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始建于秦代，位于广西兴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沟通了长江、珠江水系，将湘江源头与漓江源头相连，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灵渠的开凿，为秦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保证，对巩固国家统一，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各族人民往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朝疆域图

灵渠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长约30公里，宽约5米，由铧嘴、大小天平、陡门、南渠、北渠、秦堤等主要工程组成，与都江堰、郑国渠被誉为“秦代三个伟大水利工程”。

为了将湘江水导入灵渠，需建一道“前锐后钝”的分水堤。因其形似犁铧，故名“铧嘴”。“铧嘴”后接两条长堤：北堤稍长，称“大天平”；南堤稍短，称“小天平”。三者组建成人字形分水堤。“铧嘴”前端直指湘江上游，将水流一劈为二。三分南流，被“小天平”导入南渠；七分北流，被“大天平”导入北渠。南渠向西延伸汇入漓江，北渠向北延伸重回湘江。因此，灵渠包括南北两条水渠，各有分工，相辅相成。

灵渠分水坝卫星图

分水堤坝矮于两侧河岸。枯水期，湘江水被全部导入渠道；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为洪水毁坏。

灵渠小天平近景，汛期水流正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

灵渠渠道以浅、狭、曲、急为特点，汛期水流迅疾，枯水期水流稀少，为确保船只顺利通行，渠道内设置“陡门”，用以提高水位，集中比降，其功用与今天的水闸无异。因此，灵渠“陡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闸建筑。“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

灵渠星桥陡

灵渠的建成，完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业，扩大了中国版图，促进了中原和岭南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的融合。时至今日，仍在航运、灌溉、旅游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灵渠首先是一项军事交通工程，是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而创建。秦代以前，岭南地区为“徼外之地”，一直未纳入中国版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动了征服岭南的战争。为解决秦军后勤补给问题，秦始皇“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通过开凿灵渠，秦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后勤和兵员补给，最终于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岭南地区。灵渠的开凿，在成就秦帝国统一大业的同时，也大幅拓展了中国的陆海疆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画像

灵渠连通了整个中国的水运网，是连接中原和岭南的重要商贸通道，成为了南北往来的交通大动脉，亦即古代的“水上高速公路”。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岭南地区的货船经漓江、灵渠、湘江、长江、大运河可直达长安城。明崇祯十年（1637年），据徐霞客《粤西日记》中记载，他途经灵渠时见到“巨舫鳞次”的繁忙景象。

唐代岭南经灵渠前往长安的水路示意图

《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时，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据《广西通志》记载，唐初曾在灵渠南侧筑城设临源县，城址即在今兴安县城。因人口的增多，县城周边的土地被大量开垦，灵渠的灌溉作用逐渐凸显。为此，灵渠上建有堰坝和涵洞，堰坝作用与陡门相似，用以抬高水位，便于水车取水灌田。至宋代“渠水绕迤兴安县，民田赖之”（语出周去非《岭外代答·灵渠》），清代“近渠之田，资灌溉者不下数百顷”（鄂尔泰《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

灵渠两岸广袤的农田

古往今来，有不计其数的文臣武将、文人士子途经灵渠进入岭南，包括汉代马援，唐代李靖、张九龄、柳宗元、李商隐、李渤，宋代范成大、黄庭坚、张孝祥、刘克庄，明代严嵩、解缙、严震直、徐霞客，清代鄂尔泰、陈元龙、阮元、袁枚等，他们或留下历史功绩，或留下诗词文章，丰富了岭南的文化底蕴。除此之外，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也通过灵渠逐渐传入岭南，包括农业、手工业技术、建筑、饮食等文化，民间文艺如桂剧、彩调、马仔调、贺郎歌等，以及中原汉族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

灵渠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连接中原腹地的重要一环。当时，合浦有一条通向长安的水陆联运通道：水路从广西合浦南流江—北流江—浔江—西江—桂江—漓江—灵渠—湘江—长江—汉江—汉中—褒水，经陆路至秦岭—咸阳(长安)，而灵渠就是这条水陆联运通道的重要咽喉。可见，灵渠的修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为促进国际交流，为今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打下弥足珍贵的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