六十余里，又地多揪泊，故其势缓而流清。”东苕溪出临安经德清到湖州的水流古称为余不溪，明清称为龙溪，河流在平原上蜿蜒穿行，沿途漾荡密布，河身弯曲。苏轼知杭州时，曾奉转运使之命到湖州与知县孙觉研讨共措苕溪水利与修堤事宜，作诗一首：“天目山前绿浸裙，碧澜堂上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他曾沿古东苕溪而上到达湖州，一路并无险阻。范成大乾道八年十二月赴静江府任时，走的就是这条苏湖杭通道，他第一天从湖州城出发，第二日到德清县，中途在横山休息一夜。杨万里的《过霅川大溪》更以欣喜的心情描绘溪上曲行：

临水竹楼通市陌

     

乌程县溇港

展开地图，湖州东部平原的村落纷纷逐水路而聚。荻塘沿线，自西向东大的村镇有：八里店、升山、独市、晟舍、旧馆、骥村、谢村、范村、祜村、东迁、南浔……；东苕溪航道沿线，自南向北大的村镇有：雷甸、塘泾、乾元（德清县城）、东衡、干山、曲溪、钟管、钱家潭（泉溪）、南商林、菱湖镇、竹墩、荻港、和孚、潞村……；南塘沿线，自西向东大的村镇有：有和孚（南塘在此与东苕溪相衔接）、思溪、张村、重兆、雉头、双林、洪城、花林……；爛溪塘沿线，自西南向东北大的村镇有：塘栖、勾里、韶村、新市、含山、练市、洪塘、乌镇……；西苕溪沿线，自东向西大的村镇有：杨家庄、严家坟、塘口、胥仓桥、和平港口、吴山小溪口、和平、吴山、荆湾、徐村湾、梅溪……；四安塘沿线，自东向西大的村镇有：塘口、钮店桥、虹星桥、林城、天平、管埭、泗安……；蒲帆塘（青塘）沿线，自东向西转而向北大的村镇有：杨家庄、严家坟（蒲帆塘和西苕溪航道并流），吕山、雉城、白溪村、下箬里、霞城、后漾、后坟、水口……这些村落和市镇的发展历史至少可以清晰上溯到唐宋时期，是农耕时代的聚落遗产，很多具有运河商业文明的特质，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建筑风格和文化传统。

元 赵孟頫 《山水图卷》局部

随着唐宋运河的成型成网，低洼平原开始了大规模土地围垦，交通的便捷还带来了商机，真可谓人进得来，货出得去，随着交往的扩大和农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沿着运河塘路兴起了大批村落和市镇。两宋时期是湖州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功能的市镇的兴起阶段，时名“草市”。北宋诗人梅尧臣在湖州担任税监时曾有诗道：“临水竹楼通市陌，跨桥云屋接川湄。”描绘了当时市镇的繁荣景象。宋元之际的卫宗武在《过荻塘》写道：“烟火人村盛，川途客夜稠。荻塘三百里，禹甸几千畴。绵络庐相接，膏腴稼倍收。经从少至老，复此系扁舟。”

南浔运河边傍水人家起楼阁

到明清时期，以蚕桑为代表的多种经营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蚕桑之利，莫甚于湖，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湖丝不仅行销国内，还有一部分行销日本、南洋等地。嘉靖时，“湖丝百斤，值价百两者，至彼国（南洋各国）得价两倍。”运河水系沿线的湖州、南浔、菱湖、双林、新市等港埠市镇均为湖丝的重要集散市场，其中尤以南浔规模为大，清人温丰在《南浔丝市行》中，记述了当时“喧哗鼎沸晨至午”“一日贸易数万金”的盛况。

蚕桑丝绸生产的极大繁荣，带动了湖州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湖属各县县治所在地和南浔、双林、菱湖、善涟、新市、梅溪等手工业集镇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大镇。明代文学家茅坤记录道：“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不下中州郡、县之饶。”商品生产的种类和社会参与度极为广泛，商品生产与流通环节分工细密，雇佣劳力涉及农、工、商各个领域，使得湖州东部平原成为了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