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了对得克萨斯州的探访后，我对人类将河流当作政治边界这一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这些地方所发现的河流功用，和古代水利社会完全不同。古代社会是用河流来凝聚人力，而不是分裂他们，是为了巩固权力，而不是切割势力。 而如今，打开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很多国家都利用河流或是其流域来划定其领土边界。

美国以加固了的格兰德河和科罗拉多河作为与墨西哥的分界线，也在领土北端照搬此法，以一系列水域划分美加边境，包括雷尼河、皮金河、圣玛丽斯河、圣克莱尔河、底特律河、尼亚加拉河、圣劳伦斯河、圣约翰河和圣克鲁瓦河。在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之前，这些河流基本上都是无人驻守的，普通人可以在夏天乘船穿过河流，或是在冬天从冰面上步行、驾车经过。而如今，在高塔上架设的红外线摄像机监控着圣克莱尔河和尼亚加拉河——这两条河将美国密歇根州和纽约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分隔开来。在冬日，走私者和边境探员驾着雪地摩托，沿着圣劳伦斯河结了冰的高速路不断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1500英里的范围内，黑龙江与其支流额尔古纳河和乌苏里江划出了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界。鸭绿江则分隔了中国和朝鲜两国，两岸的发展水平对比格外鲜明。德国是以莱茵河、多瑙河、因河、尼斯河和奥得河作为边界。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则由巴拉那河所分隔。划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是杜罗河，而隔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界河则是特威德河。若再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在每个国家境内，河流和其流域也被用来划分省份、州、县和城镇。

令我惊讶的是，河流经常被作为政治边界使用，却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定量研究。于是我让萨拉·波佩尔卡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萨拉还是一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专业就读的本科生，她极具天分。我们之后会在第八章中提到，由于新型卫星和地理空间数据集的广泛使用，开展全球范围的“大数据”分析越来越容易了。通过将政治版图边界和人口密度数据与由卫星遥感获取的高清河流地图相融合，我们搭建起了一个描绘政治河流边界的地理空间数据库，即“全球国境内的河流分界”，简称“GSRB”。

这个数据库能够精确地辨识和绘制由大河在国境内和国家之间设定的政治边界。我们从中得知，至少有5.8万千米长的(即23%的)内陆国家边界，18.8万千米的(即17%的)内陆州/省的边界，44.2万千米的(即12%的)内陆县/地方边界，是由大河构成的。而如果将所有含有大河的管辖区都囊括在内，那么河流作为上述三类边界的比例，还会相应上升至25%、20%和22%。在南美，几乎有一半国境边界是由河流划分的。在全球范围内，以河流作为政治边界的地方，包括219对国家、2267对州/省份、13674对县/地方区划。这些看似庞大的数字仍然低估了河流在划定政治范围上所发挥的作用，因为我们在研究中没算小河，也没算河流的流域。 简而言之，我们的研究量化了河流在分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们塑造了我们所居住的地区，也决定了我们的邻居是谁。

在很早之前，人们就很喜欢把河流和它们的流域当作界定政治疆域的标尺。统治者和帝国经常用这些自然特征划定领土、商议边界，这样既方便又明显。在中世纪，法国曾以索恩河、罗讷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作为领土的分界线。正如第一章所述，法国的探险家拉萨尔曾未经任何绘制和测量工作便以密西西比河的流域边界——无论它所划定的实际范围有多大——在一大片未经探索的领土上宣示主权。他完全不知道当时划出的区域囊括了1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大约占到如今美国领土面积的40%。在拉萨尔之后的几百年间，这片土地几易其主，又被细分，但一直沿用了拉萨尔当时用以宣示主权的地理特征。

当时参与美国领土谈判的官员，也把密西西比河作为与英国协商领土的领土目标，因为它方便阐释，也容易理解，以此为独立战争画上了句号。20年后，时任美国总统杰斐逊和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也是用这条河以及拉萨尔划定的流域边界的西部，来协商路易斯安那购地一事。对年轻的美国来说，这次购地是未经流血而取得的胜利，后来它被证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桩土地收购案。

在地理测绘技术未成熟的时期，对不了解情况的外国殖民者来说，河流和其流域边界就是天然的绘图器，方便他们划定和交易疆域。河流的优势在于，它们在视觉上很明显，持续不断，也有很长的流域。土地测量既耗时又费钱，而河流是免费的，而且已经天然存在了。它们为军事占领和条约协商提供了清晰、客观的目标，而且除了这些土地产权上的便利，河流自身也为人类提供了进行探索和贸易的途径，它们还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位于低洼地的木材、肥沃的土壤、丰富的鱼类，甚至少量的金子。在军事意义上，河流是向远处运输人力和货物补给的便捷方式，而且为敌人的进攻制造了障碍。 以上种种原因，包括划定领土目标、可通行、具有自然资本和军事力量，解释了在测绘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从远方而来的殖民势力为何必然会将河流作为探索疆域、谋划军事、划定边界的首选自然特征。

美国成立初期的领土扩张表明，在地图出现之前，河流和其流域常被当作政治意义上的领土边界。自《1763年公告》开始——此宣言将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向东流淌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上游水域之间的地形分水岭，作为划定泰德沃特殖民地的边界，一系列领土协商将密西西比河或它的分支当作参照的边界，包括终结了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以及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俄勒冈条约》。其他河流则在得克萨斯州的兼并，与美国许多个州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相当大的一块领土的创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至19世纪，河流和其流域为拓展美国疆域和政治势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要是美国的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没有在1845年吞并得克萨斯，入侵墨西哥，发起一边倒的战争的话，那么今日美墨两国的边界就是得克萨斯的纽埃西斯河，而不是格兰德河；美国的门户城市就是科珀斯克里斯蒂，而不是埃尔帕索。吞并得克萨斯后，波尔克把美国军队推至纽埃西斯河以南，也就是原本墨西哥北部与得克萨斯的边界，挑起了美墨战争。

这场战争使刚独立不久的墨西哥丧失了5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其一半的领土。在1848年签订的、标志着美墨战争结束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墨西哥失去了格兰德河上游西部的所有土地，也就是如今组成了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怀俄明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部分甚至全部地域。得克萨斯州的南部边界，一下子从纽埃西斯河跃进至格兰德河。要不是美国趁着1853年至1854年间发起的加兹登购地事件，从墨西哥手里购入了29670平方英里的土地，如今亚利桑那州南边的国际边界就可能沿着菲尼克斯南边的希拉河而定，呈现出曲曲折折的形态。在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读研究生之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供职的韦斯利·J.雷瑟博士，透彻地分析过为何物理空间和社会现有的状况会影响政治疆域的划定。他的博士论文之后以《黑皮书：伍德罗·威尔逊的秘密和平计划》为名出版，其中提到美国的一些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在一战期间秘密会晤，而这些人的构成是鲜为人知的。这群人是由当时的总统威尔逊所召集的，负责制订一个总体规划，以重新划定世界的政治版图。于是他们筹备了名为《黑皮书》的绝密文件，内含地图和规划，威尔逊带着该文件参加了终结战争的巴黎和会。这些规划囊括了河流和其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也考量了与其相关的语言、民族和政治因素。

威尔逊当时在《凡尔赛和约》中的首要诉求之一，就是争取控制关键的河流。《黑皮书》曾建议，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水源并入单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即如今的伊拉克)，但这一点并未在协商中得到承认。不过，它的其他提议则被顺利通过。当时被提议的很多边界都将河流作为考量的因素之一，有时还会故意将河流的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欣赏的国家手中。例如，美国主张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即今日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在布拉迪斯拉发拥有多瑙河的通行权。一个有争议的提议是，主张波兰建立一个“通海走廊”，沿着维斯瓦河一直延伸到德国的港口城市但泽，也就是如今波兰的格但斯克。尽管这个城市90%的人口都是德国后裔，而且走廊会把德国一分为二，这个提议最终还是成功通过了。多年之后，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将波兰的领土向西拓展到了奥得河和尼斯河。 总而言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定的河流或其流域分界线曾协助划定欧洲和中东的政治地理版图。 这些战争合约以及历史上很多的侵占与协定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它们影响了如今内陆领土将近四分之一的政治划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