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一策”大气污染成因分析的几点思考

本人2015年以来一直在从事面向管理的大气污染成因分析，时代在变，问题在变，方法也在变。因此总结经验，面向未来，如何在“一市一策”的实际管理工作中发挥成因分析的重要作用还是值得探论一下的。

一、历史回顾

1、大气污染来源问题 

2010年以后受舆情影响，特别是2012年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发布后，中东部地区严重的大气污染形势受到公众和政府的普遍关注。当时，科学圈对污染来源众说纷纭，为此，2014年以后全国主要地级以上城市均开展了基于受体的颗粒物来源解析，基本明确了燃煤、扬尘、机动车、工业和二次颗粒物五大污染来源及贡献比例。但是，这一结果因过于简单，远远不能满足要明确到具体源的管理需求。

2、大气污染谁影响谁的问题

受空气质量排名与考核压力的影响，各城市继源解析之后，着力开展了污染传输影响、传输通道和传输贡献的研究，逐步明确了传输是影响本地空气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然而，从国家到地方也逐步认识到外来传输固然重要，但从改善空气质量的角度，核心问题却是本地污染源如何控制的问题。

3、气象条件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问题

面对本地排放的污染问题，各城市发现相同的污染源在不同的气象条件下，污染水平会有明显差，试图通过干预气象条件（如湿度，城市扩散条件）或顺应气象条件（依气象条件开展针对性应对）改善排名。研究逐渐形成共识，即“小风无风，高湿静稳，边界层低，山前堆积”等不利气象条件是污染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逐步意识到，气象条件并非人为可控制的因素。

4、顺应气象条件开展重污染应急的问题

不同的气象条件下，排放对环境影响有显著差异。各城市纷纷加强重污染期间预警应急，通过对企业开展“绩效分级”减少重污染期间全社会排放量，以实现重污染“削峰降频”并取得成效。研究表明提前预警和减排可以实现污染削峰5%～15%。这一工作的需求也推动了空气质量预报的可靠性从3～7天，延长到了14天以上。随着近年来重污染天气的明显减少，单纯的重污染应急不能根本改善空气质量，急需作精，作准，作实常态化的全社会减排量。

5、污染源的动态监控问题

随着大气污染成因分析向可控性问题（源排放）转变，逐步认识到“减排才是硬道理”，各城市加强了网格化站点、组分站、走航监管、用电数据监管，在线排放数据监管、高空摄像头，交通流监控、门禁监控、遥感监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把成因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基于大数据分析下的重点源、关键源、异常源的监管问题，把全社会减排做精，做准，做实。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

1、在数据分析方面

当前天地空一体的监测体系逐渐建立，气象、在线排放监测、交通流、企业用电、走航、卫星遥感等新兴数据层出不穷，我们已进入环境大数据时代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任何一种数据都不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表象之一，一个事物可以有无穷的表象。这需要我们对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映证，以得出综合而统一的结论。但现在各城市的数据平台多以数据展示为主，缺少不同问题识别的指标和指标体系，判断标准，调控的技术路线。结果是数据越多，矛盾越多，观点越多，问题越复杂。我们不仅需要数据（体检），还需要数据的指标及范围（体检表），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医生（综合研判），这也是一个对大数据信息的降维化过程。

2、在成因分析目标方面

在城市开展成因分析（我们这里主要谈面对管理需求的成因分析）应强调可控性，即时性和异常事件分析。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固然重要（它是我们一切决策的基本约束条件），但前述历史经验也表明，管理者最需要的还是可控性措施。常态化的问题，比如三大结构调整，来源解析，传输影响等应立足常态工作有计划地去解决，“一市一策”驻点工作的成因分析应立足即时性问题的发现与处置。由此也就引出成因分析应立足于异常事件的分析与处置。一些城市注重浓度和达标分析，其实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气象与基础排放决定的。异常事件的分析则应立足于特征分析，找出那些可监管的异常污染源并进行处置。

3、在污染会商方面

攻关会商经验表明，会商一般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科学会商；二是决策会商。任何具体数据的分析应作为会商的后台，而不是会商的过程。科学会商重点应在统一科学认识和判断，得出有限对策；管理会商则应重在措施的行政、经济、社会的可行性判断方向，科学会商的专家组长应参加决策会商。但现实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情况：科学会商揣摩管理层意图；决策会商会上描述数据变化；管理者参与对数据分析的指导；决策会商融合或代替科学会商；最终由于会商时间冗长，效率低下，科学性不足等问题而失败或流于形式。

三、结论和建议
1、“一市一策”工作中的成因分析从历史上看，是一个从重视科学性认识向重视实践可操作性发展的过程；
2、在环境大数据下，急需开展针对问题的数据指标化研究，实现数据降维，避免成因分析流于数据展示；
3、在成因分析的目标上，应强调可控性、即时性和异常事件分析；
4、分层次开展污染会商，既提高会商的科学性，又提高会商的可操作性，同时可大大提高会商效率。